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胡斌：湖南农村走出的美术尖子生，见证广州当代艺术发展20年_改革开放-广东-艺术-美院

编辑：陈峰来源：南方都市报

胡斌，197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长沙县，现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艺术管理学系教授，先后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本科毕业后曾在广东美术馆工作，2005年走上独立策展道路，尤其关注广州的青年当代艺术家群体。策划的展览包括：“造城运动——东成西就艺术展”、“超级英雄——广州艺术新势力联展”等。

2018年对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胡斌来说，既是“不惑之年”，也是他从湖南农村来到广州、走上艺术批评和策展道路的第20年。

他是长沙县第一个美术班的尖子生，高考时意外“撞”进了美术史系，工作后又遇上了广东美术界持续发力的年月。

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二代艺术批评家，胡斌与活跃在珠三角的一批青年艺术创作者共同走向成熟。自2005年首次独立策展以来，持续观察并梳理着广州的艺术文化现象。

如今谈到乡愁，广州是他最先想起的地方。对于本性含蓄、不喜羁抑的胡斌来说，这里的人既不冷漠，也不过分热情，惯于依照既定的规则做自己的事。也许广州的艺术圈正因为沾染了这一“本土习性”，变得有些自说自话;但就生活而言，这片土地上有他珍视的平和之气。

1998年美术尖子生，被提前录取还以为落榜

1978年10月16日，胡斌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的狮子山村。他的到来很快被证明是一件大喜事：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推行改革，要“联产到组、包产到户”，也就是说，按人头分田。

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妹妹。务农的收入可以让全家温饱，但不够供兄妹俩上学。时值20世纪80年代末，打工潮席卷湖南乡村，有不少人南下广东发财。而胡斌的父母，由于顾念两个孩子，选择留在了本地的工厂，后来父亲又到乡镇上开过“摩的”。

童年的胡斌，除了有青蛙和泥鳅当玩伴，还喜欢在地上涂涂画画。有色彩的石头、生过火的木炭，都成了他的画笔。母亲没受过多少教育，但她认为应当帮孩子们发展一些特长。她为胡斌拆了很多包装盒，用剪刀修剪得方方正正，让他在这些纸皮上尽情地画。

在电视普及之前，村里的小孩能接触到的文化产品，主要是露天电影和小人书。胡斌时常照着它们临摹，人物的表情身段、繁复的衣着甚至盔甲，他都能用自己的方式画准确，令大人们甚为惊讶。

他曾凭着一张电影海报画出“张飞战马超”，被评为全县儿童绘画比赛的二等奖，轰动了他所在的农村小学。升入初中后，有美术老师开始在常规的课程之外，教胡斌画素描和色彩静物，希望中考时他能以美术特长生的资质获得加分。

这套源自西方的训练方法，至今仍被中国的艺考生们沿用。但对于当年的胡斌而言，却似乎拘囿了他的绘画才能。在标准化的考核项目上，他的表现不差，但也不突出，最终没有获得中考加分。

1995年，胡斌升入长沙县第九中学。按照文化课成绩，父母希望他能进这所高中的示范性“外语班”。但学校知悉他曾参加过美术特长考试，特地将他抽选到新开设的“美术班”。这也是全长沙县第一个为美术高考生单独设置的教学班。

听闻学校的分班决定，胡斌的母亲很有意见，还跑去跟学校领导理论。在她心目中，美术应该只是兴趣爱好，并不是安身立命的首选。她担心儿子进了美术班，文化课的学习会逐渐落下。胡斌自己倒没有多么介意，心里想的是：“一开学就闹矛盾，不太好。”于是接受了这个安排。

事情的走向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学校领导根据以往的送考经验，认为大多数美术生有足够的专业水准，综合成绩才是他们的痛点。因此这个美术班，反而更加重视文化课的教学。

于是，这个班的学生只是在艺考前参加为时一个月的集训，平时学习进度都向普通班看齐，只有晚上和周末画一点画。在这种相对散漫、“劳逸结合”的状态中，胡斌迅速找到了学习的节奏。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文化课成绩不仅领跑美术班，而且是整个年级的第一名，成为校园奇谈。

专业的美术训练却让他觉得枯燥和力不从心。许多年之后，胡斌作为导师和艺评人，已经能够精准地描述当时的困境：对细部的形和光影的把握，无法达到更深层的敏锐，心、手不能一致。他注意到，其实很多美术生都会停步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跟个体的天赋有关。

当年被广美提前录取的胡斌，等不来通知书，以为自己落榜。

学校领导开始有些后悔自己的主张。高三时，他们把胡斌从美术班调到了外语班。但胡斌的美术生身份却没能更改过来，以至高考的时候，他仍需优先报考美术院校或专业。

那时的美术艺考要考三门：一是素描，二是色彩，三是工艺(当时还不流行“设计”这个概念)。美术类院校的录取优先看专业成绩。当年的高考中，胡斌的文化分过了湖南省的重点本科线。他曾一度以为自己要落榜。

