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狮語画廊首度在线展：“失境寻踪"多丽丝·厄恩斯特个展_狮語画廊--作品-我在-绘画

失境寻踪——多丽丝·厄恩斯特个展　　艺术家：多丽丝·厄恩斯特(德国)　　开放时间OpeningTi

 

失境寻踪——多丽丝·厄恩斯特个展

　　艺术家：多丽丝·厄恩斯特(德国)

　　开放时间OpeningTime：2020.3.26

　　Leo Gallery Shanghai:上海徐汇区武康路 376 号 武康庭内

　　Leo Gallery Hong Kong:香港皇后大道西 189 號 

　　展览导语

　　梦想能够不停的旅行，看到世界上不同的精彩。

　　一份儿时的憧憬，把艺术家 Doris Ernst引导进了一个需要不停旅行的职业，最终带入了艺术的殿堂。每隔几年，Doris会在工作的安排下，移居到不同的城市，彻底了解那里的情况并且投入紧张激烈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够在世界各地工作，好像是在不停的免费旅行。然而Doris所处的工作环境，需要同时在紧张的节奏中处理各种关系而且更多的是需要面对国际化的灾难事件。

　　一段在纽约的生活经历，让Doris的精神领域打开了通往自由和艺术的道路。

　　在博览纽约众多的画廊和艺术展中，她逐渐找到了自我，看到了生命在纷繁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Doris的作品中，清晰的表现出当代设计和艺术所带有的特殊痕迹，以包豪斯为核心的线条结构和逻辑缜密的线状体系，结合层层叠加的平面结构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视觉维度。看似无穷的排列组合内各个独立的有机体有迹可循的生存在一张巨大的棋盘上，仿佛看到一座座不同的现代都市。

　　如同城市地图上的错落线条表现下，颜色表达着各种世界观。从纽约的繁华摩登到非洲的植被茂盛，从北欧的简洁明朗到东方的传统含蓄。从Doris的艺术中仿佛看到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中常见的某种隐喻和充满戏剧的内容。许多作品大量运用黑色线条覆盖在表面，充满控制的情感下涌动着不同的力量，好像带有实质的尖锐视线穿透画布抵达某种深渊，某种深邃但是充满了希望曙光的力量从画面上指透内心。秩序和灵动同时呈现在看似疯狂的线条上，近距离靠近这些作品，好像随时能够窥探到芸芸众生中每个独特的个体上所自然发散的人性。

　　本次展览精选了DorisErnst 2017-2019年的近四十件作品，来开启2020年狮语画廊首次开放的在线展览，本次展览中Doris还將捐赠四件作品的款项給受到冠狀病毒影响的武漢，以表达她对灾区人们的关爱与希望。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0_20cm 纸本丙烯、印刷油墨

Stick together 矛盾共同体    30x30cm  纸本丙烯、印刷油墨

​　　艺术家 Artist

　　多丽丝·厄恩斯特(1966年出生于德国)目前与她的家人生活在上海和柏林。她是一个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她的直觉与创造力来自于她在纽约、阿姆斯特丹、斯德歌尔摩、埃塞俄比亚、新德里与日本等不同地区的生活、旅行与工作的经验表达。这些不同的文化、人、社会，多样的艺术形态，以及她与许多国家的艺术家们之间的友谊，都对她产生了影响。多丽丝也曾多次在上海举办展览。

　　多丽丝的作品受到她在一些大城市生活经验的强烈影响。其密度、嘈杂、快节奏与自然、宁静、舒缓形成对比。在作为抚养了三个孩子的职场母亲多年以后，那份寻回自我的强烈渴望让她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之路。她的工作不仅限于结构明确的法律领域，也涉及人道主义援助，包括访问地震后的海地以及非洲和叙利亚的难民营。她在寻找着一种方式来应对个体生活中的快乐与失落，以及失去所爱之人时的悲伤。所有这些探寻都与全球政治、环境恶化、社会阶层分化、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速度相互结合，使她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脑海中不断纷乱纠缠的思绪，来应对混乱与秩序。她的作品以“试图让其顺理成章”为座右铭，这句格言包含了她在繁杂世界找到希望的愿景。

　　多丽丝喜爱使用刮刀代替笔刷。以这种方式绘画总是包含着随机和惊喜，这又与生活本身有着相似之处。在生活中，完美从不会是完全计划好的。然而，条纹与网格表面上看是不规则的，作为一成不变的象征的条纹是永远不会相同的，它们也代表着个体性。覆盖叠层则表现了生活中我们面临的许多不同影响。她的作品中还有一系列名为“Fading”的纸上作品，探讨了在持续的外界压力下，不失去自我、完整性、价值观与个性的问题。

