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陈明VS任旭：“黄山会议”始末_油画艺术的春天是如何到来的？_黄山会议--中国-黄山-讨论会

1985年“黄山会议”与会人员合影“这个会议在黄山召开，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已经87岁的鲍加老先生

1985年“黄山会议”与会人员合影

“这个会议在黄山召开，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已经87岁的鲍加老先生回忆30多年前的油画艺术讨论会时说，“1985年4月，那个时候正是皖南的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每天早晨，驻会宾馆的每个房间里都会放上一簇映山红。6天的会议中，参会者天天都在讨论油画问题，各种思想观念得到相互的碰撞和激励。这是很值得怀念的。”当时的鲍加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安徽省分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负责整个会议的联络和接待工作。他在谈到这个后来深刻影响中国油画界乃至美术界的会议时，又补充了一句：“举办这样的会议很不容易，特别是能够集中当时油画界那么多的重要画家专门讨论油画问题，现在几乎是不可能了。”

召开于1985年4月的油画创作艺术讨论会集中了当时油画界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画家：吴作人、刘海粟、罗工柳、吴冠中、艾中信、詹建俊、靳尚谊、朱乃正、闻立鹏、钟涵、阎振铎、张祖英、鲍加、陈逸飞、尚扬、沈嘉蔚、王怀庆……参与讨论的理论家有王朝闻、水天中、晨朋、陈醉、陶咏白、翟墨、邓平祥、张蔷……就油画创作问题进行一次如此规模的讨论，史无前例。鲍加用了一个词来形容：空前绝后。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黄山会议”的召开？“黄山会议”又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它的影响何在？

“油画艺术讨论会”会址大门

一、源起——“在黄山脚下开这个讨论会”

1改革开放初期的文艺形势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年，国家提出了经济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思想，接着又提出“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经济的开放搞活伴随着思想的解放，本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打开，新的事物如潮水一样涌进来。改革如同春风一般，吹入人们的心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摸着石头过河”这些在那个时代多数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口号，成为刺激人们开放思想、搞活经济的金科玉律。头脑活络的人纷纷南下，到广东、深圳去寻求发展机会。原本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有些走出农村，到城市里寻找更好的工作。

在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以及“创作自由”政策的鼓舞下，美术创作领域过去“红光亮”“高大全”创作模式正在被打破，从政治标准到艺术标准的转向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1980年代初期，油画家吴冠中连续提出了艺术中的形式美、抽象美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引发关注并在美术界乃至文艺界形成论争。在这类思想影响下，中国的美术界也思考着如何从过去的束缚中走出来，更加贴近艺术本体的规律。于是，艺术形式问题开始受到艺术家的关注。吴冠中所提出的美的独立性的问题，实际上讨论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触动了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思维定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式，激发人们对于形式与内容的思考以及对新的艺术形式的追求，一个全新的艺术时代也从此到来。

“油画艺术讨论会”部分与会人员在黄山合影

2油画创作与思想转变

在经历“文革”十年“红光亮”的单一创作模式之后，中国油画界急需一个多样的模式来表现日益丰富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生活。正在开放的中国正面临着西方艺术思潮的洗礼，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抽象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接踵而来，令人目不暇接，如果继续只抱着写实手法不放，那么油画创作只能进入一个枯竭的陷阱。当时参会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徐悲鸿倡导的法国现实主义的结合。这样就基本没有脱离开现实主义这个范围。我们应该承认现实主义艺术在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到了新时期之后，整个看来还是路子比较窄。比起西方油画来说，现代性还不足，形式很单一。到1985年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也走了一小段时间了，问题也暴露出来了，最明显就是第六届美展，六届美展油画展在北京之前的一站是沈阳，我们都去了。总体来说，六届美展的水平还是不错的，相对以前来说已经比较丰富了，规模和质量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大家看完之后都不满足。为什么？单一化啊。现在回顾一下，再看看就是大家都画得差不多，画风也都是原来那个画风，题材基本也都是原来那个题材。所以看完之后，大家就觉得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这个时候刚好在国博举办了一个纪念毛主席的展览。参加画家当然很多了，但说句心里话，风格语言题材都差不多。有一个德国画家来参观展览之后，他就说，‘一个画家画这么多画？’他真以为就是一个画家的个展。这就说明当时咱们的这个艺术状况确实有问题，完全看不出个性。所以六届美展的时候，大家在聊天时就会谈到这些问题。”

