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纸上性情——三十年代民国文人那些事儿_民国文人-胡适-蔡元培--周汝昌-红学-大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大师林立、大师辈出的年代。那时的国家积贫积弱，有识之士负笈留洋，为了国家与民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大师林立、大师辈出的年代。那时的国家积贫积弱，有识之士负笈留洋，为了国家与民族，变法图存，发愤图强。文人受传统诗书的滋养，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国学功底，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其时西风东渐，或出国留学，或苦读西洋经典，故而才涌现出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家。

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绘画、音乐）、教育、实业等各个领域，都有如雷贯耳的名字永载史册，像严复、辜鸿铭、康有为、张元济、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弘一、鲁迅、沈尹默、陈寅恪、胡适、赵元任、顾颉刚、梁漱溟、钱穆、潘光旦、傅雷、钱钟书等等。他们一个个都是风标独立、个性粲然之人物。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们的轶事逸话，都成了后辈心口相传、书之不尽的永恒话题。

但在这个璨若星河的时代里，究竟谁才最有资格被称为“大师”，当时人们对大师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陈寅恪在王国维墓碑上题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的一段话：“自昔大师巨子，其美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其中提出了衡量大师的三点标准：

第一，学问是否具有开拓性。

第二，如果没有开拓，但如果能弥补前人没有达到的境地，也很了不起。

第三，由于你的著作和思想改变了一大批人，转移了一时之风气。

陈寅恪认为只要能达到其中一项，就可以称之为大师。

“中国唯二好人”蔡元培

蔡元培

如果以这个标准，蔡元培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大师。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而被我们熟知，但实际上他在北大担任校长的时间并不长，从这张任命状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1917年1月正式上任，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就提出辞呈，真正在北大的时间不到两年半。但他给北大带来的影响，和给北大定下的基调，绵延百年一直影响至今。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委任状

可以说蔡和北大是相互成就。北大因为有蔡元培，从此确立了现代传统的风格，而蔡元培也因为北大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最早是晚清系统中的文人，17岁考得秀才，22岁中举，25岁殿试中进士，被点位翰林院庶吉士，在科举仕途上非常顺遂，不像康有为、洪秀全这些科举的失意者，蔡元培是科举制度的获益者。往往像这样比较顺的人，是没有改造社会的动力的。而蔡元培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先觉者，他反对清政府，毅然决然投身于革命，很早加入同盟会，跟孙中山成立了民国。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由于大量官二代和富二代聚集，学校里乌烟瘴气、学风不正。最初很多人不看好蔡元培的改革，但是他根据“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的方针，第一时间请来了陈独秀，陈独秀的作风非常得泼辣，敢作敢为，是一个优缺点都非常鲜明的人，蔡元培想让大改变北大乌烟瘴气的风气。

陈独秀

陈独秀当时在上海办《新青年》，经蔡元培三顾茅庐，才同意北上，并把《新青年》带到了北大，这本杂志后来改变了北大的青年学生，才爆发了后来的五四运动。蔡元培虽然不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但他却是这场运动的支持者。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对蔡元培曾有这样的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蔡元培就是这样一位转一时之风气的人。

五四运动景象

而且蔡元培在当北大校长时，只问学问高低，不问政治背景和倾向，只要对年轻人有益，就会请来当老师，而且还会用一些非常手段。比如陈独秀，他虽然曾经留学日本，但是没有过硬的学位。为了让他能到北大教书，蔡元培还特地为他伪造了文凭，像今天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又比如梁漱溟，梁早年考北大失利，但是他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看中，于是替他写信让梁漱溟到北大做教授，连梁漱溟自己都不敢相信，后来成就一番佳话。

辜鸿铭

还有辜鸿铭，他从小生在南阳，12岁时被带到苏格兰读书，此后还留学法国、德国，精通9种语言，先后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回国后，辜鸿铭成为张之洞幕僚，还娶了一个日本老婆。所以辜鸿铭概括自己的一生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在晚晴时代，辜鸿铭学问很大，最早把论语、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翻译成英文。但是他的思想非常落后，非常迷恋清朝的种种制度，比如一夫多妻、小脚、皇权等，所以他到死都留着辫子，令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不齿与他为伍。但即便如此，蔡元培还是顶住压力请他到北大教书，所以辜鸿铭才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辜鸿铭的中文是中年回国后恶补的，所以他的书法，看似略显生疏，从风格结构上也无流派渊源，但线条苍茫而凝练，章法行气间，有一种烂漫天真的韵致。

