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王谦｜民国元老于右任：如不能成草圣_也千万不要成草包_-标准-草圣-南京

于右任（1879—1964）17岁考中秀才，25岁中举人，却没有走上朝廷命官的仕宦之路，而是结交革命

于右任（1879—1964）

17岁考中秀才，25岁中举人，却没有走上朝廷命官的仕宦之路，而是结交革命党，办学办报，开展反清活动，在革命人群中享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的美誉；后又追随孙中山，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靖国军总司令、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历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是大大有名的民国元老；1949年于不情愿之中赴台，妻子和长女则长留大陆。在台弥留之际，写出《望大陆》（一名《国殇》）以寄乡思与悲怆。

在书法造诣上，生前倡导“标准草书”，以世称“于草”的厚重书风书写大量作品，遍流人间，如今名大拍卖会竞相举办专场拍卖，藏家以此逐利，而他生前写字从来不收润笔，虽身为民国高官（即以任“中华民国”监察院院长计，竟达34年），但在重庆时曾穷得病中买不起葡萄糖，在南京时穷得无力给副官、司机年节费，居台时期穷到镶牙都没有钱，垂其暮之年更是困窘得住院都为难事。他的一生，潜心从艺，廉洁从政，安贫乐道，人品高洁。

这，便是享有20世纪“草圣”之誉的书法大家于右任。他原名伯循，自字右衽，又改字右任，遂以字行；曾化名刘学裕、原春雨，笔名用过大风、骚、骚心、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等，自号又有牧羊儿、福州旧主、太平老人等。所有这些加一起，有二十多个，要是填在现在的干部履历表，曾用名那一栏保准填不下。此外，世间还有诸多尊称，如右老、放翁、草圣、元老记者乃至于胡子、髯翁等等。

他在民国书坛，早年即与郑孝胥有“北于南郑”之称。他早年习帖学，后转入碑学，在1930年的一首诗曾表达当时刻苦临习魏碑之勤苦：“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可见，于右任是以艰苦之力，亦是以全副情怀从事此道。

“标准草书”堪称于右任毕生志业。对于几种主要书体，于右任有一种比喻：楷书如行步，行书如乘轮船、坐火车，草书就如乘飞机。正因于此，他着眼于当时国际社会之加速发展，痛感于中华民族进步滞后，欲在文化效率上做一贡献，认为草书书写效率高，但世人苦于难识难记，于是起而倡制“标准草书”。与少年成名的草书家不同的是，于右任本人致力于草书研习其实起步很晚，1927年前后接近50岁时，他着手搜集历代草书墨迹、拓本及论著，又在敦煌发现索清的《月仪帖》及楼兰、居延等地出土的简牍，这些草书墨迹之美令他振奋不已，也开启了他致力草书研究与推广之门。他后来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识草。”

1932年12月，于右任邀集同好，在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弄堂名）9—11号（三宅相通）成立标准草书社，与友人、弟子周伯敏、刘延涛、杨天骥、刘海天、曹明为、刘生芳等人相互研讨切磋，并制定出标准草书四原则：“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于右任高屋建瓴，决议编制《标准草书千字文》作为推行标准草书的范本，初选前人草字达60万个，经过筛选，再由他亲自遴选圈定。所选千字出自一百多种刻帖、墨迹、拓片，涉及书法大家达140多位。

“标草”的推广工作除了选字编成集字“千字文”，至为重要的一大创举则是草书“代表符号”的归纳与整理。有学者说，代表符号是“经”，四个原则是“纬”，于古人千变万化的乱丝中，为之整理条贯，一经一纬地织成，遂有一丝不紊的标准草书，所谓标准即由此确立。于右任其后对标准草书的愈加精细化提升，也大多是以此经纬为鹄的。从1941年他着手标准草书的修订，到1961年在83岁高龄将标准草书第九次修正本在台北出版，标准草书贯穿了他的后半生。

于右任草书大行于世，并逐渐深孚人心，是伴随着他的大量书写而形成的。1948年春，“国大”在南京举行时，于右任先与孙科、李宗仁、程潜竞选副总统，孙、李、程三人都有充足的竞选经费，可以向代表们送礼送钱，有人建议于右任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找财团借款活动，被他谢绝。他没钱请客，花了五六天时间，凭一只秃笔写下一千多幅“为万世开太平”，送给投票代表，代表们欣然纳之。但是在第一轮投票时，他就被“民意”给淘汰了，免费赠送的书法作品终归抵不过银元的力量。

后来到了台湾，于右任仍喜欢书写“为万世开太平”六字，直到去世那年，1964年1月，还在台北为到访的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团团员每人写赠一幅“为万世开太平”。

在政府担任高官的于右任一生两袖清风。当他晚年病重时，他最到的最大问题竟是“没钱住院”。1963年，于右任喉咙发炎，几次进出台北荣民医院，都是没等到痊愈便着急出院，导致一再发作，同时却热情参加社会活动。当他病重，蒋经国来家里看望时劝他住院治疗，他只是点头应承，并不主动求助。他最后一次住院时，问副官方伯熏自己住的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可付不起，干脆出院回家。方副官有意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于右任终于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每天一百元的费用的啊。然而为时已晚，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目前对于右任前半生大陆经历及书法成就，书法界研究甚多，而他赴台之后，因资料较乏，所以大陆书法圈着力较少。其实，于右任寓台湾15年，台湾书法风气首次出现碑学压倒馆阁帖的趋势。于氏“标草”，并非仅只着眼于是实用，而是有着浓烈的艺术追求，他在监察院与僚属们谈论草书时，曾说：“我们学草书，如不能成草圣，也应成草贤，千万不要成了草包。”此语遂传为名言。

