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佛足迹图像碑,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数例同类遗物相比,特点鲜明:一是时间可能早到唐代。二是体量大,分别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组合安装,且保存状况较好。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三是图像内容较简化,不见趾尖莲花、万字符和脚掌剑、鱼、满瓶、海螺等物,较之四川眉山法宝寺仅刻出轮、鱼的形式又显复杂;足跟间连接二足的双弧线亦不见于其他诸迹。四是佛足跟部两侧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未见于他处。这一材料的发现,丰富了相关题材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
作为佛教圣迹之一的“佛足迹”源自印度。关于中国的佛迹图像,一般认为唐初由玄奘、王玄策自印度带回,当时的《广弘明集》中有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循州东北兴宁县灵龛寺北石上和简州三学山寺“佛迹”的记载。目前所见陕西宜君玉华寺、四川眉山法宝寺、陕西耀县、重庆大足、陕西西安卧龙寺、河南巩义慈云寺和登封少林寺、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等佛足迹图像资料,最早的为唐代遗物;日本奈良药师寺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值唐天宝十二年)佛足迹石明确其粉本为“大唐国”传入的王玄策本。但南朝梁简文“谢勅苦行像并佛迹等启”中有“舍人顾疌奉宣勅旨,以金铜苦行佛并佛迹、供养具等赉使供养……千辐足轮德圆万善” 的记载,显示当时似已有供养佛足迹图像之举。
唐武周时期,多构祥瑞,因当时的成州现佛迹而改年号“大足”,无疑对佛足迹的崇拜和相关图像的刻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宝刻丛编》卷二即有长安二年(702年)阎朝隐、范元哲分别撰写的京兆“司刑寺佛迹碑铭”的记载,反映当时这一图像的流行。擂鼓台佛足迹图像碑,或是在这一背景下雕造的。(焦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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