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召唤之下_我的“疫情”创作历程_疫情-召唤-张文宏--武汉-上海-医生

编辑:王璐 来源:雅昌发布
 
全国各大文博机构逐步回复开放,上海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关于戴

全国各大文博机构逐步回复开放,上海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关于戴不戴口罩又成为一个思考的问题。

疫情期间,不管是对普通大众还是积极响应的艺术家来说,都已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回忆。现在我们再来回看,那些艺术家的主题性创作历程。

#2个星期,20位上海画家创下国内最大尺幅抗疫美术主题创作#

为创作抗疫美术主题创作《召唤》,2020年3月17日上海美协策划建组,邀请沪上20位老中青画家共同创作这件长18米,高2.2米的巨幅公益画作,画面中不仅有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还有修建雷神山、火神山的建筑工人、快递小哥和社区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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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联及美协领导与艺术家合影

参与画家之一的刘亚平回忆,受邀创作《召唤》,很多天都睡不踏实。确实,当时创作《召唤》,最大的困难是需要在最短时间内,确保创作质量和创作速度。20位画家如何有条不紊的通力合作,也是难点之一。

“直到3月20 日,20位画家在美协创作中心集中开会,细化初稿,我心里终于有点底了。面对这样规模的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迅速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创作团队并迅速确定创作初稿”,刘亚平表示。而在后来十几天中,他也一直在创作群里进行各方协调,担任“总导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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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图

难点:主体性创作,首次以水彩画担纲

这次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很有特色,主要以上海水彩画家为主。但在日常认知中,水彩画大多是小幅怡情,真正的巨幅力作几乎没有,而且传统水彩画透明、轻快、流畅,也不适合众多人物为主的巨幅重大题材创作。但“以丙烯颜料作为绘画媒介的,好在我们都能很快适应、同心协作,不断完善”,柳毅回忆这次创作时表示。

画家梁钢也是首次以水彩来进行主题创作 ,他还记得,“画水彩通常先从淡色始、这是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所以这次作画时常被惯性所干扰,效果不甚理想。尽管丙烯颜料也以水为媒介,但在油画布上是无法体现纸上所呈现的效果。丙烯画更多的是要往油画方面靠,水彩画以留飞白来唤起画面的灵动,丙烯则不行,留了白感觉没完成。”

“这次实践无疑对水性绘画媒介的拓展做了有益的探索,或许对今后水彩画形式和语言的多样化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参与画家姚尔畅表示,而这种感受,几乎是所有水彩画家的共鸣。

旋转手机,请横屏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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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

布面丙烯  220cm X 1800cm   2020年3月

主创及特邀作者:

刘亚平   平龙   柳毅   杨宏富   王冠英   姚尔畅

以下参与作者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陈伟中   池振明   傅钢   李利民   李伟   梁钢   陆翠玲   罗陵君   王珺   王伟民

奚赛联   徐君华   杨艳   张晓霞

难点:面面俱到反而有错

20位各有个性的画家,被分成三个小组,各展所长。在刘亚平的预设中,左右画面部分的人物都有较强的动态,而中间部分塑造的主体群像,是一个救护生命蕴含力量感的群体人物的组合。

参与画家平龙还记得,从1月30号接受“召唤”进入前期策划到中华宫主墙面安装完毕,总共约十几天的时间,而真正绘制实际只有10天。这10天压力很大,由于时间紧,工作量大,我们只好边设计边施工,在绘制中不断补充素材、深化调整。

平龙口述:

我被名字击出了一个火花。当时我觉得病毒是人类面对的恶魔,当时出现了所谓叫雷神和火神名字,特别对应这个恶魔,似乎有降妖的感觉。在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名字来“镇妖”,我这个题材我想要好好挖掘一下。

随着疫情的深入,建设的展开,我每天关注新闻,发现它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建设方式,不分你我、不分先后,大家倾其所能,以最快的速度,跟生命抢时间。当时第一个是火神山,它的建造的方式和雷神山也不一样,用最快的速度,像奇迹一样的展现在大家面前。

当时我选的题材是挖掘机,因为它要整平。这个机器从俯瞰镜头看,就像一个小玩具,日夜不停工作,在里面承担起一点点的个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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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局部

