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吴笠谷：论当代砚文化式微的成因及复兴的机缘——《名砚辨》自序一_-日本-文人-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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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魂兮归来  吾道不孤——论当代砚文化式微之成因及复兴的机缘）

今夕何夕  梦里不知身是客

2001年秋，我应韩国大韩佛教天台宗有关方面邀请，旅韩月余。

甫至东国，承好友汉学家金君雅意，偕游汉城（首尔）文化街仁寺洞。小街书铺古肆，朴实无华，仿佛江南寻常老街旧巷，颇富人情，令我讶异，盖与帝京琉璃厂文化街的新亮光鲜，绝然别调。

游览一过，金君携我登街边一木阁茶肆少歇。室内陈设简而不陋，古色古香，令我心生欢喜。须臾，楼梯响处，二人入室，长者美髯，少年清癯，均着宽袍素衫，纱笼玄帽。正疑其为鬻艺歌手，孰知竟是金君兄长与弟子。原来，彼国习传统文化者，皆以此为常服，金君兄长即一主持书法工作室之书法家也。

晚间，与吴君诸画友聚饮。吴君小写意花卉之传统根柢，几夺吾人之席。诸人且觞且画，酒酣，金君起而吟唱苏子《赤壁怀古》，载歌载舞，古风古调，使人动容。恍惚间，仿佛中原衣冠，汉家台榭——作客异邦，宛若隔世，竟生梦蝶之叹，真不知今夕是何夕了！

2001  韩国故宫――汉城（今首尔）景福宫（左二为笔者。原序无图，现补之）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文化的难堪，本乎人文环境之不堪。当代就继承东方传统文化而言——日本尚唐——韩国崇明——国人颂清。

稽之往史，有礼仪之大，有章服之美，此我华夏族之民族传统、文明符号……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传今年曲阜祭孔，便弃旗装而改为参用韩传明式汉服古礼模式。今日韩人所传儒家统绪，犹可称完备，祭孔礼仪可见一斑，然于砚学之道却远未得要领。仅就此而言，与东邻日本国之差距，竟难以道里计。

中国，作为砚的发源地，今日砚文化之几近式微乃为不争的事实。尤令国内砚人尴尬者，是日本爱砚家竟有所谓“研究中国古砚要来日本”之说！

浮槎东渡  墙里开花墙外香

无须讳言，相比国人，当代东瀛人士对砚的理解，就“文化”二字而言，或更传统，更纯粹。“祖上阔过”，不过是阿Ｑ先生的“精神胜利法”。因此，以复兴吾国砚文化计，借镜东瀛，不失为一良策。

所谓“研究中国古砚要到日本”之说，其来有自。晚清以来，流往日本的古砚极多，国人好砚者无缘谋面，惟兴望洋之叹。此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原因简单，自明治维新以来，彼人政治上去华入欧，而文化犹守东方传统，源于中土之茶道、书道及花道等，传续不绝。又因“皇国万世一系”，流传有续的唐宋文物至今存世甚多。古砚即为其一。

日本国今藏中土名砚，较早者，有大阪道明寺天满宫所藏多足白瓷圆砚，为唐末彼国遣唐使菅原道真自华携归之物，被定为彼国“国宝”；最著名者，当推欧阳修南唐官砚。此砚清末民初由国内流出，被矿石学家坂东贯山氏获得。其馀明、清两代名家遗砚，应有尽有。沈汝瑾去世不久，《沈氏砚林》所收砚百余品，亦为日本名画家桥本关雪氏囊括而去。

因爱砚者众，近代以来，日人洗砚会、砚石研究会之类砚学组织甚多；以所好侧重不同，又分为铭文派、名坑派等。因品石赏砚之风蔚成，故彼国出版之文房杂志、名砚专谱甚众。

国人所称之古砚收藏家、藏砚家，日人称为爱砚家。窃以为“爱砚家”之称名更为妥贴，更富人文精神，不妨仿效“政治、民族、美术、国粹”等自日舶来词，借用之。

呜呼！国内文博界之足令人悲哀者久矣：敦煌虽在，敦煌学却在国外；殷墟仍存，读甲骨文须往东瀛。不计新砚，日本今藏中国历代古砚竟以十万计，晚清民国时流出最多；近三十年，古砚外流仍令人触目惊心，故日人所谓“研究中国古砚要来日本”之说，实也并非全为妄语，良有以也。

