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大都会博物馆以摄影讲述“犯罪的故事”_埃文斯-赫斯-赫伯特-罪犯-霍尔-林肯-约翰

展览海报早于摄影被作为艺术媒介之前，照片已被用于犯罪调查与取证：记录犯罪现场，查明犯罪嫌疑人，捕获教唆犯，并报告事件给公

展览海报

早于摄影被作为艺术媒介之前，照片已被用于犯罪调查与取证：记录犯罪现场，查明犯罪嫌疑人，捕获教唆犯，并报告事件给公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展的展览“犯罪故事：摄影与违法想”（Crime Stories: Photography and Foul Play）瞄准了摄影在犯罪领域证据性的存在，以此为契机，探索了摄影与犯罪之间多个方面的交叉点——从19世纪颇具类型学意味的监狱罪犯的标准化面部照片“犯罪嫌疑人相册”（rogues' galleries）到象征社会阴暗面的刑事违法案件对当代艺术家的启发——作品时间跨度近160年，约70组，均出自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

 

展览现场颇具类型学意味的罪犯肖像图片 

刺杀林肯的行凶者被执行绞刑

展览的亮点不仅包括亚历山大·加德纳（Alexander Gardner）拍摄的林肯总统遇刺事件，而且拥有极为罕见的建立起现代刑事鉴定系统的法国犯罪学家阿尔·贝迪永(Alphonse Bertillon)的取证照片。同时展览还有一个颇为生动的选择：展出了这些臭名昭著或者鲜为人知的事件背后的老式新闻图片。比如拍摄于1934年芝加哥太平间的“头号公敌”( Public Enemy No.1)约翰·赫伯特·迪林杰（John Herbert Dillinger）露出两只脚的尸体； 1963年杰克·鲁比（Jack Ruby）射杀林肯的行凶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以及极具争议性的犯罪人物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被迫抢银行时监控摄像头所拍下的照片。 

芝加哥太平间的里尸体，正是被誉为“头号公敌”的罪犯约翰·赫伯特·迪林杰 

杰克·鲁比射杀肯尼迪的行凶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美国历史上极具争议性的罪犯帕蒂·赫斯特，她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传媒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孙女，在被无政府组织“SLA”绑架后被迫加入该组织并改名“塔尼娅”，1974年4月15日，一群持枪劫匪闯入了旧金山一家银行，劫走了1万美元。监控摄像机拍下了其中一名手持卡宾枪的劫匪的面貌，她正是两个月前被绑架的帕蒂·赫斯特，震惊美国。

犯罪中的摄影

出身于科学家和统计人员家族的贝迪永在1879年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这位在巴黎大区的鉴证科办事员开发了第一个现代制度的刑事鉴定系统。这套系统被称为“贝迪永法”（Bertillonage），由三个组成部分：人体测量，准确描述犯人体貌特征的文字，以及标准化的面部照片。 

由贝迪永发明的现代刑事鉴定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人体测量，准确描述犯人体貌特征的文字，以及标准化的面部照片

巴黎遭受恐怖袭击的威胁，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纪。在19世纪80年代初，巴黎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们意图在市区爆炸与暗杀的威胁，而贝迪永就是破解“暴行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最大功臣。在1892年三月，警方借助贝迪永的刑事鉴定制度直接逮捕了无政府主义的职业罪犯拉瓦肖尔（Ravachol）。围绕该案件的宣传令贝迪永赢得了巨大荣誉，并鼓励了世界各地的警察部门采用了人体测量系统，尽管摄影术自被发明以来，摄影与政府的政治目的就含混不清，但是在行政体制中摄影还是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档案式的图片不仅便于管理，而且拥有着无可辩驳的证据效果，这是摄影在犯罪学领域最初的登台，在艺术领域，这些照片也成为了摄影在类型学领域的胎动。

贝迪永系统下的罪犯照片：直截了当的面部肖像，毫无情感波澜

除了探索摄影的证据使用，该展览还展出灵感来自社会阴暗面的艺术家，包括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约翰·古特曼（John Gutmann）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作品。

安迪·沃霍尔“死刑电椅”系列波普作品

虽然由安迪·沃霍尔创作的波普作品“死刑电椅”（Electric Chair）是展览中少见的明亮色调，但另一组取自传播媒体的罪犯漫画图片更为惹眼。这些盗贼和刺客的被墨水和水粉大量修饰，以方便再现在报纸和杂志里。罪犯在极具波普意味的摄影作品里看起来更像是从《蝙蝠侠》漫画中走出的人物，。裁剪与润饰刻意加强了其邪恶的一面，由此产生了满足新闻轰动效应的犯罪漫画照片。 

报纸杂志出现的犯罪漫画照片

摄影中的犯罪

摄影创作必要的在场，不可避免地会使摄影师进入危险的境地，不论是险峻的自然环境，亦或是踩在道德与法律的边缘线上。受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现实主义讽刺油画《三等车厢》（The Third-class Carriage）的启发，沃克埃文斯寻求区别于奢华又充满人工虚假的工作室人像。从1983年到1941年间的冬季，沃克·埃文斯将相机藏在自己的腹部，用大衣遮盖，仅从纽扣之间留给镜头一点缝隙，用绕过右肩的长线与快门线结合起来偷拍纽约地铁的乘客们，虽然纽约地铁里拍照是违法的。在摄影书《众人收到召唤》（Many are Called）中，艺术家称他的“猎物们”为“陪审团的先生们和女士们”（the ladies and gentleman of jury）,昏暗的车厢是“摇晃的牢笼”（shaking cage），他自己则是“一个忏悔的间谍”（“repentant spy”），显然这样逾越法律与道德边界的摄影行为令他反复的自责，而进行这系列摄影作品的行为，也间接拓宽了犯罪学领域的维度。

由于车晃得厉害，沃克·埃文斯有时不得不放弃了对画面的一切控制，他听从“直觉与机遇”去拍照 

乘坐地铁的人就像“陪审团的先生们和女士们”

沃克·埃文斯称地铁里劳累的人们“完全放下了警戒心，去掉了面具，甚至比在自己的卧室里还安详”

沃克·埃文斯在完成地铁系列作品之后说：“肖像的完整形态应当是：一个匿名而又尽是纪录的人类图片。”这与刑事鉴定系统中的面部照片不谋而合：直截了当的纪录以及毫无波澜的情感呈现。大都会以互为表里的交叉展览模式，呈现了时下多学科与跨领域的审视角度。从现代泰特对摄影与行为的研究到大都会对摄影与犯罪的多角度探讨，摄影与摄影史仍有多种可能丞待探索。（撰文 XXL）

注：本文部分图片由大都会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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