鲍加、靳尚谊、葛鹏仁、詹建俊于“油画艺术讨论会”会间合影

正如闻立鹏所言，这个时期正是思想解放和转变的时期，各种讨论也会大量存在，但总体而言整个社会是在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詹建俊在谈到“黄山会议”时说：“改革开放以来，艺术界的各个方面，包括对外的联络以及艺术家们一直存在的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重新萌动，所以当时美术界形成了比较活跃的艺术氛围。比如与现代派相关的‘星星美展’的举办以及当时各地产生的各种流派。山水画、风景画以及人体画等门类都在那一时期得到了解禁和发展，当时的风景画展与人体大展取得了轰动。这些都为当时中国油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形势是渴望与盼望艺术思想能够从‘文革’那种极端的、简单的，甚至是扭曲的状态下解脱、突破。这便是当时‘黄山会议’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现实状况。”

当时工作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张祖英是此会议主要的筹划者。他在谈到举办“黄山会议”的原因时说：“当时的油画创作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还没有摆脱千人一面的局面。六届全国美展油画展有一个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基本是获奖作者，介绍他们的创作思路和体会。在会上，我发现大都是准备好的稿子，发言都是念稿子。当然也有很好的意见，可是整个的情况是按部就班，没有讨论。就是你发言以后，他发言，缺乏交流讨论。但是，晚饭回到宿舍后，一反会上的冷清，讨论得很热烈，各种想法都说出来了。”

潘鸿凯、沈嘉蔚、雷震、陈逸飞、陈华、李正天于“油画艺术讨论会”会间合影

跟张祖英同住一间宿舍的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安徽分会副主席鲍加。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就产生了举办一个油画创作讨论会的想法。听到张祖英说：“既然会后讨论如此热烈，不如索性召开一个创作者和理论家共同参与的会，让大家有畅所欲言的机会，可能更有效果。”鲍加很激动，马上回应：“你这个主意好。这样，你们在北京把这个事情搞起来，我在安徽，可以到我们安徽来开，可以在黄山脚下开这个讨论会，吃住问题我来解决，你们在北京的中央单位来动员组织，怎么样？”张祖英回到北京后即开始行动，考虑到中央美术学院是油画创作的重镇，他首先去了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靳尚谊的家里交流，向他陈述召开一次有关油画艺术创作的会议的想法。靳尚谊表示代表中央美术学院全力支持，张祖英认为，这样重要的举措，必须征得相关学院的参与才能妥当进行。因此，他又马不停蹄向本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汇报，提出与各单位合作召开会议的建议，当时美术研究院的领导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也有意做些有意义的工作，表示十分支持并同意作为北京发起单位全力参与。张祖英随后又与当时在油画界十分活跃的北京画院时任艺委会主任阎振铎联系，得到北京画院的支持，由此几个合作单位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坚定了筹备会议的决心。鲍加则回到安徽，向省文联和省委的领导做了汇报，得到当时管文教的省委副书记袁振和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省里同意拨款八万元筹备会议。当时的八万元可不是小数目，这就解决了召开会议的费用问题。

陈新民、杨松林、沈嘉蔚、陈逸飞于“油画艺术讨论会”会间合影

那么，为什么安徽愿意举办这个会议呢？鲍加说了这么一件事：1980年代初，安徽的《清明》杂志刊发了小说《画魂》。这部小说的刊出，引起北京、安徽等省市文艺界的讨论，香港导演李翰祥在北京的讨论会上，认为这部小说在写作上有很多问题，引起了安徽文艺界的反响，并引发一系列的争论。安徽文艺界认为，在艺术创作上应该更加开放，并积极支持国内外的文艺活动在安徽举办。这之前，安徽美协曾经接待过劳森伯格等人，还做了一件十分漂亮的事：将潘玉良的1000多件作品从法国运回了安徽，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在这个背景下，在安徽举办油画创作艺术讨论会得到安徽省政府和文艺界的积极呼应就不奇怪了，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二、筹备——“接待、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