平心而论，当年众多古砚浮槎东去，固是落花春去，琵琶别抱，但毕竟躲过“文革”秦火，未致灰飞烟灭，实与前清大肆焚书，众多古籍（如《天工开物》等）仰赖日人保全可同一叹。

此其祸耶、福耶？念之不禁苦笑。

泰西不重  无可奈何花落去？

相视今日东瀛砚文化之仍多传续，反观国内，则滋味有别。

前人鉴古，首重金石书画。金为青铜器，石指古碑刻，砚为其一。因文物政策所囿，青铜器非今日私家所宜玩。书画，自古为收藏家所争宠，今日依然。砚，则今日仅为瓷器、字画、家具收藏之后一“小跟班”而已。

李杜、韩柳、欧王、苏黄米蔡等等文艺巨匠，皆不吝笔墨用于砚之品赞，孰闻于瓷器趋之若鹜？

何以昔日士人书斋乃至尚方禁苑中之掌中宝、案头珍，竟沦落成今人眼中之“破落户”？

或以为砚文化之没落，理固宜然，因其实际功用价值业已丧失。此说民国时赵汝珍已论及，不妨赘引：

在唐、宋之时，千百金之砚，比比皆是，甚至万金、数万金一方之砚者，亦所恒有；元明相承，价格日升，直至晚清，砚价仍保持其历来之平衡。乃至清末，变法维新，西洋文化东来，不用毛笔者，亦可在社会上占重要之地位。于是，国文失去其固有之重要地位，古砚之价值遂愈趋愈贱矣。在以前值五百两者，今最多不过五百元。虽元、两相去无几，而实在则跌价甚多矣。说者谓此种跌价乃自然之结果，以前有用，今日用之者少，理固宜也。骤闻之，理由似甚充足，但细考之，仍非也。夫古玩者，均无用之物也，其价值不得之于用途。以前有用，今日无用者甚多。如古玉器、古铜器等，均昔人之所必须用者也，今则均无所用矣，然其价仍今贵于古，何也？盖中国今日之古玩，其价值完全操之西洋人之手。西洋人所认识者，所收买者，即有价值，否则，即无价值。对于古砚之精妙，西洋人绝不能理会，绝不能认识。故西洋人之来华者，任何古玩均可收可买，未闻有收买古砚者，此其所以愈趋于贱者也。然因此而楚弓楚得，不致流入西洋，亦天惠吾华之意欤！（《古玩指南》）

赵氏之意，民国时砚之地位即已江河日下，大受冷落。其缘近代以来，除西洋硬笔的冲击外，更因古器皆由西洋人定贵贱，而砚纯为东方诸国特有，与西洋少有渊源，彼辈不取，砚自日贱。此说固不无道理，实亦不尽然。毕竟东洋人乃赏砚内行，来华购砚者前赴后继，惟声势逊于大肆搜求古瓷等之西洋人而已。

赵汝珍氏本古玩名贾，在商言商，所论多着眼于古物之商业价值。然其说虽仅指民国砚，假诸今日，仍是实情。除西洋人不重此因素外，若深究今日砚学之式微，则国人对砚之漠视，洵为第一要素。

国人冷落  欲觅知音难上难

早在晚清道咸间，已出现集砚墨功能于一身的便携文具——铜墨盒。只此种砚的代用品，材质平凡，款式简单，除陈师曾、姚茫父等少数雅流对此饶有兴致外，其主要使用者不过私塾童子、账房先生者流。墨盒之诞生，尚未动摇砚之文房至宝的地位。

同光间，各种“改革”纷至沓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结果，其一即是砚，虽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毕竟日渐式微。舶来品西式硬笔，其操作便捷显而易见。随后墨汁问世，无需磨墨，砚之器用功能日渐消弭，其为明日黄花，确乎有势之必然。