此前，很偶然的机会，他听一名美术班的同学说，广州美术学院有个美术史专业，凭文化成绩就可报考，不需要单考美术。

“广州美院?”那可是中国八大美术学院之一，对于学美术的年轻人来说，至今也是第一梯队的选择。至于美术史这个专业，他其实并不清楚是学什么。“美术的历史”吗?听上去倒跟他心仪的历史学科有关。更重要的是，一个美术学院里的文化专业，刚好能将他从高中时期那种难以言传的“错位”中解救出来——既可以发挥他在理解力上的优势，又不至于被他的美术技能掣肘。怀着这样的念头，胡斌决定：“那我就填一下。”

1998年，中国高校尚未开始大扩招。胡斌还记得：“作为农村孩子，不要说本科，能读个大专，就算是‘有学上’。”他在家里左等右等，最后连专科的录取也结束了，还是收不到任何消息。实在忍不住，胡斌去了长沙县招生办，一查才得知美院属于提前批，自己早被广州美院录取了。

他是那一届同学中，唯一考进“八大美院”的学生。毕业一年后，学校领导还将他邀请回来，作为“杰出校友”给大家传授经验。

如今想来，胡斌觉得考上广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如果当年有资格报考综合类大学，会怎样呢?

2006年从美院到广东美术馆，再回美院执教

20岁这年，胡斌从湖南农村来到广州大都会，想做一个“新人”。

这个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开放城市，缤纷多彩，让他神往。他不希望被家人护送，径自登上了开往广州的慢车。“当时的火车，可以开窗。”

14个小时后，胡斌站在了他的人生新起点。没有想到，传闻中那么繁荣、发达的广州，却有着十足的“烟火”气息。他乘坐公交车从火车站到位于昌岗的美院，一路竟没看到一处符合“审美”的楼房。广州的建筑只是比长沙的高一截，并不似他预想的那般鲜亮。

来到广州美院，他又是一阵懵。因为很多同学开口就是粤语，而他入校之前讲的是湖南话，甚至还没学会普通话。饮食上的反差同样强烈，对于一个无辣不欢的湖南人而言，广州菜简直淡得像没有味道一样，“必须自己买辣椒就着吃，才可以勉强果腹。”

即便如此，全然陌生的环境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胡斌回忆：“我那时的心情很奇怪，就是渴望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广州这个地方似乎也很宽待这样的来客，20世纪90年代，许多曾在他乡经历过辉煌与挫败、想要重新创业的人，丢掉了包袱和人脉，只身汇集于此。

但是原乡给人的包袱也不是那么容易被丢开的。语言上的隔阂、物质条件和见识上的落差都会存在，有时候会让年轻的异乡人们感到孤独和自卑。胡斌说：“这是一个坎，要看你怎么过去。”

本科时，胡斌和同学赴西北艺术考察。

胡斌的很多信念感来自学业。刚进广美的时候，他还憋着一股劲，拼命地想把画技提升上来，当他真正意识到美术史论的专业性和价值之后，心就沉定了。

在这里，他遇到了李公明、黄专等一批学养丰厚、具有国际视野的老师。胡斌记得，李公明教授的第一堂《世界文明史》，就是叫他们把中学学到的那一套全部抛弃，很有“当头棒喝”的意味。后来他明白了，李老师希望同学们抛弃的，是传统教育下的标准答案，提醒他们用一种客观的立场重新考察问题。

他开的书单也让大家觉得“吓人”，一节课的参考书目就有十几本，“好像一下子就钻进了一片海洋”。全班同学都组织起来，找到一本算一本;通史类的大部头则是凑钱去买，交换着看。

李老师还要求学生写长文章。大一第一学期的期末作业是一篇5000字的论文，第二学期加码到20000字。胡斌几乎花了一个暑假来完成这个任务。

读到大学三年级，胡斌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开始在美术界谋求兼职。那时的广州，得历史和地缘之便，正向各种新兴文化和艺术的从业者展开怀抱。

本科时在广东美术馆实习的胡斌。

早在1992年，市场经济发轫之初，广州就举办了“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这是中国内地首次以商业逻辑运作的展览。“在这个展览上，获奖的作品不同于以往常规的大型展览，而是呈现出风格迥异的现象;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学术展方式，直至现在影响还是很大。”曾任华南师大美术学院院长的石磊如是评价。他是“85新潮”时期的武汉老将，因为那场展览，萌生了迁居广州的想法。

到了胡斌考进广州美院的前一年，也即香港回归的1997年，位于广州的广东美术馆和位于深圳的何香凝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都分别建成开放。它们吸取了国外和港台的运营经验，举办各种高端、前沿的当代艺术展览。同时，在全国率先开放了公共教育的职能，建立志愿者制度。

