新国学网:台北故宫《祭侄文稿》将赴日展出_故宫--台湾-王羲之-颜真卿

编辑:段维佳 来源:中国美术报
 
  日前,东京国立博物馆官网发布了新的展览信息:将于2019年1月16日在该馆举办“顔真

  日前,东京国立博物馆官网发布了新的展览信息:将于2019年1月16日在该馆举办“顔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别展。届时,台北故宫珍藏的颜真卿传世名品——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也将亮相。

  颜真卿无疑是王羲之之后,又一位划时代的书法大家。清代王澍在《论书剩语》中讲到:“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兰亭》,鲁公《三稿》,天真烂然,莫可名貌。”鲁公就是指颜真卿,《三稿》则是指颜真卿的三件手稿:《祭伯父帖》《争座位帖》和《祭侄文稿》。

  

  东晋隋唐时期,中国书法正逐步走向规范化,书法家辈出,并留下了诸多名帖。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官网中有这样一段话:“延续王羲之活跃的东晋时代,初唐三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共同完成了楷书典范的塑造,而颜真卿又在继承三大家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书体——‘颜体’。这种书体,具有与王羲之和初唐三大家不同的美学形态,对后世影响深远。”

  但凡练习过毛笔字的人,一定都是从颜真卿的诸多楷书名帖中入手的,其严谨的法度,无疑给每位初学书法的人,都留下了“唐人尚法”的印象。

  但颜真卿最著名、也最为后世称颂的作品,却是那篇充满涂改的凌乱草稿——《祭侄文稿》,全篇行书、草书毕见,在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序》已不存于世的情况下,这幅作品可称天下行书之最。

  

颜真卿 《祭侄文稿》 台北故宫藏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起兵变,史称“安史之乱”,这场历时七年之久的叛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这一年,颜真卿五十岁。

  安禄山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在大唐江山摇摇欲坠之时,势单力薄的颜真卿却固守平原(山东陵县),他的堂兄颜杲卿则出任常山郡太守,颜氏一门共同坚守在战火的第一线。颜杲卿孤城被围,成为俘虏,但仍不肯投降,安禄山遂以其第三子颜季明为威胁,最终,颜杲卿和颜季明双双罹难。

  那一战,“颜氏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人,其状惨绝人寰”。

  安史之乱后的一天,颜真卿收到一个木匣,里面是侄子颜季明的头颅,颜真卿顿觉大刀砍下的是自己的头颅,悲痛之余,亲自为侄子写下祭文,这便是《祭侄文稿》,“贼臣不救,孤城围困,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这反复删改涂抹的一句话,是颜真卿最悲愤与痛苦的表达。

  二十五年后,年近八旬的颜真卿,被宰相派去叛乱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营中宣布诏书。面对李希烈,他依然是那位忠烈之士,毫不退缩与动摇,终被杀害。

  颜氏一门忠烈,他们的故事、精神与气节都留存于笔墨之间,就像黄庭坚所说:“鲁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动人。”颜真卿的书法,正是颜真卿这种烈士型个性的彰显,正所谓“字如其人”。

  细观《祭侄文稿》,可见全篇皆用一管秃笔写就,墨色浓枯变化,但又气韵连贯,笔调圆浑厚重,真情流露。台北故宫专家王耀庭写道:“一见如瞻仰盛德君子于眼前,油然生起敬意。”天下第二行书的评价,应该也是基于这种书法水平与创作心境的自然流露。

  如此珍贵的法书作品,最近一次亮相,还要追溯至十年前台北故宫的“晋唐书法展”,而此帖从1997年在美国展出后算起,这次即将到来的赴日之旅,是二十多年来这件国宝第一次离开台湾。展览信息一经发布,在网络上即引发了激烈讨论,民族主义鼓舞下的民众群情激奋,再结合近来关于台北故宫的新闻,不禁让人感到既遗憾又伤心。

  7月16日,台北故宫新任院长陈其南正式上任,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公然宣称:“其上任后的重要任务是让故宫典藏文物和台湾文化产生连结,让故宫成为‘台湾人的故宫’。”他认为台北故宫一直不被认为是“台湾的故宫”,而是“北京的故宫”,台北故宫的内在连结不在台湾,因此不管怎样经营,都会成为北京故宫的“飞地”。他希望台北故宫能够“去中国化”,让它的内在连结回到台湾。

  每当台湾行政改组,这样“不和谐”的言论与行为总会发生。比如2007年1月,台湾当局行政机构就通过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修正案》,将其中的宝物来自“北平故宫”与“中央博物院”等字删除。此外还将条文中“加强对中国古代文物艺术品之征集、研究、阐扬”,修正为“加强对国内外文物及艺术品的征集、研究、阐扬”。

  追溯当年蒋介石将北京故宫的大批精品文物运往台湾,其实更多的是基于法统上的考虑,这些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积淀的代表,更成为“一个中国”的信念支撑与道统象征。如今,“去中国化”的言论不仅违背了法统,更有悖于“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两岸关系最为和缓的年份里,双方都希望能进行文物与展览的双向交流,但最终实现的却都只是大陆单方面的文物输送:2009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展37件文物,参与了台北故宫当年的“雍正大展”;2010年10月,浙江省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合办“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浙博的《富春山居图》(剩山卷)赴台展出,而浙博希望台方能够同意“愿意在适当的时候,促成本院所藏《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到大陆展出”,却一直未能等到回复。

台北故宫

  台湾“苛刻”的文物借展条件,似乎是政治局势之外,台湾文物赴大陆展出的又一困难所在。首先,借展文物的单位,应称作“国立故宫博物院”;其次要通过司法免扣押法案。

  两岸故宫在2009年的破冰之旅,以及进行的一系列交往与合作中,均以“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互称,“国立故宫博物院”根本不为大陆所接受。

  再者,国家文物局早已发表声明,回大陆展览的文物不涉及所有权和保管地点的问题,我国追讨的流失文物包括八国联军掠夺的或非法走私的文物,台北故宫的文物并不属于此列,而台湾方面的这条司法免扣押法案则多少有些“做贼心虚”之意。

  

东京国立博物馆

  两岸故宫的文物均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积淀的见证与精华,本不应该背负政治包袱,不该为政治所累。当年文物的迁移,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最深层的意图,还是一个中国的祈愿。而今台北故宫的行为与它本身的使命与初心均渐行渐远。

  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食粮,台北故宫也确实举办和参与了众多海外大展,为中华优秀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然而,如今越发复杂的国际局势,与某些毫无意义的政治偏见,都令两岸间文物的交流成为奢望,也使得大陆对于台湾文物借展日本,生出了很多略显偏激的意见。

 

居中抱小孩者为庄严先生

  当年,护送文物南迁与来台的庄严先生,在内心深处曾有两大遗憾,一是未能促成三希堂法帖,即《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与《伯远帖》的聚首;二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来到台湾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历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永恒故乡。

  先生殊不知,他当年的遗憾,如今,仍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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