民初“新文化运动”，其颠覆传统不乏过激之处，不但要“打倒孔家店”，更有钱玄同、陈独秀之主张废汉字，鲁迅之宣扬不读中国书……此即赵汝珍氏所谓砚愈趋于贱的因素之一——“国文失去其固有之重要地位”也。

尽管风光大不如前，视今日沦为不入流之境地，民国砚学尚可圈可点。即以藏家而论，前有周庆云、沈汝瑾，继有许修直及徐氏昆仲（世昌、世章）、林氏叔侄（柏寿、熊光）诸家称名于世。迨至当代，即书画名家也多用墨汁，砚仅为石雕工艺品之一种。逮至今日信息时代，毛笔无论，硬笔且可为键盘、鼠标所取代，砚则更无容身之地矣。

凡物用之既久，自然生情。古时藏砚家，多是由用砚而藏砚，藏品由少及众，至有大成。不用砚、不知砚，何来藏砚家？然笔耕谋食的器用功能虽失，品石赏砚之怡情功能犹在。上品美石，谁肯用之？如赵汝珍氏所言，古玩多为前人实用品，后人只重欣赏，谁见藏家用古碗盛饭、古鼎烹脔？

再者，何以东瀛异邦，现代化、信息化更称先进，砚却不曾退出历史舞台，今日仍用之者多、好之者众？——此无他，国人类似昔日之玩砚主体阶层不复存在，且今人赏古之审美观又大有缺失耳。

砚田乾坤  旧时王谢斋中宝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读书做官，此科举本质。统治阶级主体既为读书人，即“士”之阶层，而读书人又莫不与砚终生相守，故官僚士大夫自然成为玩砚的主流。两宋时，士大夫与天水赵氏共治天下，文化昌盛，亦为砚学之高峰期。蒙元一朝，统治者崇拜“暴力美学”，恃武功，轻科举，砚学乏善可陈。明代文官集团亦势大，只政治、文化已难达宋时高度，砚学亦然。前清集权专政，但尚打儒家招牌，故清代砚学甚是兴盛，几有中兴之势。迨至民国，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粉墨登场，但彼时执政基础犹为缙绅阶层，故砚学仍延前清余绪。

统而观之，士大夫玩砚、藏砚，有以下诸多优势：

爱砚——或寒窗苦读，或红袖添香；其出身，无论贫民子、富家儿，自幼与砚相亲，一生和砚相守乃至去世以砚为殉。与砚相亲相伴，用情往往至深。

识砚——既是日常文房所用，对其性能必多有所知悉。又，官僚士大夫中游宦各地者，对砚种、石质异同，更易有心得体会。

能题——夫子门人，腹有诗书，笔能翰墨，题辞、撰铭不过案牍馀事。金石久寿，铭文借以不朽；锦词佳句，题于砚石，本为玩砚之重要意趣。

财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便两袖清风之循吏，凭干俸，购石玩砚亦非奢想。

势强——官宦玩砚，可引领时尚，号召群伦。宋之欧阳修、苏东坡，清之纪昀、刘墉等钜公胜流玩砚，皆领一时风骚，遂使时人赏砚之好，如风行草上，蔚为大观。

上述种种，足以说明“文官体制”之兴衰，对砚文化发展影响之巨大。

笔耕谋食 最数文人相亲傍

古代爱砚者、藏砚家，以在朝士大夫藏砚家为主力。

中唐大书法家柳公权，喜爱笔砚与图籍书画，专辟斋室珍藏之，并撰有《论砚》一则，评论当时诸砚优劣。中唐名相李德裕，藏砚甚多，其中一方妙绝者，取以砚为邻之意，命名为“结邻砚”。柳、李应为有史可考最早的藏砚名家，亦是士大夫藏砚家之代表人物。柳、李以降，著名的士大夫藏砚家计有：宋代唐询、蔡襄、欧阳修、苏轼、米芾；明代严嵩、李日华、屠隆、高濂；清代朱彝尊、余甸、林佶、黄任、纪昀、刘墉、铁保、阮元、黄易、高凤翰及近代徐世昌、许修直等皆是。帝王藏砚家如李后主、宋徽宗、乾隆，以文化属性论，亦应归入士大夫藏砚家之列。

