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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门户网:高名潞:认识自己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他者_-认识论-艺术史-提出-理论

    分类栏目:人间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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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0年代初到哈佛求学,高名潞就一直辗转于中美两国,一边吸收西方的艺术史理论,一边关注和参与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作为一个长期游走于东西方的学者,如何将西方

      从1990年代初到哈佛求学,高名潞就一直辗转于中美两国,一边吸收西方的艺术史理论,一边关注和参与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作为一个长期游走于东西方的学者,如何将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进行衔接,是他长期关注的问题。

      2009年,高名潞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意派论》。他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意”放入当代艺术的语境之中,抽象成“意派”的概念。他希望借此概念来阐述中国艺术,而非照搬西方的艺术史认识论。

      这在学界引发了不小波澜。有人说高名潞在宣扬文化保守论,也有人觉得他在提倡宿命观。高名潞的回应并不多,同年,在一篇题为《给意派批评者的几点提示》的文章中,他直接指出目前的批评“基本没有涉及意派论的哲学本体论问题,如果有人能够直接进入我的理论核心和逻辑,去讨论我的谬误,这是我喜欢看到的”。

      时隔7年,高名潞终于拿出了这本厚重的《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再现”这个西方艺术史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梳理了西方艺术史的三个转向,并提出其目前面临的危机。在书的末尾,高名潞指出这种危机的可能解决方式之一,是将目光望向非西方文化。正是《意派论》当时引发的争议和不被理解,促使高名潞写出此书。

      “《意派论》之后,不少人提出批评,我发现他们批评主要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文化背景、文化环境、文化战略的角度,批评这个视角保守、传统。所以我就觉得更有必要把背后所铺陈的东西和盘托出。这就促使我又回到这本书,更加细致的把工作完成。”在8月21日记者对高名潞的专访中,他这样说道。

      高名潞告诉记者,虽然这本新书探讨的是西方艺术史认识论的问题,但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认识他人来认识自己。有了认识他者的基础,高名潞打算接下来好好梳理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内部,建构起一种适合阐释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

      认识自己最好的方式,是通过他者

      记者:您在书里以及其他访谈中都提到,《意派论》是结合中西方艺术理论和实践,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理论,现在距您第一次正式提出意派论已经将近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您看到了什么变化,您觉得这个理论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更新或者修正?

      高名潞: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我觉得有些讨论要更加精致化、完善化。要加强的阐释得从这本书最后的结论出发。意派论的灵魂、核心主要是在艺术认识论的角度上要提出“差意性”,它不是不同,而是一种缺失、不足、非饱满、非完美性。追求完全的对称、百分之百的绝对、完美和自足,这种理想是好的,但实际上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认识、解读作品,会进入一种误区。

      这本书引出这样一个结论是因为西方的再现理论就是建立在对称、完美和绝对性质的基础上。最后解构主义走了一个极端,即完全颠覆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没必要走那么极端,因为我们自身的传统当中就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思考传统如何和西方嫁接起来。

      还有就是我讲到的“不是之是”,它避免了再现论里假象和真理的二元对立。如果吸收东方的一些哲学的话,应该避免用二元对立去谈。内在的东西总是非自足的、非对称的,但是它自身呈现了一种我们所认为的“是”。所以它呈现的东西总有一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在里面。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我把它概括为“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不仅把这种“不是”作为研究的对象,同时还能把它看成艺术的一种境界,那么就有可能从“不是之是”当中捕捉到集大成的有价值或者有味道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些更加精致的问题,比如说西方再现的三个阶段(象征再现、符号再现、语词再现),有哪些东西和一些传统概念能够对应讨论一下,比如说象征和赋比兴之间有什么对应性和差异性。还有后现代提出来的隐喻性(allegory),隐喻性又涉及到第二阶段符号再现的问题,这个东西跟东方的文论、哲学当中那些内容可以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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