在取得各方确定召开会议之后，张祖英就正式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报告情况，得到当时任副院长的王朝闻先生和美术研究所的支持，授权张祖英筹划会议计划方案。终于在1984年11月28日，“油画艺术讨论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靳尚谊、詹建俊、水天中、华夏、张祖英、闻立鹏、鲍加、朱乃正、张蔷、王路、陈醉、晨朋、葛鹏仁、翟墨等，王朝闻、阎振铎、陶咏白因事缺席。与会者认为，中国油画已经获得人们的认可和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和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趋势相比，还不能适应。在油画艺术和理论方面，还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还有许多学术课题需要进行讨论和研究。为了适应这一趋势，需要组织一场关于油画艺术创作的讨论会。会议决定组成油画艺术讨论会筹备委员会，王朝闻任主任，鲍加、靳尚谊、闫振铎、晨朋任副主任。委员有：王朝闻、鲍加、靳尚谊、闫振铎、晨朋、张祖英、华夏、闻立鹏、朱乃正、王路等。委员会设有秘书处，分别由张祖英、周昭坎、陶咏白、陈醉、翟墨担任各部门负责人，负责会议实施工作。

《油画艺术讨论会简报》第1期

会议决定，油画艺术讨论会采取邀请的方式，名单由筹备委员会讨论商定，届时还将邀请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安徽省有关部门的领导参会。会议地址就定在黄山脚下泾县的泾川山庄，时间在1985年4月下旬。会议期间，除了进行讨论、交流之外，还对当地油画创作者进行辅导，并组织画家写生。会议要求，参加讨论会的人员，必须在会前准备一篇研究性论文。秘书处收到的论文有《油画创新我见》《油画艺术的功能》《扩展我们的艺术观念》《油画艺术与现代观念》《油画艺术语言的个性》《中国早期西画运动的研究》《谈油画的“意象”造型》《抽象绘画的功过问题》《观念更新》《国内外绘画观念与中国油画的发展》《肖像画艺术》《艺术中的真实》《油画的个性表现》等。会后出版了名为《油画艺术的春天》的艺术论文集。陈丹青也被邀请与会，因签证问题没有赶上会议，但他也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撰写了一篇近万字的论文送交会议组委会。

第一届筹备会召开后，秘书处汇编了简报，并连同邀请函一起发到各地的油画家和理论家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同时，通过走访美协负责人和老一辈油画家、美术理论家，获得很多有价值的反馈意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工柳认为，任何艺术的发展，“关键是否真正百花齐放。过去的问题就是在于没有真正落实这个方针。”罗工柳说，以前一种倾向压另一种倾向不对，可不要造成又是一种观点压另一种观点。创新之路应当很宽，不要由以前的“窄”又走到另一种“窄”；更不能走极端，搞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但离开不行。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秦征认为，创新的前提是解放思想，清除“左”的束缚。因为创新就是表现作者自己新的感受，诚于内而形于外的问题，所以只有解除束缚真正做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与面向未来，才有新的认识与感受的可能。

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吴作人认为创新是一个大问题。他说：“油画传到中国来，经过不同风格、流派好几个回合的争议，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比较清楚，直到应该走现实主义道路，后来更明确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在中国土地上，油画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貌，这是不容易作出具体回答的。原则性的要求可以谈谈，但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则，这还要大家来探讨。”艾中信则重点谈到了中国油画的出路问题，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照搬国外，而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想办法”。吴冠中则发表意见说：“中国的油画开始被国外重视了。但有人说这是由于我们的写实功夫好，人家失掉的传统我们继承了，所以我们强了。这种观点强调太多没有意义。我们回到古代去并不是油画的光彩。我们的优点不是靠写实，而是靠中国人自己的特色。艺术应当是写意的、抒情的、天马行空、行云流水，甚至‘想入非非’，在生活中没有的天地中驰骋。”

王朝闻提示大家从更广的范畴来思考这一问题。他说，“油画民族化的问题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这几年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以及其他问题，都要结合作品认真总结一下。”

刘海粟说：“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观念和审美要求也在变化，所以要不断来符合时代的要求。”他还说：“这次讨论会选定在黄山开很有意义。黄山体现了中国气派，对理解油画民族特色极有帮助，吸收不能强加，要从自然而然的熏陶中来。”

1985年的3月份，第二次筹备会召开，落实了组织机构和会议日程，会议进入实施阶段。

在交通很不发达的1985年，解决接待、餐饮、住宿等问题都不容易。鲍加说：“那么多人，接待、吃饭是个大问题，让我很头疼。”为了解决这么多人的吃住问题，安徽的接待部门做了充分准备，吃住行都特事特办，比较圆满地解决了困难。“为了这次会议，将装修一新的泾川山庄宾馆按照要求置办了新的卧具，还新招聘了一批服务员，可以说做到了准备充分。”