画作左边部分由第一小组负责,画面中是医护人员、志愿者、普通民众、里弄干部和快递小哥等形象。最开始分工画时,三位年轻画家杨艳、王珺和张晓霞根据安排,搜集了大量的图片素材并处理和统合成基本的构图,但面面俱到反倒打破了作品的整体节奏力量感。而右边部分的画家同样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刚开始,为了将画面构图处理得比较饱满,画家们直接缩小了器械的比例,但这种完整感却削弱了整体作品的力量,经过一次次推倒重来,经调整加强了形体的分量感,最后才呈现出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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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局部

杨宏富是第二小组组长,第二组负责的中心部分,是对医生们工作状态的如实表现。而作为连环画画家,在开始阶段,杨宏富便受委托根据电脑设计稿整理绘制同比例缩小版的黑白小稿,“在绘制小稿的两天里,我都画到深夜,第二天早晨5时不到即起床继续工作。与此同时,我和群里画家保持联系,请他们同步找资料,拍照片,补充素材,充实稿子。”在不断沟通、调整中,杨宏富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连贯衔接,串联成生动、典型的抗疫场景。

第二组成员王冠英回忆,这部分“经过几易其稿,到后面变成医护们托起象征生命的女孩的一组人物组合,使画面在表达精神维度上面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这组人物形象表现了疫情前线医生和护士们无畏牺牲和忘我奉献的英雄形象,是抗击疫情的希望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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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局部

首次参与集体创作的李利民,对这次合作记忆犹新,“为了让画面的图像语言避免海报、广告和招贴画感,在素材采集之后对素描稿进行了反复调整,尽量把各个人物、建筑和器械的细节具体化,避免粗糙空洞之感。我们虽然有分工,但又不分家。平龙从黑白灰及大处把控整体画面的关系;我与王伟民相互协作塑造主要人物并连接第二组画面;陈伟中、陆翠玲从大背景深入穿插,奚赛联负责右侧一组人物的刻画, 张晓霞尽心尽责,随时提供资料保障。”

在画家们配合下,《召唤》在两周内集体创作完成,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最大的一幅以抗疫为主题的美术集体创作,全景式地再现抗疫一线人物群像。而这件作品最终入藏中华艺术宫,也算是对画家们日夜兼程的认可。

#赖鑫琳:面对重大事件 我没有缺席,并记录了下来#

赖鑫琳是解放日报摄影记者,在疫情期间,他前往武汉拍摄了大量照片,而这些照片也成为了解这段疫情的重要资料。

2月7号,赖鑫琳跟上海医疗队进入到武汉,3月22号回到上海,在武汉的45天里,21次穿着防护服、戴护目镜,进入到各种红色污染区进行采访、拍摄,其中包括武汉的定点收治新冠患者医院和方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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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靳文艺、上海美术学院教师李根、《解放日报》特派武汉摄影记者赖鑫琳

摄/蔡晴

赖鑫琳口述:

2月7号进入封城状态的武汉,8点钟到机场后坐大巴到酒店,大巴在城市道路上行使时,给我的感觉是不寒而栗,因为整个城市灯火通明,甚至公交站台的广告都在滚动,但是却没有人,也没有车,就像一座鬼城。

刚到的时候,我们也非常不确定,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感染,该怎么样开展工作。

我觉得跟着医生是最安全的,所以我天天去医院跟着他们。这些医生,尤其是护士,很多是90后,甚至是98年的。我记得在武汉大学第一医院东院区,十几岁的年轻人首次穿上防护服,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感染,那个时候通过他们看到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穿防护服、戴护目镜在污染区持续工作五六个小时,真的是一种煎熬,戴着口罩缺氧,呼吸很困难,会恶心、呕吐,甚至直接晕倒在病区。但他们也没有办法,不能出去,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对我来说也是,经常进去待三四个小时后头痛很厉害,因为装备很贵,不舒服就休息调整一下,然后接着拍摄。

所以在武汉这45天,我见到很多,尤其是上海医疗队队员真的是拿命在工作,我自己作为记者、作为摄影师,要把看到的和历史发生的经历记录下来,这是我到武汉最初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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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鑫琳《如释重负》

这张《如释重负》是在3月10号武汉方舱医院休舱的日子,作为记者出于职业的敏感,我觉得最后一晚是非常关键的节点,我一定要进去。当时华山医院所有队员都进入到里面,我报道重点其实是他们。