　　多丽丝的另一系列作品包含了在碎纸上发现的物件和标记，以及印在被拆除房屋中的破碎瓷砖上的图案，它们涉及了无常与脆弱性的问题。现有的状况/危机清楚地展现了理性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少是其中之一)。同时，人性、情感、关心他人的同理心与爱也是我们需要的。一起努力奋斗，分享彼此的关切与想法，这将给予我们希望，从而在我们的混沌时光中追寻更为美好的明天。

　　狮语对话艺术家

　　与上海结缘的旅行者、探索者

　　狮語:您在许多城市工作与生活过，我们很好奇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去到这么多不同的地方的?

　　Doris：我出生于靠近荷兰边境的一个德国乡村小镇。我的父亲在一家工厂工作，在我小时候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去旅行。所以当我开始自己赚钱后，我非常渴望去看看这个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我参加了一个包含法律、政治和语言的特别学习项目，并且还出国工作。在培训期间，我被派往马赛，温哥华以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莫斯科。然后在九十年代初，我搬到了纽约市，在那里我主要处理国际法律的问题以及一些赔偿问题。赔偿对象主要是一些来自大型犹太社区、曾被送往集中营的人，以及一些针对自己的巨额财产被德国东部纳粹夺走进行索赔的人。当我住在这个伟大奇妙的 “世界城市”纽约时，我同时直面了德国历史。它再不仅仅是学校历史课的书本，也不再仅仅是父亲口中的故事，而是真实的。另一方面，纽约如同一个启示，也是我发现艺术世界的地方。

　　此后，我基本上每隔三到五年就搬到另一个国家，在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休斯敦(德克萨斯州)等城市从事法律或文化交流工作，也会到雅加达和新德里执行一些短期任务。

　　来上海之前，我在柏林的政府工作为我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内核，那就是人道主义援助领域。评估和组织海地地震后的援助项目、参加非洲的会议、访问埃塞俄比亚及索马里的难民营、成为UNWRA的联络员、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援助项目，所有这些都给予了我对于生活缓急的全新理解。此外，遇到众多为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工作的敬业的理想主义者们也十分令我印象深刻。在叙利亚编辑部工作两年，见到约旦和黎巴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听他们的故事，看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这些都使我重新定义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最终，我来到了中国。由于无法学好这里的语言，这意味着我要生活在一个与大部分人几乎没有正常交流方式的国家。

　　开始这一漫长的旅程是因为我很好奇，想要学习，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我真正想定居的地方。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是一个旅行者、探索者。

　　狮语：在辗转于不同的城市时，通常什么样的经历会是激发你艺术创作的动力?

　　Doris：最明显的是我周围的直接环境。那就是自然、光线、建筑、色彩和线条。它可能是摩天大楼闪亮的玻璃外立面以规则的形状，也可能是让人想起柬埔寨的丛林废墟的巨型树木。它是中国的红，印度的艳丽，还有与之相对的黑与白的“酷”，以及大都市的时髦。

　　其次，我看到了古老的传统艺术以及手工艺品。对我而言，它向你讲述了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灵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形状和图案，也可以找到历史，信仰和意义。

　　狮語:对你而言，旅行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Doris：为了体验新事物，我喜欢动用我所有的感官。今天，只需用指尖在电脑或手机上点击，我就可以“旅行”到几乎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但是网络摄像、阅读或是看照片与真正沉浸到新的世界中并不相同。

　　然而，对我个人而言，旅行时吸引我的通常不是这个国家和城市的大亮点或最受欢迎的景点。是的，虽说触摸泰姬陵的大理石比想像中更激动人心(即使身边有上百个游客)，这一点是有些让我意外的，但真正的刺激来自于体验你所到之处的日常生活。搭乘健谈的印度司机的出租车，听着他的祈祷音乐，看着一个新世界从车外划过(从敞开的车窗中感受着印度的热风)，这些都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想法。旅行唤起了人的情感，这也给我带来了创作的灵感。

　　旅行还意味着脱离你的日常轨迹，离开舒适区。它让你有一种迎接新事物的感觉，让自己收获惊喜，感觉自由和放松，抛开限制我们想法的负担和束缚。摆脱所有“必须做”的事情，释放思想。一旦你不再执着于“常态”，创造力便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绘画就像人生，在混乱中寻找秩序

　　狮語:您画笔下的色彩与形态的原型来源于哪里?是思绪中的抽象概念还是来源于城市的具象影子?