三、会议——“思想、情绪和田间油菜山间杜鹃一样纷繁热烈”

1开幕

开幕式是在1985年4月21日举行的，这正是皖南春意盎然的时节。水天中在一篇文章中写道：“4月的皖南，画家和评论家们的思想、情绪和田间油菜山间杜鹃一样纷繁热烈。大家谈论的问题和角度虽然不尽相同，但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在自觉反思过去几十年中国油画艺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艺术出路。从‘文革’会海中获得解放不久的美术家们的共同感觉是，第一次参加了一个想说，也想听，确实是心情舒畅、畅所欲言的讨论会。”

在六天的会议中，吴作人、刘海粟、罗工柳、吴冠中、艾中信、詹建俊、靳尚谊、朱乃正、闻立鹏、钟涵、伍必端、阎振铎、鲍加、曹立达、王怀庆、葛维墨、晨朋、华夏、水天中、张祖英、张蔷、陶咏白、陈醉、朱伯雄、周昭坎、陈逸飞、尚扬、陈宜明、沈嘉蔚、李正天、妥木斯、张华清、杨松林、俞晓夫、郑胜天等油画家、理论家以及媒体代表共计百余人参会，中国油画家、油画理论家实现了难得的“四代同堂”。而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会者达到数百人，可谓盛况空前。开幕式上，讨论会领导小组副主任张锲致开幕词；安徽省委副书记袁振、宣传部长吴寅生，文联主席陈登科都出席了开幕式，足以看出当时安徽省委对会议的重视。

会议开幕式前，吴作人先生寄来贺信

吴作人先生因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代表大会筹备未能赶上开幕式，由葛维墨宣读了他的贺信。在信中，他热情洋溢地说：“同志们都是中国油画的新生力量，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创造的追求，都在为中国油画的成就而钻研。在党的‘二百’和‘二为’的总的方针指引下，充分发挥创造能力。在吸收外来和发扬自己的基础上走着自己的步子。”他在结束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事务之后，于会议中途赶到了现场参与讨论。

因病未能出席开幕式的王朝闻先生则在贺信中重点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肯定了此次会议从理论出发解决当时中国油画存在问题的路线。他认为：“实践与理论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古今中外不少卓越美术家，同时也是美术理论的创造者。……离开实践，理论就要落空，没有理论，实践的盲目性就不能避免。”

未能赶上开幕式的刘海粟先生也在贺信中谈道：“时代在发展，油画应如何更好地发展，是摆在我们老、中、青同行们面前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打破时空观念，向我国古代和外国的经验多学习、多吸收。……我虽然老了，但也愿意同大家一起为求得油画艺术的新发展而尽力，我相信你们的会一定会成功，会议以后，一定会产生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与吴作人一样，他也在会议开始后赶到黄山参加讨论。

开幕式上，晨朋和靳尚谊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会议筹备经过，并从创作、理论角度对会议提出了建议和希望。他们明确指出，近几年油画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问题和困难，而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前中国文化领域中具有代表性，党中央在四届文代会上提出了创作自由、评论自由的方针，油画界紧跟繁荣和谐的大方针，畅所欲言，展开讨论和争鸣，就会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老一辈艺术家罗工柳、吴冠中从自身的创作实践经验和主张入手，推心置腹地和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罗工柳表示，油画在中国作者队伍大，会迎来大发展，但“要有钻（钻进去）、交（交出来）、发（发展独创）的志气”。吴冠中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谈到了“从题材决定论中松绑”“创造更为开放的艺术环境”“油画与水墨相互渗透”三个问题，并提出艺术家要和生活的土地“风筝不断线”的观点。两位老前辈真挚的讲话打消了有些参会者对于此次会议能否畅所欲言存在的顾虑，也为整个会议奠定了直面问题、深入讨论、各抒己见的基调。

2过程

会议共持续六天，为了取得更充分的讨论效果，大会分为全体会和分组会，交叉举办。

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每组推选代表在全体会议上发言，通过几轮往返，各位专家得以就各个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白天开会，每晚七点到九点则安排各种类型的讲座。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郑胜天，中央美术学院的钟涵、葛鹏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晨朋等分别就“西方艺术发展趋势”“欧洲绘画观念”“苏联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油画”“日本美术现状”作了介绍。大家热情高涨，往往因为会议时间延后耽误了吃饭，晚上讲座经常延续到11时左右，整个会议场地充满着亲切而热烈的气氛和精神舒张的情绪。