但摄影中的这个医生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他主要辅助华山医院的专家,对方舱医院患者进行治疗。这个医生将病人都送出去后,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当时我正在拍其他东西,突然看到他,觉得他就像一个宇航员在太空里面经历了漫长的飞行,突然落地到地球的感觉。

这个画面非常打动我,于是我站在一把椅子上拍了下来,整个过程持续一分钟,他看到我拍觉得不好意思,他就出去了。

结果,我没有想这个照片会传播得那么好。第二天人民日报、央视网,微博热搜等,加起来有3亿多阅读量。

记者在现场没有很强的目的性要去拍大片,对于我来,作为一个记者,我在新闻的现场,在历史的现场,在重大事件时没有缺席,这个就足够了。

#触动:画作中未谋面的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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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援鄂医护人员照片

时间回到2020年2月11日,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画家靳文艺在贵州的某新闻报道中看到一张照片:一位贵州援鄂医护人员,护目镜中已布满雾珠,眼睛下还有悬而未落的热泪。“首当其冲的感受是,这个人在护目镜下面工作了多长时间?”靳文艺从老家贵州赶回上海,“当时最强烈的愿望是,希望自己能参与抗疫”,在两者触动之下,以超级写实手法,创作了油画作品《抗疫天使——2020年2月9日,武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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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文艺《抗疫天使——2020年2月9日,武汉,晴》

在作品中,靳文艺特别为人物加上了一滴眼泪,因为“英雄类主题性创作很少会给人物画上眼泪,相反会画得铁骨铮铮。但面对这场疫情,每一位医护人员都是有正常情感的普通人。眼泪的位置如果低一点,呈现出来的表情是畏惧;如果高一点,是大无畏的感觉,都不够真实。最后,我选择平视的角度,主人公含着眼泪坚定地往前看,这正是我们看新闻能感受到的真实情感。”

创作期间,靳文艺每天都会收听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的《天使日记》,节目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医护人员们,用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讲述他们各自的抗疫故事,来感受他们的内心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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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艳和靳文艺在油画前合影

后来历时将近一个半月,《抗疫天使——2020年2月9日,武汉,晴》完成,随后刊登于《人民日报》,并入选展览。这时,但靳文艺依旧不知道这位原型医护人员的信息。直到上海首个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的大型实体展“召唤”开幕14天后,靳文艺通过贵州的媒体朋友发起“寻人启事”,才与画作原型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中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龙艳才取得联系,并约好一起看展。

在中华艺术宫面对面看到作品时,“作品那么真实,一下子把我拉回那些在武汉战斗的日子”,龙艳表示。

靳文艺口述:

我当时想到以这张照片作为基本素材来进行创作,里面人物当时的情感、想法和周边环境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搜寻了很多资料。通过电脑的软件,甚至找到这幅照片当时拍摄的时间点2020年2月9日11点32分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696号(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最初这幅作品的标题开始是《汗水和泪水》,但是我觉得不足以表达这个感情,就叫《抗疫天使》,虽然《抗疫天使》还没有把这个感觉表达出去。

2月11号我看到这张照片,查到它的拍摄时间是2月9号,不知道那天是晴还是下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晴的,很巧,后来我看到很多日记里讲那天果然是晴的。

我创作这个画给比较大的思考是,“艺术创作必须要用身、心、情。面对作品创作,实是非常关键的,‘实’来源于你对生活的感悟,真情的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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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文艺专门购买护目镜进行体验(靳文艺 摄)

怎么去体会这些医务人员的情感呢?我买了护目镜,戴上后20分钟就开始起雾,40分钟就看不清楚了,里面水滴下来至少要3个小时以上。

后来我跟龙艳沟通,这幅照片的背景其实是第一天进方舱医院,设备没有用过,环境陌生,怎么应付疫情也没有经验,所以护目镜戴上之后一点不敢动。

当下晚上,龙艳便进入医院,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即使头特别痛也不敢动护目镜。早上吃早餐时,她同事说,你的眼镜上都是雾珠,于是给她拍了这样的照片。

#李根:《肩并肩》 避免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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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肩并肩》油画 2.2×1.5米

