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陈振濂谈王蒙·葛岭·余杭“黄鹤山”(上)_《葛稚川移居图》-题款-罗浮山-篆书

编辑:王璐 来源:杭州日报 
 
​王蒙葛稚川移居图山水画史上的“元四家”,是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位巨匠。黄公望的知名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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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葛稚川移居图

山水画史上的“元四家”,是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位巨匠。黄公望的知名度最高,因为他有一卷《富春山居图》。关于《富春山居图》的传奇故事,是一个难以尽然言说的曲折情节;又在近年以分藏台北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的同一卷二段合展,象征两岸的文化融合,在专业书画收藏鉴定圈以外的文化层面上,更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其间故事,自然是一个无穷尽的综合话题。但流传叙事既广,话题又熟,在我们而言,只能暂时略去而不加赘词了。

王蒙为何画《葛稚川移居图》?

王蒙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他是元四家中的第二位,作为大师,自然有足够的含金量。更重要的是,他与浙江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在过去,对于他的杭州葛岭和余杭临平的背景,史料却是涉及不多并且也不太为人关注。比如,王蒙是浙江吴兴(湖州)人,这是常识。湖州紧挨着杭州,这算是一个杭州“远亲”之说法。但大多数人都是把王蒙出生湖州与同为湖州的赵孟頫、管道昇、赵雍等关联起来,王蒙与赵孟頫、管道昇是外孙与外祖父外祖母的亲戚关系。对一个名画家而言,有这样的祖上三代直系亲缘关系,上挂名门之后所谓“根红苗正”的正牌传承,与其他同时代的画家相比,王蒙的优势自不待言。

王蒙传世有《葛稚川移居图》,绢本设色,今藏故宫博物院。其主题是描绘晋时道教代表人物葛洪,携家移居南粤广东罗浮山修道升仙的历史故事。葛洪号抱朴子,出身道教世家,自从祖父葛玄一代开始,即精通炼丹术和修道,葛洪原住杭州,听说广东南方有交趾,盛产丹砂,丹砂是炼丹用的主要原料,于是要求去广东当句漏令,转而进入罗浮山隐居修道。

葛洪在杭州的炼丹地点,正是在今北山路葛岭,这曾经是70一80年代西泠印社文物库房所在地。我在那里待过两个月,对周边路途的一草一木十分熟悉。葛岭有一处炼丹台,传说即为葛洪起居出入处。沿阶而上,左湖右樟,石栏平台上苔藓茸茂、树林荫翳;若论湖边景致,不逊于西泠孤山四照阁的平眺湖面襟抱悠远。葛洪是否是从杭州葛岭携妻女童子直接出发赴南粤罗浮山与交趾寻找丹砂?目前查无实据,但王蒙在画《葛稚川移居图》之时,他并没有其他的住游记录,因此,完全有可能王蒙是在杭州葛岭一带游历,得知道士葛洪在山上留有炼丹台,看到一草一木,浮想联翩,又得知葛洪曾携家远赴罗浮山的故事,才有了画一幅《葛稚川移居图》的创作冲动,这虽然只是个推断,但在两晋以来传世史料有限、在不足以连缀成线的情况下,有此一说,也不为完全无据凭空臆断的空穴来风。

王蒙身处元中后期,其时朝廷的宗教政策十分优渥。道教全真派的丘处机,曾经被元太祖封为国师,身份尊贵。而元代道教与绘画关系密切,许多画家都信奉道教。虽然画史上并没有王蒙入道教的实际资料,但他对道教题材入画本不陌生;又有葛岭之葛洪炼丹台的遗迹、更有葛洪“移居”由浙入粤的线路设置的可能性,而葛岭可能就是“移居”的出发点。所有这一些,便构成了《葛稚川移居图》的创作起因和创作动机。

《葛稚川移居图》之特别与稀罕

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依古法本来是不写实的。但画中葛洪头戴道冠,身披道袍,左手挥羽扇,左手牵麋鹿,鹿背驮道藏典籍古书,漫步桥上而有顾盼之姿。桥前有一老者二小童席地而坐,旁有书卷、葫芦、行李等等;身后还有一翁牵黄牛、牛背上一老妪抱一幼童,更有一背琴、一背丹石之筐,像如此细致入微的人物关系和道具刻画,在过去的山水画点景人物尚简略不求写实的传统做法中看来,是非常特殊的、具有明显而充分的描绘叙事功能的。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葛稚川移居图》相对于其他山水画(即使是王蒙其他山水画作)的最特殊的所在。而且,这样具体入微的人物老少男女和麋鹿、黄牛等家畜的细腻的描绘刻画,正证明了画史文献上记载的王蒙“亦善人物”的史实。与一般山水画家略会人物聊作点景相比,这样写实的绘画功力表明,他这个“善人物”的评语可不是浪得虚名。

《葛稚川移居图》的另一个极其稀罕之处,是此画上端竟有完整的题款、而且是篆书款。这在宋元之际的前一代传世绘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在画幅的右上角,有小篆书“葛稚川移居图”,行书款曰“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这是一种非常标准的题画格式:有时间有地点有赠画对象有自己的署名;所有要素,皆不缺位。

在中国绘画史上,花鸟画书法长题落款较多见,但山水画则相对较少。而元代四家中,王蒙则是在山水画画幅题款上最多也常见的画家。目前所知的,如《西郊草堂图》《关山萧寺图》《瑶岑玉树图》《谷口春耕图》《青卞隐居图》《素庵图》《秋山草堂图》《东山草堂图》《夏山高隐图》《太白山图》等,其中有一些规律也值得一提:首先是有许多画题专用篆书,明显看得出与他的外祖父赵孟頫擅六体书尤其是篆书独步元初的关联度甚高。其次是题款主要集中在中堂、竖式大幅之中,册页之类相对题款少很多,显然是事关王蒙积极呼应下订单的藏家们的需要。再次是署名有黄鹤山人、王叔明、王蒙等;名、字、号错综使用。据此可以下一判断:到元四家尤其是王蒙,大幅画上作题款(包括画题篆书居多、时间年份、对象受赠人、本名又兼字号、作画地点),已经是体制健全、要素齐备,十分成熟。后来的元明清时期画上书法题款风气的盛行,正是按照王蒙的成功实践样式而延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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