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玺宝与符节信物

1．玺宝
玺、符是皇帝权力的凭证。凡皇帝下行的正式文书，在制度上必须加盖印间，才能发生效力。这种由皇帝专用的印章，称为玺。《说文》：“玺，王者之印。”段注：“执政所持信也……王者所执则曰玺。”不过，在先秦时期，玺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君臣通用之物，尚不分地位尊卑，臣民皆可以用。玺印所用材料有金、银、犀角、象牙等，镂刻为方寸大小的形状，各随其所喜欢而使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战国时，梁车为邺令，其亲姐犯法，车处之以刖刑。赵成侯以其“不慈”，“夺其玺而免之令”，即是县令有玺之一例。故当时印玺之称是不分的。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确立皇帝制度以后，玺才成为皇帝印信的专称。葬邕《独断》说：“秦以来天子独以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因此玉玺的称谓定于一尊，象征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形成。秦有传国玺，用蓝田玉制成，上刻有文字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汉承秦制，有传国玺及八玺。玺又称宝。《汉书·舆服志》称：天子有传国玺及八宝，皆以玉为之。“神宝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受命宝以封禅礼神。”以外又有六玺，所刻文字和所使用的对象各有不同：曰“皇帝行玺”，用以报答王公；“曰”皇帝之玺“，用以慰劳王公；曰：”天子信玺“，用以征召四夷。此六玺亦皆用玉制成，螭虎纽。每间当大朝会之时，由掌管玺宝的符宝郎进神玺，受命玺于御座之上，以表示威重；皇帝外出行幸之时，则将八宝放在五个车子上函封载行，从于黄铌仪仗之内。六玺由于行用的不同，文字上有皇帝、天子之别。这是有其一定的政治含意，即前者用于国内，颁于王公大臣；后者用于国外，颁于四夷周边诸国，以示内外有别。天子，即天下之共主，中国皇帝既是对内统治全国臣民的最高主宰者，故称皇帝；同时亦是四方诸国所共同尊奉的共主，故称天子。其号令所在，溥天之下的臣民都要共同尊奉。
隋唐承两汉制度，天子亦有八玺。传国神玺是传国之宝，“所以承百王镇万国”，珍藏而不用；受命玺，在举行重大祭祀礼仪时如“修封禅、礼神祗”使用；皇帝信玺，授王公以下文书时使用；皇帝之玺，慰劳王公以下文书时使用；天子信玺，征召王公以下文书时使用；天子行玺，报答诸藩国时使用；天子之玺，慰劳诸藩国时使用；天子信玺，征召诸藩国兵马时使用。以上八玺京称八宝，其形制和使用方式大体上与秦汉相同。据唐《开元礼》记载，皇帝（天子）所使用的玺宝文字中，有自称臣某，这是专用于祭祀天地及宗庙大祀时，在其它场合则不用。皇帝对天地至致祭时称臣，这是由于国家社稷是天地神明所授；对宗庙祖灵致祭时称臣，这是由于皇位大宝是从始祖处代代继承而来，故用此插词以表示敬重。称天子、皇帝亦有别。称天子之处为祭祀天地山川自然诸神；称皇帝之处则为祭祀祖宗神灵及神化之人，明显地区分着自然与社会的天人关系。其对诸藩国称天子，乃表明天子为为诸藩国所共奉，其统治是天或天命之所授，且用以表明天子统治地域的辽阔，有力量威慑四方诸国，要他们敬畏天命，服从统治。
玺宝这制，宋代基本上仍沿唐制，但亦有所变化。宋初，有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皇帝神宝及六宝。至徽宗时，又制“定命宝”，赤螭纽，其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命太和、万寿无疆”凡十六字，以虫鱼篆文镌刻。合前八宝而为九宝。宋室南渡之后，又增二宝，共有十一宝，比历朝为多。其名称为镇国神宝、受命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天子行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八宝外又有大宋受命之宝、定命宝和大宋受命中兴之宝，皆玉制。此外又有以金铸的宝三种：曰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天下命同之宝及书诏之宝。其制愈繁。及元代亡宋，得宋的玉宝、金宝。但元代用玺，又稍异于历代。元建国之始，必用玺布告天下。唯诏西番，则有粉书诏文写于青罗，四边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遣使送至西番，张挂于帝师居住的地方，这有异于传统。
明代承元制，亦称玺。明代御玺比之于宋又有所增加计有十四颗之多。其中最大的一颗称为“奉天之宝”，即是唐宋以来所称的传国玺。此玺唯在祭祀天地时施用。
传国玺的得失存亡实系于人事和政治的隆替，无关于天命的垂眷。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对那些帝王们来说，即使握玺在手，也不能“既寿永昌”，传之无穷。但传国玺作为皇权的象征物，自然在政治思想上起着与之相称的重大作用；否则，称雄争霸、逐鹿部鼎的郡雄们也就没有必要为此而展开明争暗斗了。