　　Doris：考虑到我绘画中的颜色和形状，我必须承认它们非常具有直觉性。

　　它们就是以某种方式发生了。但是，看着这些完成后的作品实际上可以使我理解它们是由何而来的。就像直视我自己的灵魂。

　　我爱黑色。但是，黑色对我来说并不一定具有消极、黑暗和邪恶的涵义。我成长于八十年代的德国的一个相当保守的天主教的乡村环境中，这使我通过听朋克与新浪潮音乐、穿黑色服装来反叛传统规则。黑色是如此的干净和纯粹，就像没有真正的阴影一样。如果你将它与其他颜色混用，基本仍然会保持黑色。

　　我也喜欢包豪斯式的直线与形式。它给我一种清晰有效的感觉。它很有组织性，也很有理性，并且自成逻辑。而且如果能在例如一座城市的建筑架构中、在曼哈顿市的地图中、在服装中、或在瑞典设计中，能发现这种特质，我就非常喜爱。有时我在建筑物、雕塑或服饰中会发现许多装饰元素，以及不必要的、模糊的特征，这会使我感到焦虑和分心。

　　在我的绘画中，形状的重复具有冥思的一面。这不仅体现在我绘画的过程中，而且在观看时你也会发现这样的结构，有时是网格的刮痕。在混乱中存在着秩序。这些线条是使用刮刀制作的，因此它们始终是笔直的。色彩是一种接一种添加的，所以不会混合在一起。

　　狮語:您的作品中保留有许多偶然与无意的细节，但整体上却是乱中有序，可以就此谈谈您对混乱与秩序的看法吗?

　　Doris：你认为你对于明天有一个固定的计划，并且已经理清了所有事情，然后就出现了一些情况，这一天里没有任何事按照你的计划进行。这就是使用刮刀绘画时会发生的情况。当你的刀在画布或纸张上刻绘的时候，你对最终的作品会以何种形式呈现有一个想法，但你永远不能完全确定。

　　在我的许多作品中，你可以看到一种特定的规律性和重复性。就像我们的生活，有天，有小时，有季节，它们都是不同的，它们永远不会与我们的预期和计划完全相同。我们无法预见将会发生什么。当我将刮刀放入画面并创造条纹时，就是我喜欢的这种“有意的随机性”。这种重复使思想平静下来，给予我格外需要的平静，以及秩序感和规律性。

　　正是这种随机性——没有任何一条线与其他线条相同，它们都是互异的，这才使条纹变得有趣。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和意外性使得绘画的本质得以体现，并产生了所需的张力。如果我们能预知所有事情，一切都按部就班，那将是多么无聊。但同时，我们喜欢并需要一定的有序。在完全的混乱中很难找到出路。

　　给予绘画一种秩序或在画上施加些网格，这可以给我们带来掌控与安全感，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差异和个性来使其更有发展的空间、更具创新性。

　　狮語:艺术创作是如何与您对社会、环境与政治这些问题的思考相辅相成的?

　　Doris：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个人生活——在工作中、在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中——即使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是优越的，身边有很棒的人，生活过得很舒适，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依然会影响我们。

　　在这个时代，气候变化，资源减少，世界许多地区的政治动荡，生存条件差异巨大。我们很难仅为自己快乐而忘记其他事情——如果你有孩子并为他们的未来考虑的话更是如此。

　　这一切很难全部理解，而且如今我们也很容易迷失在负面思绪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自己的系列作品命名为“Trying to make sense”的原因之一。世界似乎每天都在变得更加混乱，而我正在寻找秩序、寻找更大的图景，给我带来每个人的希望所在。因为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地生活，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解决之道。

　　生活在一起，彼此尊重、宽容、相互关心——你也许能在我的绘画中发现这些。在这里虽然每一条纹路和笔触都不相同，但是它们在画布上协调共存并且共同构建了一个更大的图景，甚至可能有一种和谐感。因而它们象征着希望。

　　狮語:您如何将现实观点转化为视觉语言的?

　　Doris：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我没有这么做。我总是很感兴趣于人们看着我的画，并告诉我他们在其中看到的东西。因为我在创作作品时几乎从未想象过真实的、现实的事物。我以某种方式通过绘画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个图像。

　　但这就是抽象艺术的魅力，每个人都能看到其中的不同之处，它不一定是艺术家想要表达的东西。对我而言，抽象绘画如果能激发观者脑中的任何一种感觉或是一种印象，它就实现了其目的。这也强调了这样的思想：我们不全是一样的，而是具有独特想象力的个人。

　　狮語:您认为您的艺术语言是更倾向于感性还是理性?

