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瓷之美_克拉克-景德镇-世纪

​第一件全球性商品我端详着手中的白瓷盘，盘子中央是一幅墨彩绘制的西洋画，四周装饰着一圈金色纹样，几乎

​第一件全球性商品

我端详着手中的白瓷盘，盘子中央是一幅墨彩绘制的西洋画，四周装饰着一圈金色纹样，几乎让人马上断定这是一件异域之物。

其实，它出自明末清初时的景德镇。这幅画的原型是18世纪初轰动欧洲的一场婚礼——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公主玛丽嫁给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当时的很多绘画和器物中都有这一场景。盘子的绘制，采用的也是当时欧洲素描流行的明暗层次渲染手法，宏大而精细。这种墨彩画到乾隆中期就消失了，据此可以判断这个盘子应该是雍正时期或乾隆早期的。摸起来，盘子的瓷质并不十分精细，上面还有几处凸起的黑点，这是受制于当时明炉低温烧制釉上彩的工艺，就连当时宫廷用的御窑瓷器，有时都难以避免。再细看，还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国工匠临摹西洋图样时的迷惑：画面右侧拿着叉的海神波塞冬，眉眼竟然像是中国仙人，有种半中半西的滑稽感。

这个盘子是兴盛于明末清初的中国“外销瓷”的典型代表。当时西方的皇室和贵族专门在景德镇定制瓷器，然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运到欧洲，在后世进入博物馆或私人藏家手中。相同画面的盘子，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也收藏着一件。17、18世纪的这200年，是外销瓷的黄金时代，销往欧洲的瓷器在题材上除了人物，还有纹章、风景、动物、花卉等，一些是源自欧洲的式样、色彩和图案，还有一些则是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

其实，源于中国的“陶瓷之路”不晚于唐朝时就开启了。1998年在印尼海域发现了一艘“黑石号”沉船，打捞出几万件瓷器，以长沙窑为主，经考证为9世纪上半叶制品，证明唐朝时已经有大量瓷器向外输出。不过，在明代初期之前，以销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为主，甚至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依然没有越过这一范围。

中国瓷器对世界的大规模影响，则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这一时期，欧洲航海家成功开辟了新航线，大大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典型的标志是始于17世纪初的“克拉克瓷”。正如我们在景德镇的中国陶瓷博物馆中看到的几个瓷盘，克拉克瓷大多数都是以青花描绘，一个显著特征是，盘口一圈被小点线或葵花茎分隔为一个个独立区域，像是一扇又一扇窗户，叫作“开窗”，每扇“窗”里的风景都不同，山水、花鸟，甚至文字，仿佛要借这方寸之地极尽可能地炫技。这种装饰手法后来在内销瓷器上也大规模使用，就连清代官窑有时也烧制。“克拉克”是荷兰语中“葡萄牙战舰”的意思，1602年，一艘克拉克船在航行途中被荷兰人劫掠，船上超过10万件青花瓷被运到阿姆斯特丹拍卖，这使刚刚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了500万盾纯利，这笔钱可以购买450幢房屋，大大超出了想象。从此，克拉克瓷便成为荷兰商船的主要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成为瓷器贸易的最大客户，每年从中国运出的瓷器超过60万件。这股狂热很快传遍了欧洲，特别是在1684年解除海禁之后的康雍乾时期，这条瓷器之路更是兴盛。中国外销瓷从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发展到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百万件，而且价格昂贵，被称为“白金”。

可以说，瓷器是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商品”。作为瓷器之路的起点，中国的制瓷技术有悠久的历史，其独家奥秘延续千年，世人莫不趋之若鹜。而且，在东西方贸易史中，茶叶和丝绸虽然更大宗，但它们完成的都是“输出—接受”的单向旅程，若论跨文化的交流、渗透、影响、融合，则非瓷器莫属，也难怪要以“china”来命名这种器物了。另一方面，放在跨文化的视角去观察，更能清晰认识中国瓷器的内在价值，看清它的区域性、地方性和民族性。事实上也如大英博物馆馆长麦克格瑞格所说，“瓷器的历史是全球对话的历史，其对制造技术和日常生活、人文风尚等方面的重大影响是双向的”。从这个意义上，瓷器之路完成了东西方交融的一个“文化大循环”。

“碰瓷”：从贸易到技术

一件白色瓷器，光滑如镜，轻薄如纸，轻叩时发出乐音，在阳光下隐约透出如玉的光泽。而且它是商品、日用品和艺术品三者的聚合物，记录了发轫于16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中多重面向的冲击，包括艺术风格的不断革新、国际贸易的摩擦和冲突、饮食文化的革命、服饰风格的演变，甚至还有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还有什么器物能有这般奇妙？