吴作人先生在会议现场发言，其左为陈登科，右为肖淑芳、鲍加

4月22日，与会人员分5个小组围绕“油画艺术如何创新”这一参考议题进行讨论。其中，21日吴冠中在发言中提出的“风筝不断线”的观点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大家在此基础上谈到“艺术家如何在与人民感情保持一致的基础上避免被束缚创作自由”“实践与理论的矛盾”等问题。

经过了22日的分组讨论，23日的大会发言和讨论进行得十分顺利。上午，艾中信以《要多样，不要统一》的讲题着重阐述了不同风格、流派的发展对于繁荣油画创作的重要意义。正在美国考察创作的陈逸飞对美国当时的艺术发展状况作了介绍，在他看来“美国的油画当前是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时代”。因为他还谈到了如何适应艺术市场的话题，把主持的鲍加急坏了：“在那个时候谈卖画，怎么让自己的画被人注意，简直是危言耸听。我真是坐立不安啊。”虽然如此，现在看起来却是开当时风气之先，10年之后，中国的艺术市场开始萌动、发展，并在21世纪初形成世界最大的艺术市场。

广州美术学院105画室负责人李正天以《对中国油画发展的预想》为题，谈到了“反映论艺术观的有限性”“扩展艺术观念”“正在萌动的中国当代主义倾向”等问题。另外，郑胜天谈到如何从传统金字塔式观念结构中解放出来的问题；邓平祥谈到如何从宗教、种族、宗派枷锁中解脱，还其“作为人的人”的真面目的问题；翟墨谈到如何创造新条件使得新观念得以表达和流通的问题；尚扬谈到表现个性与观念更新之间的关系；王怀庆谈到如何变“假笑”为“真笑”，把人的真味反映到画面上的问题；沈加蔚谈到造型艺术的“不可翻译性”以及如何准确发现、把握自己的问题。

鲍加在会议现场发言

24日上午与25日全天，分组讨论会上围绕“油画艺术怎样提高和发展”的议题展开了讨论；26日上午的大会发言反映出此次分组讨论的问题趋于集中和深入，各个小组讨论最多的是“个性化”和“创作自由”的问题。马宏道等认为，搞艺术最怕“跟”；杨松林等指出，当一个人真正摆脱束缚、找到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之后，他才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王怀庆认为，艺术个性的重要远远超出了保持一个画种特点的重要，应该被提到民族性和世界性之上；阎振铎强调，艺术家要有坚强的自信力，与别人有同样的发言权；查立认为，用政治力量干预学术是民族性中的狭隘性；汪志杰谈了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以及反封建的问题。周正、伍必端指出，艺术家不要“跟”，却必须有“根”；闻立鹏、李斌等指出，要“开拓”、要“前进”、要“自我”。就创作与欣赏的关系问题，李斌等认为，艺术作品几乎无法做到“专家点头，群众拍手”，因为两者不在同一个审美层次，艺术家应该为群众提供上好的作品，帮助群众欣赏；沈加蔚等指出，雅俗共赏的是好作品，雅赏俗不赏的也是好作品，不能用低俗的艺术败坏观众的口味。就“创作与理论的关系”问题，皮道坚指出，评论本身也是一种美的创造，评论形式也应该是有意味的形式，多元的批评才能提高社会的覆盖面；郑胜天、闫振铎等就艺术的多元性和哲学的一元、多元性问题展开了讨论。此外，查立、沈加蔚、尚丁等艺术家联系个人艺术实践进行了自我剖析以及对之后艺术创作的预想。

闫振铎在会议现场发言

26日，与会的16位美术理论工作者就如何加强理论家与艺术家的联系、加强理论家之间的联系，以促进美术理论的繁荣和发展进行专题讨论，以及对如何全面、准确地总结会议经验、反映会议成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创了理论家与实践家携手前进的良好风气。陈醉认为，“油画艺术研讨会”中的“艺术”二字意味着会议是从实践的、美学的，甚至包括观众学在内的多种角度讨论油画，这本身就是观念的更新；朱伯雄、邓平祥认为理论家与实践家在活跃的氛围下说出了心里话，同时感受到了艺术家对理论的重视；在翟墨看来，会议决定理论文集与画展同时问世，这是理论家与油画家的第一次携手合作；何振志提出评论家应成为艺术家的知音和朋友，也要打开禁区，支持艺术家创新；晨朋和陈醉认为，会议也暴露了理论工作者的一些弱点，且由于以前一些打棍子的评论造成的恶果，使我们缺乏理论指导实践的信心；朱伯雄、查立、张蔷等人从艺术家、评论家和欣赏者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理论家是艺术家和欣赏者之间的中介和桥梁，理论家应为艺术家培养一大批高欣赏水平的观众；贾方舟提出了对艺术家进行跟踪研究，为当代美术史积累资料的问题；在夏硕琦看来，此次会议为理论家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题目，会后定会诞生一批优秀的理论文章。