释文：“宫保大人阁下：遵示奉上梅译函，惟鄙见不如径晤正使，以免别生枝节为妥。肃复。敬请 均安！汤生 谨肃（初三）”

胡适与周汝昌的红楼情结

说到蔡元培和陈独秀，不得不提到的还有胡适。陈独秀答应去北大之后，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当时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的胡适，陈和胡在新文化文学改革上理念相同，三个人在北大联手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

胡适

胡适最初来到北大，工资是260块大洋，这笔钱在当时可算得上一笔巨款，因为当时就算是一套北京的四合院也“只要”一千多大洋。而且毛主席当时在北大做管理员时，工资只有8块大洋；一个黄包车工人一个月工资仅有3-5块大洋。可见那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推崇。

胡适不仅人帅，人缘也很好，因此与很多人有过通信，也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1947年，一个名叫周汝昌的学生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书。顿时，这位学生热血沸腾，就像考古学家发现了新的遗址。书是本诗集，作者是郭敏——曹雪芹的好友。这本诗集中，有六首诗直接咏及曹雪芹，因此，很多红学研究者都钟情于这本书。殊不知，已取得一定红学成就的胡适，就对这本书垂青已久，只是一直没有找到。

周汝昌

得到这本珍贵的诗集后，周汝昌依据书中的内容，写了一篇红学文章，并很快发表在当时的《民国日报》上。这篇文章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吸引了诸多红学人的目光，其中的论点既有新意、也有让人怀疑的缺漏。四方红学者纷纷著文或支持，或质疑。终于，胡适也忍不住了，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胡适对周汝昌的考证同意了一半，批判了另一半。接到胡适的信，周汝昌激动万分——大学者胡适竟然给一个小辈写信。很快，这封信也发表在报纸。

胡适与周汝昌的通信

收到胡适的信之后，周汝昌及时地写了回信，在信中，他系统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胡适很快也有了回信，从各方面分析自己的考证，并批驳周汝昌不合理的论点。当时，周汝昌年轻气盛，不知言语轻重，收到胡适的信就回信与之辩论，同时，对于他们认同的观点则做深入的探讨。就这样，一来二往，两年间，胡适一共给周汝昌写了六封信。胡适写给周汝昌的六封信，进一步激发了周汝昌对红学的兴趣，他在心中默默承诺：一定要把这些红学中不解的问题搞清楚。

不久，鉴于研究，周汝昌冒昧地向胡适借甲戌本的《红楼梦》。此时周胡虽然书信往来，却从未见过面，可胡适毫不含糊地把自己收藏的极珍贵的甲戌本，托人带给周汝昌。收到胡适托人带来的书，看着包裹书的纸上写着“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周汝昌甚为感动，当时胡适已在文坛享誉四方，对一个学生如此尊重——这不但是尊重一个年轻的学生，更是对学术的崇敬，终成一代红学大师。

“南社”文人相轻的朋友圈

范烟桥、周瘦鹃和陆澹安​

除了这类比较正式的信外，书信里还反映了当时文人社交圈子和喜怒哀乐。比如这封“南社”成员范烟桥写给陆澹安的新就记录了这样一场闹剧。1964年5月16日，朱大可、朱其石兄弟与平襟亚等老辈文人，在上海酒馆为周瘦鹃、陶冷月、郑逸梅举办70大寿的雅集。

陈巨来从朱大可、朱其石处得知雅集的举办，便表示也要来参加。这话传到周瘦鹃耳里，不乐意了，并说，有他无我之类的言语。没办法之下，兄弟俩只能对陈巨来撒谎说，雅集取消了。

范烟桥给陆澹安的信

1年之后，陈巨来在陶冷月的家里看到了当天的合影，才恍然大悟。而在陈巨来后面的回忆文章里，对周瘦鹃也说了很多不痛不痒的话语。由此可见文人相轻的传统在何种时代都在不断上演。

今天回望这些书信，从书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流淌其中的友情和人与人的温情，这在语音、动图回复的今天来说，极为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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