西方世界对瓷器的痴迷和对中国的幻想相互交织。在此之前，大多数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来自马可·波罗写于1291年的著名游记，尽管人们对他的所见所闻半信半疑，但他五光十色的描述仍然提供了新鲜而奇异的幻象。比如他提到一座城市，“人们制作瓷碗，这些碗大小不等，美轮美奂。瓷碗只在这座城市制作，别处没有；它们从这里出口到全世界。在这座城市，瓷碗到处都是，且价格低廉，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三只精美的瓷碗，其玲珑可爱，简直无法想象”。这是西方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瓷器。马可·波罗将几件瓷器带回威尼斯，也从此在西方引发了一场漫长的“瓷器病”。

直至16世纪初，欧洲的餐桌上，还只有笨拙的木制、铁制或陶制盘子，贵族使用的是银制餐具。用惯了胎质疏松、釉面灰暗的低温陶器的人们，从未见过如此精致的白色瓷器。瓷器是当时的奢侈品，只零星地在欧洲王室中游历，或者出现在几位公爵和教皇的财产清单中。最有名的那一个，是盖涅-丰山瓶，一只14世纪初来自中国的玉壶春瓶，加装了中世纪的银质柄、托、盖，先后由匈牙利的路易大帝、那不勒斯国王、约翰·贝里公爵拥有，继而由法国王储收藏在凡尔赛宫，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流入私人藏家手中，几经辗转，如今陈列在都柏林的一处军营遗址中。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的中国陶瓷专家甘雪莉（Shirley Ganse）指出，到了17、18世纪，随着大量瓷器销往欧洲，从绘画、建筑、园艺到家具、器物等，都掀起了一阵狂热的“中国风”。那一时期，从中国定制的瓷器上多有类似的元素：亭台、水、船、桥和树，展现出一个幻想中的国度，那里的人性格随和，常常在安静的楼阁里优哉游哉，与大自然融洽并存，沉湎于无伤大雅的消遣中。

在欧洲被“瓷器病”席卷的同时，真正的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掌握在中国人手里。瓷器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

说白了，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人类制陶的历史由来已久，只要有黏土，加上一定的条件，原始先民就可以烧制出陶器，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创造。但是，从陶到瓷，几乎像是被施了“炼金术”，演变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物质。中国人从商代开始掌握釉陶技术，发展到东汉末年，完成了由陶到瓷的过渡。瓷器发端于中国“尚玉”传统，最先出现的是青瓷，至隋代出现白瓷，宋代则涌现出风格各异的“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从元代开始，特别是明清两代，青花瓷几乎成了中国瓷器的代名词，景德镇也跃升为垄断性的制瓷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制法为中国人所独有，作为器物的china与作为国家的China相互映照。然而，随着瓷器贸易的全球化，制瓷技术的全球化终究不可抵挡。

欧洲人开始用各种材料实验，尝试复制出这种坚硬的半透明白色瓷器。1669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到景德镇，半是传教，半是刺探，一待就是38年。他在1712年写给法国教廷的信中透露了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关键点：“一个富商告诉我，若干年前，几个欧洲人把白墩子买回国，试图烧造瓷器，但是没有使用高岭土，结果归于失败……这个中国商人笑着对我说：‘他们不用骨骼，而只想用肌肉造出结实的身体。’”即便如此，法国人烧制出高温硬质瓷，还在半个世纪之后。

第一件欧洲硬质瓷器诞生在德国迈森。当时的德国在痴迷瓷器的萨克森国王奥古斯都二世统治之下，他最疯狂的一次，是用600名龙骑兵与普鲁士皇帝交换了151件青花瓷瓶，这些瓷瓶由此被称为“龙骑兵瓶”。为了制造出瓷器，奥古斯都二世将一名炼金术士囚禁在地牢里，责令他如果炼不出黄金，就必须炼出“白色金子”。终于在1709年，年轻的炼金术士在德国迈森制造出了欧洲第一件瓷器，奥古斯都二世的交叉双剑纹章后来成了迈森瓷厂的商标。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人威治伍德开创了流水线制瓷模式，不仅快速占领了欧洲市场，也开始与东印度公司带过去的中国瓷器一较高下。到了18世纪末期，中国瓷器唯我独尊的地位一去不返。1792年，英国国王以为乾隆皇帝助手的名义派出了庞大使团，经过10个月航行到达了中国。使团带去了大量精美礼品，期望与中国建立平等贸易关系。在长长的礼品清单里，有一件物品并没有被乾隆皇帝重视，那就是英国威治伍德瓷器。而就在同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关于中国瓷器的一切贸易。回头看，这个小插曲颇有象征意味，这不只是两大瓷器的第一次“碰瓷”，更是两大文明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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