会议闭幕式由筹委会副主任鲍加主持，靳尚谊作会议小结。吴作人作了讲话，他表示会议各抒己见的宗旨非常好，油画界的艺术问题就应该各抒己见，艺术从来没有规定程式，艺术发展到今天，都应各自根据自己的认识做自己能够做的贡献，“总之，我们这一代应该努力使油画成为中国人自已的艺术，把中国油画推向世界，在世界艺坛作出自己的页献。”会议最后，通过了致第四届中国美术家代表大会《关于发展我国油画事业的倡议书》，及第二年举行与会油画家的探索性油画研究展、出版会议文献等多项决定。

靳尚谊（左二）在会议现场发言

3成果——“解放创作个性，进行艺术反思”

会议结束后，大部分的参会代表分由两部大巴车从泾县直奔济南参加美代会。鲍加说：“那个时候没有高速高铁，基本都是普通的公路，需要翻山越岭。我安排完车之后一直提心吊胆，直到全部人员到会才放下心来。”在1980年代，连像样的公路都还没有多少，这么多的油画大家乘坐大巴千里迢迢到济南开会，其辛苦可想而知。

会议之后，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组成的秘书处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迎接油画艺术的春天——油画艺术讨论会纪要》在《油画艺术讨论会简报》第10期上刊出，详细、完整地记录了此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其中，“题材决定论”“油画民族化”“创作个性”“画家与观众”“理论与创作”“现代派绘画”几个问题讨论得较为集中。

詹建俊先生对于油画艺术讨论会纪要的修改意见

詹建俊评价说：“会议上有两个人的发言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在探讨到‘总结过去的形式’时，郑胜天提出‘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观点。这句话很能概括20世纪50年代以来到‘文革’时期的中国油画的艺术形式， 那就是只有一种形式：写实的现实主义，也只反映当时政治社会生活新的一面，甚至对象也只限于工农兵。在那时，连印象派都是不被推崇的甚至是被怀疑的。当时在《美术》杂志上有‘印象派到底是鲜花还是毒草’的相关的讨论。更别提现代派、抽象绘画等艺术形式，都属于资产阶级腐朽的艺术形式。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艾先生（艾中信）在会议上提出了‘要多样，不要统一’。当时还没有提到‘多元’的概念，在那种状态下，‘多样’已经是宝贵的。黄山会议强调艺术多样性，艺术个性、题材的丰富性等，一步步解放大家的思想，引导大家重新尊重艺术的规律。”

在有关“题材决定论”的讨论中，大家认为公式化、概念化、单一化现象是随着“题材决定论”的存在而存在，要避免让油画为政治概念做图解的做法，在保持政治责任感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从艺术本体出发。对于“油画民族化”的问题，与会者指出这一口号缺乏明确内涵，且要警惕其与多样化要求相违背；民族风格不单纯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在精神气质、审美需要与理想的自然流露。对于创作个性的讨论在会上占据了突出地位，要求自之前极“左”思潮压抑下彻底解放创作个性、充分发挥创作个性的作用，是所有与会人员的一致呼声。对于画家与观众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引出了与会者对于“雅俗共赏”“雅赏俗不赏”等评判标准的问题的审视。会议肯定了理论与创作之间相互依赖与促进的关系，认识到了理论离开实践就要落空、实践离开理论就会产生盲目性。同时，会议对当时存在争议的现代派绘画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中肯评价。

