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史源远流长,它由不同年代、难于计数的人物、作品、事件汇聚成川,经时既遥,成浩瀚之势。
当走进奈良法隆寺,我们直对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遗韵,故情旧梦的感受无以为怀;当打开大东寺正仓院的库门,那些无言的历史宝物也分明在真切地诉说,引发着往古来今的千头万绪;而当我们在西安青龙寺祭扫遣唐使的墓地,则须臾间会想到长眠在奈良招提寺的鉴真……如此,都让我们感慨:交流是两国,而“东方”只一个;它是启示的历史,照耀着东方文脉,它是开放的历史,价值仍在展开。
就美术而言,在明朝,精研中国宋画传统的日本画圣雪舟曾来访中土,展示他持守的北宗真脉,一时引起震动。而到近代,沈铨的写生花鸟画在长崎登陆,安田老山则访胡(公寿)于上海;桥本关雪和钱瘦铁在沪组织“解衣社”,横山大观与速水御舟则在日迎接王一亭和张大千。一九二六年,仍在上海,“中日艺术同志会”成立,海派大师吴昌硕以此誉满东瀛,齐白石的名字更是声振域外。而这一时期,中国的“岭南画派”正悄然崛起,它的开派者高剑父则正是留学日本的美术家。
当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炮舰面前苟延残喘之时,日本迈开了“明治维新”的阔步,展开了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与之相应,其文化艺术也随之产生剧烈的结构性变化:反思传统文脉,汲取西方文明,迈往越世,创辟启蒙;革命革新,应时应运。旧有的狩野派、大和绘、浮世绘不再安之若素。以竹内栖凤为代表的京都画坛和以横山大观为代表的东京画坛,一例饱受古今新旧的牵缠,继承与创新、传统和现代,都是绕不过的问题、避不及的拷问。终于,就像国家策略由“和魂汉才”转向“脱亚入欧”一样,文化方针也促使日本美术焕然日新、极一时之盛。由思想方法而艺术观念而表现形式,无一例外都面向西方,吸纳、折中、融合、拓展、突破,取得新成果,造就新气象。接着就是,它的影响波及中国,吸引了大批立志美术革新的学子赴日留学。今天看来,这批学子对中国近代美术的贡献不容低估:李叔同、陈树人、高剑父、傅抱石、丰子恺、何香凝、黎雄才、陈之佛、汪亚尘、朱屺瞻、关良(游访的还有张大千、刘海粟),个个都是美术史上响当当的名字。他们有着卓越的成就,带来巨大的影响,而这成就和影响的主要方面,就是着力推进了中国美术的近代化。尤当称述者,他们的留日经历起到了非此不可的作用。
非常遗憾,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两国关系遭到了破坏,彼此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受到重挫。
可慰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两国实现正常邦交,文化交流亦重睹晴云。当时日本的近现代美术展初到中国,强烈地冲击了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左倾”创作。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批判,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也在清理陈积、重新构建。迄于今日,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环境、文化心理已大为改观,艺术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
新的问题是:一方面东西方的文化融合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则东方民族的文化自觉也获得关切。两者形成“互文”,彼此并不矛盾;尤其是后者,东方各民族在完成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对固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并以此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或原点,这本就是“近现代”的题中之义。于是我们看到,在日本发生了复兴大和绘的运动,致力于古老的岩彩绘画的挖掘、丰富和改良。于平安时代盛行的贵族文化、佛教美术和江户时代以色彩表现称道的“琳派”,就成为丰厚的资源和全新的效法点;而平山郁夫的敦煌寻根之旅更推动了岩彩画的新浪潮……总之,对岩彩画材的开发是日本美术家以故为新、借古开今的独特贡献,并由此创辟了当代日本画的独特面貌,它大力丰富了东方绘画的表现力。
我还要指出,日本画家的如上贡献,也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当代工笔画的新发展。东山魁夷、高山辰雄、加山又造、上野泰郎、上村淳之等都多次访问中国,或举办展览,或研讨讲学,把岩彩画介绍到中国,使中国美术家开阔了眼界,得以省思和借镜。同时,它也再次促成了新一代中国学子赴日留学—他们如今已成为中日文化艺术交流的骨干力量。这个过程,也引发了他们对中国古代岩彩画的研究兴趣,对南北朝、隋唐壁画的重新观照,以学术的态度,作复兴的思考。
在传统工笔画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画家一直不离开中华文脉的基点。由这个基点出发,我们广泛吸收域外美术的一切营养,当然包括汲取日本岩彩画的优长,并重视以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语言形式来诠释当代生活,表达个人经验,探求文化价值。当然,应该特别强调,这都在不忘记挖掘中国传统的前提下。记得一九八八年,在当代工笔画学会首届大展上,老会长潘絜兹先生宣布:“中国工笔画从此走出了低谷!”
“走出”并不容易,我们获得了改变明清以来重写意轻工笔的“新规”,我们也探求着唐宋时期谨重庄严的“旧范”。唯此,我们才得以构建当代中国画坛的工笔与写意、色彩和水墨两级共存的新格局。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由百位艺术家共同参与的“东方彩韵”中国画、日本画大展,因此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社会体制,有着相异的精神基础,但文化上的渊源很深,共同点也不少。我记得,一九二一年大村西崖教授与陈师曾先生切磋画艺时,得出“意既相同,言必有合”的共识。虽然所论的是文人画,却也道出了彼此的关联和同样的问题:同是东方文脉,面对西学东渐,不管是“中体西用”还是“和魂洋才”,中日文化艺术与西方确实存在着结构上的大不同,艺术或美术即属明证:中国画、日本画,或者工笔画、岩彩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无论如何,它们都区别于西方世界,而可称“东方艺术”,它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所以要面向西方;它又是一个觉醒自信的世界,所以“从东方开始”。当然,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所谓“体”“用”“魂”“才”,甚至所谓“东方文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动力下,也都面临着重新言述和重辟境界,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彼此的交流,如我前面所说,我们的文化交流史已成浩瀚之势,这一次就是踵事增华,前波不替,后浪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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