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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王阳明：今人只理会天下，自身却放在一边（节选）文：龚鹏程教授/北京大学自清朝以来，大家都用经学

再谈王阳明：今人只理会天下，自身却放在一边（节选）

文：龚鹏程 教授/北京大学

自清朝以来，大家都用经学和理学对立的框架来看待明清学术史。表面上看，此说甚为合理。因为宋明理学家似乎确是只讲心性，不究经传；只重德性，罕言经世，所以清代才转而要通经致用。这两种经学观、经世观、实学观的对诤，明代本来就已存在。主张经世的人，认为干戈倥偬，必须要讲经事实务，以治国平天下。主张修身者，则批评讲经世之学只是逐外缘而动，只理会天下而不重自家身心性命。可是细究起来，实况多有不然。

学者发其本心良知，体现于一切人伦事物中，才是真正的经世，世也才经的好。因为世事之根本仍在人心，李材《大学约言》有云︰“齐家不是兜揽家。盖在家身，家即是修之事矣。治国不是兜揽国，盖在国身，国即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兜揽天下，盖在天下身，天下即是修之事矣。故家、国、天下者，分量也；齐、治、均平者，事绪也”。

从王学来看，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打成内外或两截。治国平天下当然事绪较杂、分量较重，但性质与修身一样，不能诚意正心，身固然修不好，国又焉能治得好？反过来说，身、家、国、天下都是要修要治要平的，又岂能止于修身？如此说，才是本末一贯。

阳明本人即曾说︰“道问学即所以尊德行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行道问学作两作”。发展到刘宗周，仍是说︰“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良知何尝离得闻见，闻见何尝离得心灵？”。因此这个本末一贯、尊德行不离道问学、修身与经世不二的立场，乃是整个心性之学的基本性格。诸家虽多异同，但那是在这个格局中的歧异，若背离了这个基本型态，则根本就不会被承认，立刻会受到批判。需如此看，才能发现明代讲理学心学的人治经、博学、乃至讲求经世者殊不罕觏。

泰州学者赵大州“杜门著述，拟作二通，以括古今之书”，内篇就叫《经世通》，外篇为《出世通》。浙中王门季本“苦力穷经”；南中王门薛应旗批评“今之学者，离行言知，外事言学”，都属其例。祁彪佳自订读书课程，亦谓︰“非经济、理学书，必不经目”。

可见在他们心目中，经济非另一路学问，讲心性之学亦仍要读《礼记集注》一类书。

把经世和修身治心分割对立起来，是反对理学心学的人自己之观念，然后反过来扣到理学心学身上；说他们只重治心修身而不能经世或不屑经世，只知尊德性而不能道问学。继而一再批评理学心学在道问学上如何如何不够精密，在经世实用上如何如何迂拙。尔后才能自谓其经学考证为朴学，其经世致用为实学，比理学心学高明。

然而，理学心学家未必不实。只不过他们的实践性，并不只在社会实践上，而是整个人的实践。理学心学家未必不治经，但言经术必关联于心术，亦与只从文献史料去看待经典的人不同。

王学后人刘宗周将出仕时，社友赠别之言，祁彪佳日记载︰崇祯己亥八月，刘被召，欲北上，二十日“午后，与季超兄、文载弟出，送刘念台北上，念台询以用世之学，余大略以格君为言。要使主上敬而信之，斡旋自大，不在一二事之争执也」。格君，用的正是阳明学的主张。《传习录》上：“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君心若正，礼乐政刑才能举措得中。此与石梁谓片念之善足以旋转乾坤云云，何其相似！殆彼等共许之说，可无疑焉。

王学本身，是在把道德心性问题跟经世致用分开的气氛中出现的，努力想矫正之，故提倡知行合一、内外一贯、治法心法不二。可惜它在当时毕竟还太弱势了，以致后来竟被找来作为亡了国的替罪羔羊，说就是因为大家都袖手谈心性，不通世务，所以才会亡国。介绍这个真相，本身也有我经世之意。因为现在整天夸夸其谈，指点江山，说国家社会该这样那样，而自己毫不修身的人也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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