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吴笠谷：论当代砚文化式微的成因及复兴的机缘——《名砚辨》自序三_-今日-收藏家-赏鉴

以博以深砚之亟定专门学与可将砚上升到“道器”之高度相似，在此尤要指出的是，复兴“砚文化”的又一重

以博以深  砚之亟定专门学

与可将砚上升到“道器”之高度相似，在此尤要指出的是，复兴“砚文化”的又一重要举措，是须将砚的研究明确定义为“砚学”此一专门学概念。

在界定“砚学”之前，先须界定何为“砚文化”。“文化”概念，人言言殊，梁启超先生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此所谓“共业”，应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事物形成的共同感知、历史记忆。砚文化，亦即指以人对砚的感知为主体之一切“共业”。换言之，砚石本不具文化意蕴，经人工琢磨，便被赋予人类之价值观念及工艺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故砚文化其含义是将砚“人化”或“人类化”。对有关砚之事物展开研究，亦即将“砚文化”理论化、学术化、系统化，是谓“砚学”。因此“砚文化”是纲，“砚学”为目；“砚文化”是爪圃，“砚学”为藤蔓，砚则为瓜本身。

砚学研究之范围，广义而言，包括所有与砚有关之事物，如砚的制作、利用、鉴赏以及砚史学等。传统意义上的砚学，则是“国学”在砚上的投射。学术史之规律：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细，以前为某学之附庸，而今蔚然成一门独立科学者，比比然也。然并非每一种传统工艺种类皆可成“学”，即以文房四宝论，笔、纸，因其可供研究之内容相对较少，似难以专门称“学”；墨，范围略广，专门称“学”在两可之间；而砚，以其材质之多样性、制作之工艺性、铭文之文学性，尤其就人文价值而言，上下五千年，纵横文史哲。纵向而论，旁及吾国传统学术之文字、考据、训诂、谱录诸学，上通儒、释、道，可归类“国学”范畴之一专门学。横向而论，还可包括西方概念之史学、美学、博物学、地质学等。细分之，雕刻工艺、雕刻流派、砚种石品、砚诗砚铭、砚式砚题，更是多姿多彩。凡此种种而外，古贤今人所记关涉砚之不实、不尽、不均处，亦皆砚学家们须广辑资料而辨析之、叙论之的内容。如此鉴赏批判，约定正误、雅俗、优劣之辨，才能有“学”可研，有“文”可化。米芾撰《砚史》，以“用品”、“性品”、“样品”分类，考据尤属极精，足为文房鉴古之助，乃“砚学”之一经典范例。

近年来，虽偶有称言“砚学”者，但和者寥寥，甚至不乏质疑之声，所疑无非：砚之其伎，小道尔；砚之为器，玩物尔。虽时下因砚市看好，加之出版环境日趋宽松，于是砚书迭出，然多数所谓“砚学专著”不过图录而已，无非就器说器，罗列尺寸、材质、砚式，照录铭文罢了。对砚形、纹饰之文化含义，铭文之史学、文学乃至哲学价值的阐释，多付阙如。此更凸显今日“砚学”之研究，其在“砚文化”式微中所占之“短板”性质。

“文化”中之“文”，指正确也、优美也，人类生话中，凡事凡物须有“文”的渗透，方能使人感动生活、享受人生。“砚学”的意义，便是考析砚之流变与存在，以求达到约定砚之正误优劣，提炼出砚的民族气质、人文精神，使砚“化”的更“文”更雅。

要之，倘以“砚文化”比之身，则“砚学”为之脑。可以说一个时代“砚学”之高低，乃是衡量一个时代“砚文化”高度之标杆。此吾侪有心于“砚学”者之更须有使命感也。

辑古有功  今世亟需好事者

传统砚文化之精深，之博大，固然毋庸置疑。但其回归，其发扬，却又兹事体大，任重道远。首先，藏砚家与砚雕家，应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担当。

在此传统文化青黄不接之过渡时期，期望出现黄任、林佶之类大藏砚家以启迪群伦，短期内似乎难以奢求。退而求其次，砚道之复兴，藏界中之好事者类型藏砚家，似可扮演重要角色。

米芾《画史》云：

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之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

此虽论画，而一切玩古皆同一理。收藏家须具学养、识见及持之以恒的求证精神。而好事者，多备孔方兄即可。

鉴赏家，本乃玩古之最高境界。其可贵，在于能去伪存真、正本清源，既扬前人之遗泽，又度同好以金针。好事者，因其多金，收藏多以炫世为目的，有收藏能力却缺乏鉴赏手段，故被米颠奚落。细究之，米氏此论，实有失公允。

学养富，家资厚，精于汲古，淡看名利，因时代局限，今日此种鉴赏家寥寥无几。投机者外，今日主流玩古者实以“好事者”居多。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量变到质变，附庸风雅或曰“媚雅”，终究以风雅为美，陶冶日久，亦可蜕茧化蝶，成真风雅。

俗云，具眼者无赀，多金者不识。其实，研古之道甚需“好事者”。盖以其搜古不吝金银，虽不乏入手珷玞，但往往亦能获重器、成规模。且“好事者”多好炫世，乐将所藏示之大众。如晚清大吏端方，嗜古如命，幕中博识名士济济，故斋中名品多多，刊专谱种种行世，其辑古之功实不可没。

按米颠所定“赏鉴家”、“好事者”标准，近人藏砚大家徐世章先生，藏古低调，不属“好事者”；但其择砚之精，得益于假耳目于行家甚力，似又难称严格意义上的赏鉴家。清人名士洪亮吉云：

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北江诗话》卷三）

以洪氏之“收藏家”定位徐氏，极其恰当：其虽无“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之功，然为“备通人博士之浏览”之举，亦功莫大焉！