　　Doris：两者都是，因为这正是思想的斗争。

　　我的教育，或更确切地说我的教育选择，首要基于理性。我在学校时就喜欢数学，我选择学习拉丁文，因为它具有优美的结构和逻辑，而我有些抵触法语，法语中所有的例外丝毫没有道理。我学习了法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规则和条例。

　　你可以在我的作品中找到所有这些内容：秩序，规律性，重复性，直线，色彩的明晰。

　　这一面的我一直在与自己的情感作斗争。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感觉，需要微笑，或甚至有时愤怒也是可以接受的。我需要并感受很多同情心与爱。但是感觉不只会让你快乐，同时也会带来伤害。

　　带着秩序和混乱的观点去看我的画，你也可以将理性看作是有序的部分，将情绪看作是混乱的部分。如果你完全让情绪控制自己，那么你可能会陷入灾难之中。其中的起伏可以非常高，但也可以非常低。

　　如果你同时也倾听原因，保持理性，不让自己因痛苦而触动太多，那么你自己会有一种“网格”，给予你控制力、界限、原则、价值以及希望。

　　狮語:请您谈谈作品“Happy Days”和“Constant Struggle”。

　　Doris：这两张画有点像是我刚才描述的对比。不同的面都获胜了。

　　在“Happy Days”中，你可以看到底层一个由黑色、灰色、银色和白色线条组成的网格，我的数学家丈夫非常喜欢这种构成方式。这使他想起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建造的摩天大楼的立面。我将这张画看了两个星期，对它并不完全满意。它太精确了，太有秩序了。因此有一天，当我回到家并感觉不错时，我认为色彩是它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在黑色、灰色和银色的阴影上应用了许多不同的颜色。这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每当你使用其他颜色时，都需要清洁所有的材料。但这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就像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刻一样。一切都在盛开，而你抛开了冬天的灰。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其为“快乐的日子”。

　　而绘画“Constant Struggle”来自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冲突。我不是很开心。你可以看到并感受到绘画表面上的那些划痕。底层的秩序和各种颜色的整齐条纹构成的良好结构都被“遮盖”与刮擦。我感到受伤、失望和沮丧。

　　但是我决定将黄色用于“阴影”，用于“困扰”。黄色是光明与阳光的颜色。因此，在黑暗隧道的尽头会有光线，我并没有感到完全迷失(就像绘画“Frustration”一样)。我对他人感到失望，但对生活本身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都会经历一些创伤。但是我们的人格就是这样形成的——由所有这些不同的经历构成。

　　有时间、生命与历史的痕迹事物都是宝贵的

　　狮語:请您谈谈对您影响最大或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和艺术作品。

　　Doris：当我们住在休斯敦时，我的孩子们还很小，在德克萨斯州的郊区生活也在很多方面都比较困难(政治上来说在那段我们的邻居都是布什支持者的时光)。就我们在家庭中的扮演的颠倒的角色而言，我作为女性是负责赚钱养家的人，我的丈夫照顾孩子并在一所大学里教晚班;并且在休斯敦，大多数人在车上过日子——从家里开车到单位上班，从家里开车到商场，几乎没有街道生活。但是美国的自然风光与户外风光很棒，此外休斯顿还拥有梅尼尔收藏博物馆!它不仅有出色的当代艺术品，还拥有赛·托姆布雷展示馆以及罗斯科教堂。有段时间我很喜欢作为抽象艺术先驱之一的马克·罗斯克(Mark Rothko)。我站在他的画前，旁边有很多人摇着头并问着“为什么这是艺术”，而我却对这色彩的深度着迷，总是看不够。在刚进入罗斯科教堂时我感到失望，因为突然之间美好而明亮的色彩消失了。但是在了解他注入这些作品的感受之后，我发现了这个被巨大的黑色、灰色色块(以及痛苦)包围的教堂是多么独特。我喜欢罗斯科关于选用材料的创新以及他为了达到最终震撼的效果而进行的漫长尝试与分层过程。

　　另一位影响我的艺术家是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我不仅在展览中看过他的绘画，并且在一部著名的纪录片中看到他工作。看他使用他的橡皮刮刀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也促使了我在五金店买了第一把刮刀来尝试这种方式。那时，我对丝网印刷中所使用的刮刀或其它华丽昂贵的美术材料一无所知。