2．符、节
符为皇帝的传信这物，朝廷用来传达命令、易置任免将帅守官、征调兵马钱粮等等的一和凭证。《说文》：“符，信也。”《周礼·春官·典瑞》：“牙璋以起军旅。”是说以牙璋作为发兵之符。符可用金、玉、铜、竹、木等各种材料制成。《文心雕龙》曰：“符者，孚也。征召防伪，事资中孚。三代玉瑞，汉用金、玉，末代从省，代以需矣。”需，即丝帛，据此则知符的质地又有比帛之属。符上刻有文字，部分左右两半，右半存朝廷，左半付外官。有事时，朝廷派遗使者持右半符至地方合符，验别真伪后方可生效。战国时，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是讲用它来调兵易将的。陕西博物馆藏秦新鄞虎符，其上铭有用符的规定，也是用以发兵的。由于符有传命办事验别真的重要功能，故历代用符常遵循专事专符的原则。它是君主权力的象征，是君主用来控制军政大权、处理国家大事的重要工具。
符在使用时，视事情大小轻重而有种种不同区别。《汉书》载汉高祖刘邦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券，金匮石室，藏之宗庙”。文帝时作铜虎符、竹使符。铜虎符用以发兵，如朝廷若要命将发兵，便遣使至郡，合符后乃受命出兵。竹使符，竹箭形状，长五寸，刻有篆书，与郡守各分一半，右符留京师，左符与郡守，为任免郡守之用。故郡守的典故即称为“分符”。符之半，藏于朝廷，有专人保管，汉唐的符宝郎便是掌管玺和符节等信物的官员。其机构已具见于上述。皇帝若遇有重大事件，除下符外，同时也兼用敕书以表示郑重。其余诸事则降符函封，派遣使臣到所传送的地方合符施行。汉代初期，禁网疏阔，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后经杜诗上疏提出意见后才渐严格起来。杜诗说：“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召，竹使而已。符策会合，取为大信，所以明着国命，钦持威重也。”于此可见用符的情况。隋代，亦有降符与玺书并行，结合使用如隋文帝命其爱子汉王谅为并州总管，与他密约道：“若玺书召汝，敕字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玉麟符乃是征召诸王的信物。既下玺书，又要合符，这就是符玺合用的例子。后来隋炀帝继位，下敕召汉王谅入京，但无文帝密约时所规定的敕字帝别加一点，以致汉王谅生疑起兵，酿成了兄弟之间的一场流血之争。中国幅员辽阔，书函万里，君臣之间不能时常相见，玺符作为信物，对于传达皇帝意图，贯彻中央政令，保障专制统治是起着防伪保密传信的重要作用。
唐代符制沿汉而又有严密的趋势。唐初，高祖一度罢去隋竹使符，班银菟符，其后又改为铜墙铁壁鱼符，用此以起发军旅兵马，调易官长守令。其在宫殿城门防守之处则有交鱼符、巡鱼符；左右厢又给开门符、闭开符。四夷藩国亦各颁给鱼符，若贡使来朝必各携其本国鱼符为凭。又有传信符，用以给邮传，通制命。若发驿，起动车马，供驿舍，用牛马车船等交通工具皆以省符颁下。若皇帝出巡，皇太子监国则给双龙符，京都留守给麟符，地方州郡东方诸州给青龙符，南方给朱雀符，西方给驺虞符，北方给玄武符。又官员有随身鱼符，各以官品给授，作为应皇帝召命，出入宫殿门之用。符的质地系分别等级，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官以铜，皆盛以鱼袋。鱼袋之饰，亦有用金或有用银的线织成，以别官品。有传符、铜鱼符者皆给封符印，发驿封符及封鱼函时用之。又有木契，具举数量，凡物品出入，用此作为凭证；有唤人木契，逢有敕召唤时使用。凡鱼契所降，同时皆有敕书，若朝廷以铜鱼符调发府兵时，须先由最高行政机构的尚书省抄录发符敕文，再刺牒门下省奏请送符使者，经批准后，尚书省会同门下省“对封”，将发兵敕书和鱼符放入特制的匣子中贴以封条，再盖上门下省印，然后发往地方。地方又得经州郡与折冲府共同检看封函，勘合鱼符无误之后，才能按敕书发兵。在《唐律》中，还载有对发符过程中官吏违法的严厉处分。如此等等，均说明唐代用符比之于汉，在制度上进一步趋于严密化了。
节是古代使臣执以示信之物。在周代即已有之。《周礼·地官·掌节》载：“掌守邦职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据此，固有虎节、人节、龙节、旌节等不同名称。及至皇帝时代，节普遍使用。它是皇帝命将出师或派遣专使传宣制命时所使用的食物，亦寓有代表皇帝之意。
凡玺、符、节均是皇权的食物，使用时都有一定的制度规定，并按照规定报请皇帝同意后才可以行用，臣下不得擅用、盗用御宝，诈称制使者处刑极重。中国古代推行君主专断，皇帝独裁，讲求“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政治哲学。玺和符节制度就是这种加强帝王权威、集权中央的政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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