胡斌在美院读本科时，就先是做了广东美术馆的义务导览员，其后又进入了美术馆传播部做实习生，也因此逐渐获得了一些撰稿的机会。

2002年7月，胡斌从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毕业，正式入职广东美术馆。至2006年7月，回到母校任教为止，整整4年时间，可谓见证了该馆处于腾飞阶段的重要时刻。他参与了广东美术馆“首届广州三年展”的图录校对、研讨会文集编辑等工作，其后又负责“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图录资料统筹。

这两届三年展的举办，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实验)艺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也确立了面向这一创作领域的持续性回顾机制，对于广州乃至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都是极重大的贡献。

2018年新生代艺评家，和青年艺术家相伴成长

近十年来，胡斌一直与广州的青年艺术家群体，相伴成长。他是教师、策展人，同时也是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新生代艺评家。

2005年至2006年，中国曾集中涌现了一批年龄相仿的学院派美术批评者。在北京的中央美院、重庆的四川美院、广东的广州美院，一张张新锐的面孔崭露头角，而他们的导师有不少是77、78级大学生，恰是一个代际轮回。

胡斌的独立策展之路，发端于在广东美术馆任职期间。2005年，在筹备“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同时，他响应展览提出的概念，参与以Loft345为场地举办的“造城运动——东成西就艺术展”的策划，这是专为广州青年艺术家开放的群展。

2006年，“超级英雄——广州艺术新势力联展”在广州举行。

那时候胡斌也正读研究生，平时住在广州美院，跟从事艺术创作的同学多有来往。“我感觉，他们的作品展出机会很少，需要有人来为他们策展和批评写作。”凭借自己在广东美术馆的工作历练，他开始不断地利用画廊、酒吧等空间，为这些同龄人组织展览。

第二年，胡斌策划的“超级英雄”展，可以视为“造城运动”的续作。在都市类媒体的热切关注下，一群广州当代艺术的新势力，连同胡斌这位幕后的组织推介者，自此以一种携同共进的姿态登上舞台。

2010年，已回广美任教的胡斌带学生赴西北艺术考察。

除了对这群同龄人保持着“尽可能平等”的追踪——既不拔高，也不俯视，最近几年，他也将更多的年轻创作者纳入观察视野。在胡斌眼中，这两个时代的青年艺术家有着一定的共性。比如，反映时尚和最新的文化现象、偏好超现实的手法。所不同的是，更年青的一代在艺术表现上较为随性、自然。

从这一点上，身为“守望者”的胡斌颇感欣慰。他只是忧虑青年们所面临的广州艺术生态。

胡斌在自己策划的“2016珠三角艺术单位观察展”开幕式上。

诚如著名当代艺术评论家、华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皮道坚所言：当改革开放全面铺开时，广州在文化发展上的地缘优势已经不再。“光环”消褪之后，如今在全国成为风潮的当代艺术，在广州多元并存的环境当中，只能占据一个非常小众的地位。

胡斌遗憾地指出：“这么多年下来，广东公立美术馆成为了全国艺术活动的重镇，这当然也很重要，但它还是没有根本性地带动整个生态的发展。因为艺术系统，除了美术馆、学院、艺术家、批评家和媒体人外，艺术市场也是很重要的一块。为什么北京和上海能形成当代艺术的聚集点?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那里有市场。”而在广东，传统书画才是民间艺术市场的大头，少有人愿意涉足当代艺术作品的收藏。

格局怎么突破?胡斌把希望寄于民间力量。

“其实近十年来，应该说有一个变化，就是广州的各种民营空间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尽管这种力量谈不上很强大，但我觉得整个生态的变化，重要过一个美术馆的辉煌。”

有时他为这些民间艺术机构的“无所企图”感到无奈。它们自顾自地沿着既定的轨道向前，植根脚下这片土地做小学问，悠然而淡定，甚少追求在行业内的存在感。“如果每个人都在独立劳作，没能形成一个相互讨论的知识共同体，这会让大家的投入不能形成合力。”

但话又说回来，广州艺术圈的自行其是，沿袭的是广州人的一贯作风，暗含着他所珍视的平和之气。点评完广州的艺术环境，胡斌补充道：“就生活和交往而言，我还是喜欢这个地方的。”

改革创想录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

南都：四十不惑，回望你的人生前40年，觉得自己最幸运的一点是什么？

胡斌：40岁当然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节点。站在这个节点回望过去，我觉得非常幸运。一个是考进了广州美术学院，还有一个是本科毕业之后去了广东美术馆工作。那时，正好是广东美术馆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站在一个国际视野推进美术馆的工作，对我以后的道路启发很大。

南都：请用一句话来概括你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感悟。

胡斌：对我这样的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个体来说，我认为改革开放给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也提供了很多锻炼的机会。

南都：置身于新的历史时期，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胡斌：从艺术生态的角度来讲，我希望未来广州能够对新锐文化有更多的支持。但就个人而言，我发现有时候很难设想未来。因为现在形势变化得太快了，想象经常赶不上形势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