　　当我已经在自己的小工作室里工作了两年，并通过自己尝试而学习了很多关于不同绘画与材料的知识后，我的丈夫在我生日那天送给我这份很棒的Soulage的画册。这些绘画非常让我心动。所有这些奇妙的黑色与记号看起来有点像我用刮刀开发出来的。这给予了我信心，我需要继续前进并忠于自己。

　　来到中国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展览之一就是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余友涵个展。我很高兴看到他用笔刷创作出来的条纹重复。这再次使我信心倍增，不感到孤单。这助我解决了长久以来的疑惑。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将自己称为艺术家。开始时，我只为自己进行艺术创作而不是为别人，我尤其从未想过将我的艺术看作是别人会重视的东西。特别是由于来自德国，我很习惯地相信适当的教育及认证(很重要)。因此，别人怎么能够在我的作品中看到任何价值呢?毕竟除了我这些年的自学和思考所得之外，我从未在艺术学院学习过，也没有专门领域的知识。

　　成为艺术家之路的最后一步是与所有这些优秀的、有几分名气的艺术家在上海当面会晤。聆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活故事、激励他们的动机，他们如何定义自己、如何有着同样的自我怀疑以及他们如何挣扎。我很荣幸能找到这些朋友，他们以个人化的方式与我分享他们的思考，而不是以艺术评论家的高深论文中经常描绘艺术的那种方式。特别是申凡，他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告诉我需要保持耐心，而且遵循一条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这已经意味着很多了。耐心地行走，而不是匆忙地奔跑并始终瞄准很高的目标。用自己的时间带领我们接近目标，等待并沉下心来应对当今时代的高速度，这是很棒的建议。

　　狮語:您选择用了常见的物品，比如刷墙的刮板、捡来的石头、自制的纸板等作为创作工具，是不是反映了一种您的生活的理念，是怎样的理念?您在艺术里追求的是什么?

　　Doris：我一直都善于观察周围的环境。我不仅和孩子们一起用在森林中发现的物件做很多精巧的东西，我也喜欢父亲地下室里所有的工具。当我去买我的第一批艺术物料时，这些东西在德国有点贵，所以我去了五金店看看在那儿能找到什么。我就是这样找到了工人在墙上抹灰时用的刮刀和铲子。

　　作为一名自学的艺术家，我从不依照任何既有的指导做事，也喜欢不被告知该如何去做。我很好奇，喜欢用手头的任何东西做尝试。特别是当我有剩下的颜料或材料时，我会在纸上创造许多小的作品。我们社会对完美主义的渴望让所有人倍感压力。我并不完美，我的艺术不应是完美的，我的材料也不应该是。我还收集了很多被扔掉的东西。它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我用来做小幅版画的是被拆毁房屋中的碎砖。老房子和住在那里的人相伴，有着悠久的历史。风化的东西，例如生锈的电线或金属物件、木头、有着许多凹陷和划痕的扭曲的交通标志牌，这些物件被人们踢开，无人看管，它们失去了功能和价值。但这些褪色了的、旧的、生锈的、破碎的和不完美的东西仍然可以是美丽的。对我而言，所有展现了时间、生命与历史的痕迹的事物都是宝贵的。

　　Trying to make sense”

　　狮語：您作为一位职业女性，三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和工作已经非常忙碌和辛苦，为什么还要做艺术，是什么驱动力令您创作艺术?创作给您带来了什么?

　　Doris：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出很多决定。我们可以遵循社会和家庭对于我们的期望前进。

　　我遵从了这种潮流，也有着一些这样的追求。我成为了一个妻子以及三个孩子的全天的在职母亲。我同样也是一个女儿，在父母变老时照顾他们。在我生活中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试图尽我所能做好所有这些角色。在某个时候，我发现我基本上只是在完成自己的职能，做我被期望做的事情，承担着所有这些角色带来的责任和长久的担忧。每天都在妥协让步，维持某种和谐，保持一切正常进行。但是，我在过程中迷失了自己。一开始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的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让我看上去沮丧又失望，身处在一个总是变得更加疯狂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关心买一辆更大的车胜过关心气候变化和真正幸福的人。

　　当我直面父母的病痛和死亡时，我处于了一个节点，我想要弄清自己到底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和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代艺术对我来说一直是一种被动的激情所在。但是，我渴望对一些事情充满主动的热情——一些为我自己做的事，一种表达我的感觉和我的脆弱的方式，一种寻找答案的方式，更加深入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

　　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是解决关于存在的问题的一种方法(所以系列的名称才是“trying to make sense”)，但是艺术也使我与许多志趣相投的人联系起来。艺术是一种对话，艺术家敢于以各种方式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灵魂。

　　狮語:您希望通过艺术给别人带去什么?