李根是画写实绘画的,一般来说创作一幅2.2米×1.5米作品,往往需要两个月,而这次仅用一个月,“所以时间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困难。”

李根创作《肩并肩》,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避免题材雷同。“这是主体性画展,所以大家创作范围比较接近。从艺术本体来讲,容易造成画面雷同的局面,,所以经过反复推敲、设想,多幅构图,最终我采取一组三幅大型肖像类的方式来绘制。”

多有画家都是在家里创作,这与传统所用的创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包括各种终端来获得新的资讯,来进行创作。反过来也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拿到更多一手资料,可以让及时发生的事情与我们的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画面的现场感、临场感更加强。”

而创作过程中,李根也遇到了两个困难:

第一,这幅画采取大型肖像的形式,每个人物超过60公分高,与平时的难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我最主要想表达人物的情绪、表情,这是我作品的核心。于是我选取了医生、护士、建筑工人等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体,传达出“无所畏惧和乐观”的精神。我们也在各种报道中体会到这一点,也是这个群体给我们所展现整体状态。

#吴正恭:我是如何画“张文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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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与吴正恭在作品前

吴正恭选择画张文宏医生,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张文宏体现了“上海医生”和“阿拉上海人”的风格特点,“实在”、“懂经”、“拎得清”。当作品《定海神针——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在中华艺术宫展出时,张文宏也曾去现场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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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恭《定海神针——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

吴正恭口述:

我当时之所以选择“色粉笔”的材料,而不是“油画”,是因为“色粉画”画起来,要比“油画”快得多,尽管“色粉画”的效果和表现力,通常远远不如“油画”了。

尽管网上有很多张文宏医生的照片,然而要在众多的照片中,找到一张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且在“动态”、“角度”、“神态”以及“清晰度”等各方面都理想的照片,其实并不容易。

正因为我的绘画风格是“古典”与“写实”的,所以画面的效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原始素材”(张文宏医生的照片)本身的质量。根据我自己画肖像的经验,一张肖像画要能够吸引人,对于对象的“动态”、“角度”、“神态”等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张“完美”与“清晰”的照片,将直接影响到画面的效果。总之,“原始素材”的“动态”、“角度”、“神态”以及“清晰度”等越好,不仅画起来方便,而且速度也快,效果也一定更好。

但遗憾的是,完全不同于我自己所拍摄的照片,在网上很难找到一张在各方面十分理想的照片,再加上我在网上所能找到的照片,都是经过不同程度上的“压缩”的,“像素”和“清晰度”都不高,因而对于对象做“嫁接”和“移植”手术,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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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从当天黄昏开始,在Photoshop中根据张文宏医生,在1月2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张十分典型的照片,将另外一张他穿西装的照片中的“脸”,“移植”到了他穿“白大褂”的“身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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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合成效果图

我在尝试了几种不同的“形象”、“角度”、“姿态”与“神态”的“嫁接”后,把几张不同组合的“电脑合成效果图”与张文宏医生的“原始照片”一起,转发给了7个朋友和同事,并征求了他们对于“形象”和“神态”等方面的意见。

2月19日晚上,我去交大闵行校区的媒体与传播学院的办公室“上夜班”,10点40分正式“开工”。3个半小时后,张文宏医生的脸部,基本上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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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现在网上的照片的“清晰度”,甚至差到就连服装上的很多细节都看不清楚的程度,所以我就在2月20日晚上,给退休之前一直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工作的朋友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照片领子上的那快“黄红颜色”,是一个“中国红十字会”的标志。

2月21日晚上,我又去办公室“上夜班”,画了衬衫、领带和白大褂。除了华山医院的标志和张文宏医生的英文名字外,我还特意仔细地刻画了出现在白大褂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徽,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标志,因为那个党徽和标志,在这一画面中,具有十分特殊的象征意义。

4个小时后,画面基本上完成了。

2月26日晚上,我又去办公室“上夜班”,花了半个小时,在调整了一下衣服上的层次后签名,《定海神针——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的肖像,就这样正式完成了。

#1649个名字的《上海支援湖北医务人员英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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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张丰一口气写下上海支援湖北医务人员的1649个名字,在创作过程中最大的压力是:一定要细心,不能漏字、错字。

张丰口述:

在实际创作中,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空间。书法创作者都能体会,这么大尺幅的字,如果地方太小,纸移来移去,影响时间不说,更关键的是会打断思路,不能保证精力的集中。好在我任职的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书法中心给我提供了100多平方的创作室,桌子也有十几米长,足够了。另外,由于疫情,老师们都要求在家上班。我校何园英校长特地提供了绿色通道,使得这一创作能得以一气呵成。

第二个问题则是时间。书协给我电话通知的时候我随便一估算,按自己平时写草书的速度,以为顶多3、4个小时便轻松搞定,一试笔才发现自己话说大了——原来写诗词可以看一眼写十几甚至几十个字,可这些名字个个相似又个个不同,有的还得去揣摩这个名字到底该用哪个繁体字合适,这样一来,速度至少比平时慢了三倍,加上这些年对小行书也疏于深入的学习,书写得很不顺。这样写完1649个名字还能否保持统一的基调?能否达到市书协要求的“兼顾可辨识性和艺术性”?我实在没底,只能试着写了再说,只求不把这些光辉的名字漏写、错写,就算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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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上海支援湖北医务人员英雄榜》的毛笔

越不想出错越会出错。这次用纸是偏熟纸,我经验不足,墨写上去一时干不了,字小又不能悬臂,一不小心就蹭一下,纸就脏了。这时心情懊糟之极,不是我怕改,而是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改。正巧桌子旁边放了一把裁纸刀,我就硬着头皮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看能否把涂脏的墨汁刮掉,一试竟然成功了!由于纸厚,加上纸熟,墨渗不深,刮掉不影响接着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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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拼接后的5条

最大的惊吓出在最后,一开始把作品规格4米乘3米,理解成了高4米宽3米,所以纸裁成了2米6长,写了7条。书协最后决定要改成5条,我一下懵了,这可怎么办?再写肯定来不及了,而且精力也跟不上了,怎么办?!幸好书协来电说帮我算好了,每条按3米64的长度来裁接,并交代自己先算定好位置,并告知前来取件的师傅让他加工。可我想想不太放心,要恰好到这样长短的位置正巧又遇上空行,而且最好要避免医院名单独割裂开来,这事儿既专业又琐碎,怕师傅这里出问题,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自己干——首先确定了首条的长度为3米6,再依次拼接余下几条,同时根据情况裁掉空余的部分(幸亏书写时都留了边,古人云无用之用,如是乎?)似乎也有天助,不多不少,到最后正好拼成5条。真是无巧不成书,刚拼好,从七宝驱车来金山的装裱师傅也到了,我专门给他写了一张示意图并分别把五条装袋,这下才算定了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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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修改的6条

到了最后时刻,又发现因为原来的最后一条为了控制条数,写得很挤,效果是不好。幸好书协及时修正方案,将条数增加一条,改成6条。这样一来又有一个问题:原来越到后边,医院的名字都偏长,但医务人员又都偏少,写成一条是偏挤,但写成两条又会偏松,视觉效果心里实在没把握,而且最后的留白也比原来多出许多,原来只落了“向英雄致敬加日期名号”的简款,调整后这样显然太单薄,压不住,于是将“英雄榜”导言部分整合了一部分作为落款,恰好。

标题原定的是小隶书,竖排,但写完草稿后发现太小气,不醒目,果断放弃,选用了相对厚实一些的楷书;原来医院的名字计划采用小楷,后来调整为小行草,原因有二,一来从时间上来说,医院名有的多的近二十字,医院应该有一百多所,粗略估计字数不会少,小楷要慢一些,而且容易有用笔不到处会影响发挥;二来从章法上来看,因为字数多少极其不统一,故字号难以设定,而且小楷的章法以疏朗清爽为上,参差不齐又不好看,写大了一行不够,写小了挂墙上又看起来吃力。最后决定采用小行草,有些带有点草书笔意,因为是医院的名字,大家基本不存在识读的困难,所以影响不大,从后面完成的时间来看,当初的选择应该还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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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鄂归来的医护人员在张丰作品前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说到底,是先有了“英雄们”,才能成就“英雄榜”这件作品。逆行的白衣天使们是这幅作品的主角,是他们的名字照亮了这件作品,而不是我的书写。

(图文/鸣谢上海市文联、“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为题的抗疫主题创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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