在野的文人墨客藏砚家，著名者有明人项元汴，清人高兆、吕留良、金农、计楠、张廷济、朱栋、沈汝瑾等。

以数量计，在野文人远逊于在朝士大夫。较之在朝士大夫玩砚之诸种优势，在野文人之势弱，明矣。故以影响论，在野藏砚家，自然难比高居庙堂之名公钜卿、风雅大吏，但砚学修养未必不及，如计楠、朱栋等，造诣颇高。

古时玩砚名流尚有儒商。如近代藏砚名家周庆云，本江南巨贾，有物入眼，何患无赀？此外如清中期我徽名流程瑶田（著《纪砚》）、汪启淑（有《飞鸿堂砚谱》）、程庭鹭（所著《小松园书画跋》附砚铭五十馀则）诸人，虽自己并不经商，但皆出身商贾大族，财学两富，故玩石藏砚，自无计楠、金农等囊中羞涩之窘境。

晚明雅流陈继儒云：“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当然，无论在朝之士夫官宦，在野之文人墨客，在市之儒商巨贾，一生所用，多不过一二砚而已；但因古代文人士大夫群体庞大，文人玩砚之规模自然可观。市场有需求，奇货自可居，于是，藏家争相抬价，同好互为攘夺，致上品身价，在唐宋时代，千百金之砚，比比皆是；万金、数万金之砚，亦常有之，宋人米颠甚至以一座砚山换得晋唐名宅，未足奇也。

此曩日文人士大夫玩砚之大略格局。

疏闇国学  雾里难窥花真容

经“文革”种种反智运动之涤荡，往日作为文化担当者的主要群体，玩古之主流——官僚士大夫及乡绅阶层，彻底不复存在。传统文化之皮已不存，砚文化之毛将焉附？金农铭砚有云：“不识字人曾见否？”读书既已无用，砚之境遇可知。

且赏砚之道，本属象牙塔中小众之雅好，譬如汉赋，譬如昆曲，属雅文化、精英文化，崇尚阳春白雪，与民间文化乃至流民文化迥然异趣，甚至冰火不能兼容，此审美观之有“阶级属性”的局限。一时之间，实难以蜕蛹化蝶。

同称文化人，古人熟习诗词歌赋，流连诸子百家；今人学数理化、文史哲及ABC。看似今人文史哲与古人所学经史子集，同属人文学科，但其意识形态、知识背景之全然不同，显而易见。所以，套用时下流行语“文凭不等于文化”，就“国学”而言，今日知识分子或曰“文化人”，显然与古代文人不可混为一谈。

隔膜，源于文化的疏离、传统的断裂。古人以诗词歌赋作砚铭，今人不谙此道，品古砚，铭字难辨，铭文难解；题新砚，腹笥空虚，拙于词翰。如此，即便有心于砚，也难免力有不逮。用白话题之者，譬如牛饮香茗，大失其趣。其玩砚，仅止于在石品雕工中赏新觅奇，如此自然难窥砚学真谛，此所以近年新进知识分子对赏砚之道仍有缺失也。

王安石诗云：“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大贵如王氏者，赏画却取“荒寒”之境，今者几人解此滋味？

与古代玩砚群体中之在野文人相对应者，今日颇难定位。体制外之文化人，其地位及影响皆微不足道，实难与前人相匹俦。至于商界大亨，如古代赏砚之儒商者，今日亦远未成气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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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笠谷简介：

吴笠谷，安徽歙县人。1993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现居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砚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吴笠谷制砚艺术高级研修班”导师，国家开放大学书画教育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电视台《一槌定音》栏目鉴定专家，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艺术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湘潭大学、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韩国秋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高级工艺美术师，当代学者型制砚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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