　　Doris：艺术家允许其他人观察他们的灵魂。这是找到志趣相投的人的一种方法——去联结。允许他人通过艺术作品看到美，激起微笑、批判性思考或悲伤以激发他人的任何感受，这都是一种对话。艺术就像一种语言。它可以创造一种理解，并展现我们所有人中的人性一面。

　　狮語:这次中国发生疫情期间您在哪里，您经历了什么，在此期间艺术在您的生活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Doris：病毒爆发期间，我在上海。我经历了所有的不确定、闭关的限制、受害者的悲伤，我在人们的脸上看到了恐惧，看到了不断泛滥的新闻和社交媒体报道——所有我们都必须经历的起起伏伏。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经历。它深入到骨子里，到我们生存的核心之中。我们太习惯于拥有各种自由的选择了，然后突然间所有事情都出了问题。我们总是思考自己的生活中的轻重缓急，然后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渴望的仅仅是找回我们原来质疑过太多次的、有时很无聊的正常生活。常态自有其价值。

　　危机局势可以展现人们最好的和最坏的方面。我很高兴看到如此多的团结一致。我希望不久后我们可以摆脱孤立，再次邂逅他人，看到不再被口罩遮住的那些笑脸。

　　在这个我们的内心平和都有所缺失的时期，我的艺术帮助我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以前重要的事情现在突然间变得毫无意义。在春节之前我做了一幅作品，其中包含了很多色彩明亮的条纹。当我从工作室开车穿过上海冷清的街道回家时，我在这些条纹纸上添加了很多暗色的阴影。然后通过刮去黑色的部分，一些明亮的颜色又重新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等待着自然的第一缕春色，盼望着事情会好起来，不仅在上海，也在所有受影响的地区。

　　狮語:您认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什么?

　　Doris：多年以来，不知为何我的生活变得如此沉重，我对家人、对工作、对我所拥有的一切——一个有五位成员的大家庭，都负有责任。从年轻时起我就一直在思考生命与存在的轻，就像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书名一样。艺术让我并不肤浅地找回了这种轻。

　　当我进入自己的工作室时，大部分时间我都会设法丢下许多事情，比如我的“待办事项清单”、冲突和顾虑。所有这些盘旋的思绪都停止了运转。我努力去投入一种状态——没有任何我“必须”做的事情，只有很多我“能够”做的思考。然后，色彩、图案和创意就会来接管了。这些灵感有时也会开始盘旋，但是更感觉像是在一片轻盈的云朵上漂浮，像是一个机会，而不是被拖拽着、束缚着。

　　在冥想中，你尝试着放松并完全放空你的大脑。当我从事艺术创作时，我会自我探索。我不受他者、期望、环境和义务的驱使。我不是在做出反应，而是在进行创造。

　　关于新作品的问题，什么使你的作品有了一个新的状态?《金盏花》《全球化》《矛盾共同体》

　　尽管我的“实际”年龄是53岁，但问题始终是我们感觉自己是什么年纪，以及当我们在对待生活某些特定方面时，我们如何感觉自己的年纪。我的身体开始疼痛，在工作环境中，我感到与年长带来的经验和信心，与孩子们交谈中我有时会听到我父母的声音从我的嘴里传出来。但是对于艺术，尤其是我自己的艺术，我感到自己非常年轻和充满新鲜感。这意味着还有很多空间去发展、进化、演变、去充满勇气和好奇心。除此之外，冠状病毒疫情给了我们很多待在家里的时间。是时候专注于自身不被分心了。我的艺术成为了这种(相对)独处中的重要部分，这种独处给予我稳定并且愈加深入。

　　关于捐赠：我想要表达我的支持。

　　在整个疫情期间我都待在上海。正如所有人一样，我对这种无形的威胁感到无所适从。

　　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工作了多年之后，在这个困难的时期，我的思绪与所有帮助他人的勇敢者同在。在诸如地震、霍乱爆发以及当前的病毒危机这些自然灾难发生后，许多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医护工作者以及许多其他的援助者，为了帮助他人，不惜以身犯险，甚至他们的家人也处于危险之中。我们都要依靠他们。因此我想要表达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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