闻立鹏先生对于油画艺术讨论会纪要的修改意见

“黄山会议”的成功召开预示着油画界逐步掀起了解放思想的风潮，就如同王朝闻在给会议的贺信中写的那样，“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未必可能完全得到解决，但是，能够提出一些新问题、新见解，也就表明，我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意味着认识的逐步深化。”第二年，“中国当代油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的《前言》中写道：“这个展览是去年黄山油画艺术讨论会的组成部分，会议认为：不但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而且要付诸实践，以艺术语言来表达对时代的思考。”在这次展览中，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作品面貌，如水天中所言，油画家们对生活的反思，导致创作主题、题材方面的突破，现在，油画家们开始了艺术上的反思，油画家在对艺术的反思中，将会找到既有民族气质，又有时代精神的个人风格。之后又陆续举办了首届中国油画展，油画学会开始酝酿。新的历程开始了。

四、影响——促成“关键历史时期艺术创作的思维、方向、题材等方面的历史性转变”

“黄山会议”不仅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创作思想，还解决了许多油画具体创作上的困惑。詹建俊总结道：“任何一个进步的、自由的社会都应该拥有更宽广的艺术道路。‘黄山会议’明确了从建国到‘文革’这段时期中国艺术的问题，明确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怎样前行，这便是‘黄山会议’的价值所在。这个会议完全改变了改革开放之前的艺术状态和艺术观念，同时打开了国门，我们不再只是局限于受到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的艺术的影响。第二年的‘中国当代油画展’让我们看到了‘黄山会议’产生的积极作用。”闻立鹏也说：“这个会议主要是解决指导思想。大家提出问题来，把一些困惑交换交换意见，也就是原来大家说的单一化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达到这样的共识呢？应该说达到了。从老一代画家吴作人、吴冠中到中青年一辈画家，都参加了，而且都发言了。开得非常成功！事实也证明，当时这个会议的影响已经超出油画艺术本身，对全国整个美术界都有影响。带动了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思考。”

《迎接油画艺术的春天——油画艺术讨论会纪要》在《油画艺术讨论会简报》第10期上刊出

思想上的突破首先体现在由参加了黄山油画艺术研讨会的画家和理论家共同策划的“中国当代油画展”（中国美术馆）上。在这个展览中，油画家们展示了他们追求艺术个性和突破过去观念的作品，绝大多数作品在风格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水天中评价说：“虽然其中存在着为‘变’而‘变’的迹象，但为更新艺术观念和创作艺术个性的努力，显然已经成为油画家一致的追求。这是中国油画家在近百年来，继20世纪2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的整体性艺术转变之后的又一次整体性艺术转变，这一转变不但决定了20世纪后期中国油画的整体风貌，而且对中国画和青年美术思潮的走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油画艺术讨论会”与会人员在黄山上的合影

没有经历过那个特殊的时代的人，是无法体会“黄山会议”的重要性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黄山会议”在艺术创作的思维、方向、题材等方面起到了历史性的转变作用，让“百花齐放”这样一个概念真正落实到了当时的艺术发展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山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油画界转折性的开始，它号召中国的油画家向着新的方向努力。从此，美术界沿着“黄山会议”定下的道路前行，开始积极地探索个性化艺术语言、探索多样化的艺术形式、探索各种题材和表达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油画界今天这样开放多元的油画创作状态，“黄山会议”功莫大焉。正如詹建俊所说：“‘黄山会议’提示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当下艺术发展到某一种状态之时，要懂得思考，要对美术界当前的形势有明确的认识，树立明确的艺术思想。这需要有极强的、敏锐的判断力，在艺术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适时地把大家组织起来，发现问题、讨论问题。在我看来，‘黄山会议’当时提出的问题，现在已经基本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他也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当下的中国油画创作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过去那个历史时期已经终结，那时的目标也已经实现，而新的目标也应该开始了。

（注/文章来源：中国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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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简介：

　　陈明，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术报》副社长、副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1974年生，安徽人。1996年、1999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学士和硕士学位。2008年7月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有艺术学博士后经历。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美术史》（第一卷、第三卷、第四卷）、《中国画院史》，中央电视台专题片《中国绘画》的撰写，出版有《乱象与主流——台湾当代美术的文化生态研究》、《20世纪台湾美术发展史》、《天上人间——敦煌艺术》、《书画同源：吴昌硕》等专著。专题论文收录于《消费时代的文化寓言——中国当代艺术考察报告》、《荆浩国际论坛文献集•论文集》、《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中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中国山水画的空间与意境——第二届荆浩国际论坛文献集•论文集》、《丝绸之路•汉唐精神与中国国家美术战略——第四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等文集。在《美术观察》、《美术研究》、《美术》、《甘肃社会科学》、《画刊》、《美术探索》等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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