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下旬,我写了一篇题为“当代艺术之后”的文章。回过头去仔细看自己写的文章,尽管那篇文章显得非常的“宏大叙事”,思考得也不是很深入,但是那果断的、极为激情澎湃的一系列言论、观点让现在的自己颇感震惊。那篇文章是在强烈的情感驱使下撰写的,难免有些观点欠妥(显得偏激、不客观),但是其碰触到了很多关键的艺术问题,很少有言论、观点需要再作修改。这里我就那篇文章中涉及的关于传统的问题再作讨论。
“……既然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延续四十年以来的创造思路是没有任何出路的,那么接下来只有一条出路:当下年轻艺术家应把创造的目光重新移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将目光重新移向传统,或许会有新的发现。这种‘可能性’是今天的乃至明天的艺术家或发生的艺术活动所直面的东西。倘若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即刻被检验,但他至少在策略上是合乎逻辑的。‘将目光重新朝向传统’,这是当代艺术之后的唯一出路,甚至‘这条出路’也不是纯然的理论设想,因为人们可以看到部分颇具智慧的中国艺术家一直坚守着这条出路,部分艺术家对水墨地坚守显然已经取得了巍然的成就,只是中国的很多理论家忽略了他们而已,不忽略水墨的理论家也只是致力于策略对抗而已。流于‘策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理论家的解释系统有问题,运用古典美学理论阐释富有全新意义的水墨艺术的行为显得‘驴唇不对马嘴’,所以值得强调的恰好是真正有意义的、有突破的新的审美范畴与阐释系统地确立”,这是《当代艺术之后》一文中的言论、观点。2008年有这种想法是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刺激。当时正值全球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一系列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天价作品频频流拍。
在写《当代艺术之后》之前我还写了《资本何尝霸权?》(2008年7月14日)、《当代艺术遭遇金融危机——再谈“艺术与资本”问题》(2008年11月10日)等文章,我在一系列的文章中一致表达了对“资本已经霸权”、“没有资本就不会有艺术”等言论的怀疑,也对其做了批判和反思。“资本拯救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言论荒谬透顶,我对此坚信不疑。
自我批判地看,我在《当代艺术之后》一文中提出“将目光重新朝向传统”是基于一个极为片面的判断——“四十年的所谓现当代艺术事实上就是一部‘后殖民艺术历史’”。包括我在2009年12月份策划小展览——《非——架上艺术展》时也强调了这一片面的观点。我在展览的主题阐释文章——《艺术家、艺术的主体性与新架上艺术》中这样写道:“我曾在2008年11月份所写的《当代艺术之后》一文中提出,当下的中国艺术家应该将目光重新移向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我认为,只有将目光重新移向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我们的艺术才有‘新的可能性’——建构起自身文化、艺术的主体性的可能性,这种‘新的可能性’是今天的乃至明天的艺术家或发生的艺术活动所直面的东西。在我看来,将目光重新移向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是我们的艺术在当代艺术之后的唯一出路。”我当时还将张翊的绘画作为这一趋势的典型案例(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当下流行的用油彩等材料翻画“传统国画”的作品可以与张翊的绘画同日而语)。我没有预料到,“回归传统”的论调在两年之后蔚然成风。我不知道“回归传统”当代艺术风潮的“操作者”吕澎等人有没有读过《当代艺术之后》一文,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回归传统”这一策略没有任何原创性。说实话,即便我不修正自己“将目光重新朝向传统”这一观点,那么我也不会自以为是地觉得这一观点有什么原创性。因为类似的言论在近几年大为流行的“国学”中早已司空见惯,一点也不新鲜。
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下提出“将目光重新朝向传统”、“将目光重新移向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观点的意图。我提出“将目光重新朝向传统”、“将目光重新移向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因为我当时认为作为“新青年”,我们对“过去”所知甚少。我也曾狭隘的将“过去”等同于“中国古代”,将“传统”等同于“古代传统”,比如在写《当代艺术之后》一文时便是如此。但是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我便意识到将“传统”等同于“古代传统”过于狭隘。过去应该是“这一刻”之前的所有事物,不分古今,也不分东西。“传统”自然是“过去之物”,但“过去之物”并不等于“传统”。“传统”指向那些具有持久性的,一直延续下来的好的、有价值的、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创造。“传统”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以一个民族为例,一个民族的传统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其承载着数代人(主要指那些有担当的人)的艰苦奋斗,包括流血牺牲、挫折失败等等。我认为我们要对人类(包括所有民族)的优秀传统有所了解,这只是一个期待,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只能接近而永远不能达到。即是说,“将目光重新朝向传统”、“将目光重新移向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更多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达不达到”的问题。所以,我所言的“将目光重新朝向传统”、“将目光重新移向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不等于“回归传统”。“将目光重新朝向传统”、“将目光重新移向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强调“认识传统”(这种“认识”包括分析、梳理、反思、批判、去粗取精等等),至于“继承传统”、“回归传统”不并不重要。“继承”当然最好(充分认识“传统”之后有所选择的继承当然很好),“回归”则大谬不然。我始终认为“认识”是必须的——其牵扯到当代人的“学术水平”(尤其是研究历史的水平),“继承”是个人选择的事情——想(主张)继承可以,不想(不主张)继承也可以,取决于个人创造的需要,“回归”亦然。所以,“回归传统”没有什么根据,其只不过是一群“老人”黔驴技穷的表现。
“回归传统”并不是必要的,“将目光重新朝向传统”、“将目光重新移向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才是必要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永远也回不到那个所谓的“传统”,我们只能从“传统”中照映出时代。再说,“回归”也违背“运动”这一自然律。真要“回归”,那也不是“回归传统”,而是“回归民间”、“回归真善美”、“回归个人创造”等等。我非常赞成李泽厚的看法:“寻根是回到民间,到民间去寻根,走向民间,不是到孔孟那里去寻根。”[1]
[1] 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第5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于黄桷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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