同作为20世纪的书法大家、著名诗人，于右任与毛泽东曾有相当多的缘分。在1936年的延安窑洞，毛泽东跟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走上革命道路之初，即是在长沙读到于右任办的《民立报》。后来毛、于两位有过数度谋面甚至合作。1924年国民党的广州一大上，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工人农民部长，毛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到渝第三天即前往拜访于右任，而于正值外出，当晚张治中宴请毛泽东，于右任等作陪。六天后，于右任又设午宴招待中共延安一行，席间，于右任对毛泽东新发表的《沁园春·雪》倍加赞赏，毛泽东则谦逊地说：“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此句盖出自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所写的《越调·天净少》，他大概不会料到中共领袖兼书家、诗人毛泽东竟会过目不忘。

1958年，在“大跃进”当中，毛泽东写信嘱咐秘书田家英：“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由此可见其对于右任草书的高度欣赏。李一师对于右任草书亦有这样的评价：“其用力之勤、推阐之劳，与夫识见之闳深、冀望之殷切，一时无与比肩者，书坛巨魁、民国草圣之誉，实当之而无愧。”

标准草书因笔画力求简化，与社会通行的楷、行书距离较大，有时不为常人所认识，从而闹出笑话。比如于右任为西安尚德路“百花邨”所书的招牌，经常有食客因认不出这三个草体字，三过店门而不入，老板只得另换楷书招牌，将于氏墨宝改悬在客厅。又如，于右任题写的“西北大学”四字，有人就误认作“如此大学”。这与近年某省博物馆馆名用郭沫若先生题字，结果被多事网民将“博物馆”三字讹传成“情妇馆”属于一样的逻辑。说到本质上，并不是书家写错字，而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正向发达，包括书法在内的传统文化多种要素的修养在当代人身上皆发生了负发展的缘故。

于右任先生对于求字的人，来者不拒，而且不拘身份、地位，几乎有求必应。在南京时，有人问他：“老人家每天写这么多字，难道不累？”于右任回答说：“写字是最好的运动，也是快乐的工作。人家求你的字，总是喜欢你的字，就写吧！”

1964年的一天，蒋经国来看望于右任。当时，蒋介石的人事布局，已经笃定由蒋经国接班。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许多“民国老人”对蒋二世寄托着希望。蒋经国求于老惠赐墨宝，于右任略作思索，挥笔写出一副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此14字，隐然表达了天下之利是顺应国家、民族的大义，若求留名青史自应努力实现与大陆和平统一，方可得万世之名。蒋经国看了甚是满意，便将这副对联精裱后挂在自己的办公室。

​于右任身边人说，人们只看见先生的笑容，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所受的痛苦。老人的一生，苦日子比快乐日子多，特别是他的生命史上最后的两年。在风雨的黄昏，一位时常到访的记者朋友几回看到老人独自坐在书房打盹，一本线装书从手中滑落在地上，那是一个有着高度社会抱负的文化老人的寂寞啊。在逝世的一年以前，于右任每天仍照常到监察院办公，并为人写字。他自己说：为人写字是还人“字债”。还有人亲眼看见，在他病中，有个监察委员半是客气半是强迫地向他“求字”。

这时的于右任，不知心里是否还记得30多年前欠下的一笔“文债”。那是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不久，一天，于右任乘兴前往南京东郊灵谷寺游览。住持与善大和尚热情接待，讲起济公活佛的种种灵异。于右任临走，与善取出纸笔请他留件墨宝。于右任欣然应允，随手写了一副对联：“胜地开灵谷，高僧有志公。”这副对联装裱后悬于灵谷寺内龙王阁中，而阁中原有楹联只好“让贤”而退居偏位了。

不料，几年之后，南京的《民生报》连载长篇小说《新京云雾》，作者拿此联开起玩笑，说于髯翁的书法虽然以龙飞凤舞、引人入胜见长，但灵谷寺的对联却一副无精打采，有如懒蛇。这事传到于右任耳中，他立即赶到灵谷寺。对着对联仔细端详，他自己也觉得不满意，于是让与善取下对联。与善愕然，请问缘故。于右任说：“你不懂，以后我再用心写一副给你。”与善虽然心中不舍，但恭敬不如从命。可是，时光荏苒，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诺言始终没有兑现。

在赴台诸人中，于右任的大陆之思比很多人都来得更浓烈。他的《望大陆》（一名《国殇》）叫人每回读来，总欲落泪：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2017.1.23

（注：原标题为《书家于右任（1879—1964）：乾坤大布衣，优然入“草圣”》，现标题为编者自拟。）

王谦简介：

王谦，教授，美术学博士。山东曲阜人，现供职于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2019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美术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书法创作与技法研究，导师李一先生）。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文章150余篇。博士论文《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获首届“沈鹏民生奖学金”特等奖。《沈曾植碑帖题跋札记辑释译论》2020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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