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两千多年前，在中国西南一隅的某个小国，一位可爱的国王问远道而来的汉使：“汉孰与我大？”
这个“夜郎自大”的故事人人皆知。但很多人不知道，最先提出这一历史性疑问的并非夜郎国，而是古滇国。有趣的是，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国和古滇国疆域相近，而且确实都是该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国”。
2020年初，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滇国相印”封泥等重大考古发现，从实物史料上证实了传说中古滇国的真实存在，也再一次让人们的目光聚焦到那一段神秘而灿烂的青铜文明。
1956年出土的“滇王金印”和2020年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
自给自足的部落生活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启古滇国考古发掘至今，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古滇国核心城区聚集在今天云南的石寨山、金莲山、李家山三座遗址构成的三角形区域中。其中，石寨山是王室墓地，李家山是贵族墓地，金莲山是平民墓地。这个“三角形”的旁边，则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深水型淡水湖——抚仙湖，湖下有一座已沉寂千年的古城。
就在这个山水明丽的地方，古滇国延续了近四百年文明史，聚落里的百姓过着快乐而丰裕的生活。通过分析生活区遗址的灰坑遗迹，通俗地说就是生活垃圾，考古学家们发现，滇人的食材相当丰富，他们喜欢吃美味的猪肉、肉质细腻的鱼肉，还有精细的大米。因此，滇人的牙齿磨损很轻微，不少人还患有龋齿。
比如，这件再现祭祀场景的房屋模型铜扣饰：在一座造型奇特的房屋里，一场饕餮盛宴正在举行，栏杆上摆着肥美的牛腿，墙上挂着牛头和风干的鱼脯。在本该严肃庄重的祭祀场合，滇人却把对“吃”的执着追求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房屋模型铜扣饰
古滇人骨骼上遗留的劳作痕迹表明，当时男子最常作的劳动是划船打鱼，女性的劳动相对轻松但同样重要，比如制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具——陶器；而从墓葬中出土的耕犁等明器，我们也能想象出那繁忙的田间劳作景象，这一切绘成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画卷。
（左）金莲山出土的陶器
（右）只有原器物十几分之一大小的耕犁明器
青铜器上的巧思
古滇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但与中原地区刻着抽象纹饰、象征王权的礼器不同的是，滇国青铜器多为生活或生产用具，上面的装饰用十分写实的手法生动刻画了日常生活中祭祀、农耕、渔猎和战争的场面。
滇人多用青铜器作为生活用具，无疑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立体浮雕式的装饰则带有西方艺术特色。但这些青铜器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核依然是古滇国地域性文化，比如那些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中，最多的是西南地区常见的牛、虎、鹿和孔雀。
孔雀形铜镇纸
考古界一直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的说法。其中，“牛虎铜案”便出自古滇国，其造型以一头健硕母牛为主体，牛身下藏着一只憨态天真的小牛，一只凶恶的猛虎正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母牛不放，狠狠地撕咬着牛身。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母牛痛苦却隐忍，她必须牺牲自己来保护幼崽。
牛虎铜案
最有特色的是一种名为贮贝器的器物。它们大多器型庞大，器身、器盖上有复杂的装饰，功能相当于现代的存钱罐。
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
作为当时的货币和财富的象征，这些贮贝器中残留的海贝，许多都来自印度洋，这说明古滇国和印度（身毒国）之间已有频繁的商贸和文化交流。而那件表现滇人祭祀场景的房屋模型铜扣饰，其房屋类型是西南地区常见的干栏式建筑，但房顶上大下小，具有鲜明的热带和亚热带建筑特色。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再如这件神秘而诡异的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在直径30厘米的盖子上，刻有52个形态各异的人物，人群中间有一根双蛇盘绕的柱子，这是古代祭祀活动中，只有诸侯王才能设立的社柱，代表天子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未知的起源与消逝
古滇国进入历史的视野，始于西汉时汉武帝派人前往西南蛮夷之地，寻找那条传说中可以不经匈奴、直通西域的古道。
西汉时，滇国归顺，汉武帝赐予滇王金印，允许他继续统治该国，此印为典型的诸侯王“龟钮蛇身”印
但古滇国文明的滥觞显然更早。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278年，楚威王派大将庄蹻攻伐巴郡和黔中郡。他一路向南、所向披靡，最终，在征服滇池后凯旋而归。不料，秦国大举攻楚，切断了庄蹻回楚的道路。无奈之下，他只好返回滇池，依靠强大兵力成为滇人的统治者——滇王。
滇王庄蹻
这是关于古滇国的最早的书面记录，此后两千多年里，滇国在史书中神秘消失了，以致于人们屡屡质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直到1956年，那些生动华美的青铜器悄然出现在云南古玩市场上，由此拉开了古滇国考古的序幕。
古滇国青铜器代表器型—青铜鼓
今天，我们仍无法确知古滇国文明在历史烽烟中演化、推进的具体过程，但依据现有考古成果，可以做一些合理推测。比如，关于金莲山大型平民墓葬，在排除了战争、地质灾害等外力作用后，基本可以断定，是一场疫病夺去了这些年轻的生命：在那些人为制造的叠层墓穴里，埋葬着上万人的尸骨，他们男女比例相差不大，多数是20岁至40岁的青壮年，骨骼上无明显外力致伤。
还有那些特意为婴幼儿设立的墓坑和随葬品，以及年轻的小夫妻和孩子的合葬墓，都在无声地倾诉着：在那场席卷古滇人部落的瘟疫里，人们怀着怎样的悲痛送走一个又一个族人。
“一家三口”式家庭墓穴
而对于整个古滇国政权的消亡，我们可以从出土的铜铁合金器物及大量汉式器物推测，自西汉始，古滇国与拥有更高生产力的中原文明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深入，最终，它融入了中华文明的统一大潮之中。
结语：对于古滇国，有太多谜团待解。比如，古滇国文明如何起源？滇国人是什么民族？是南迁的楚国人还是当地的土著？抚仙湖下的建筑遗址是否就是古滇国的都城？滇国文化是如何与中原文明一步步交融，并最终失去了它的独特性？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没有飞机、汽车和高铁的年代，沿着那些不为人知的古道，古人走的路远比我们想象的远得多。不同文明、不同种族在共生和交融之中，汇成一段神秘绚烂的历史，等待我们继续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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