今世严格意义上之鉴赏家虽少，类似徐先生之类收藏家有之，更不缺“好事者”，惜彼等皆志在官窑“清三代”；缺者，端方之类嗜古集古之“好事者”类爱砚家耳！

各取所需  雅艺俗雕可共赏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此乃西洋一哲学命题，套之当代砚艺，亦是一发人深省的问题。

鉴赏家之回归传统，须多看古人砚著，多看古砚珍品，这点，藏家以其切身利益故，都较自觉钻研。而继承传统对于砚艺之重要性，今日砚工群体对此问题之认识，似乎远嫌不足。    今日“大师”帽子遍地，但实又亟缺真正大师。就砚艺而言，各地新砚，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所恢复生产，传统工艺几已不继，多有砖雕、玉雕之类艺人被招来改行制砚，故诸砚雕刻工艺本皆少前人传统，加之砚工关心砚史者尤少，于是，今日目不见一古砚高品，而辙师心独创，惟雕镂一龙一凤，一山一水，即悬之市中以易斗米之人，比比皆是。    砚，原称为研；研，又有个由动词转化为名词之过程，故其功用与品赏之属性，两者皆不可或缺。似今日种种无水之源的作品，因无传统底蕴，全从花俏上用功，或失之石雕之犷，或失之玉雕之碎，或将之刻成一平面之图画，或将之琢成一立体之雕件，就“砚”字而论，徒有虚名而已。

不过，虽是纪晓岚说“刻鸟镂花，弥工弥俗”，愚见，“弥工”也并非全然“弥俗”、必然“弥俗”，且“俗”，又有“通俗”、“民俗”、“恶俗”之分。陈端友先生制品，逼真物象，直观易赏，可为“通俗砚”极品；明人所制澄泥砚“童子牧牛”等，为“民俗砚”上上品；今日端砚、易砚中“百龙”、“百蟹”之类，方是堕入“恶俗砚”境地之劣工。又则，“雅”与“俗”，本相对而言，陈端友相对于高凤翰，无疑是“俗工”，但相对于今天普遍匠气十足的砚雕闻人，则陈氏几可称得上“凌波仙子”了。况大俗亦可大雅，如明代陕州卢敬所制澄泥砚，民俗味十足，亦别是雅品一种。反之，“大雅”亦可大俗，如今人刻些文人雅士、山水小景，甚至只刻几句唐诗宋词于砚砖，题材、文辞固“雅”，但刀法拙劣而书法平庸，亦何雅之有？

客观而言，有些砚种其工艺采用镂空琐雕实颇合理，如湘地菊花砚，即以镂空雕为主，盖此法极适宜其石质粗疏、石纹粗放的特性。陈端友先生常取苏州雘村石磨砻，此种凡石，倘非出自陈氏手精雕细镂，何人取赏？即便端溪名石，其杂坑石如绿端、梅花坑之类，以材之易得，质之平庸，亦不妨“刻鸟镂花”，以博好事者之金，为作装点百宝阁、博古架之用。

因之，鉴于今日之浑沌世态，取雅艺品赏与借俗雕显摆，在当今之世，原可并行不悖。此种古香今艳，各有攸宜，或可谓别是一种“雅俗共赏”。

砚道复兴  源头活水是法门

所以，论清代以来砚雕俗刻，可分两说，凡品常石，从繁工琐刻上着力，亦不失为一变通之法，其风格可大胆尝试无忌。但此种砚艺之雕品摆件化，只可算砚艺之枝叶、别类。而上品美材，材同珍璧，寸璞寸金，万不可轻率下手“千刀万剐”，刻工宜求素雅，题材风花雪月，以案头把玩为主，方是砚艺之正道、之主流――石有不足，以工补之；石已至美，须做到工不掩石，石因工显。此砚刻之创作要义，无论“传统派”、“创新派”，皆不外乎此理。

《易经》“革卦”卦辞：“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乃言万事万物之变革规律。砚之发展轨迹，由研磨器而辟雍，而箕形，而抄手……其款式之递次演变，无不是一个推陈出新的变革过程。传统本是创新之沉淀，创新之动态魅力，是一切艺术发展的生命。但变革、创新，说时容易做时难，政治强人王安石“改革”豪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后世史论却有北宋亡于王氏“新法”之说。故纵是旷世天才，亦须善借前人之力始能大成，否则，不知传统而妄言创新，倘非无知者无畏，则必是欺世盗名。即便凭旁门左道创出一套自家招势，也只可称骚首弄姿的一种“腔调”而已，算不上艺术风格。

正本是为清源，继往方能开来，故砚雕工艺之回归传统，乃当务之急，此并非守旧，实与革新互为表里。其法，宜从历代砚式之流变，各地砚雕之特点，诸种砚石之特性上着手，取精用宏，融会贯通，然后始能独出机杼言创新、树风格。

当然，破坏只需激情，复兴则需智慧。“为往圣继绝学”，其“绝学”自然须是优秀之学、先进之学，方值得继承、值得发扬；客观而言，今日国人之种种：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自省……皆亟需一场全方位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此种“文艺复兴运动”，又必须以一场“文艺复古运动”为奠基。

砚艺，虽小道，亦可在，亦应在此场民族复兴、文化复兴运动中，扮演一要角。

楚人有弓  柳暗花明别有村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砚道兴衰亦本乎社会大势。

否极转泰来，凤凰可涅槃。食不果腹，无心风花雪月；丰衣足食，遂多精神追求。用砚、赏砚乃陶冶情操之需要，“吃饱饭”又“懂文化”的收藏家日众，则华夏文化之回归，砚文化之复兴，必为时代之召唤，历史之趋势。

上述对当代砚林种种时弊之痛下针砭，揆诸现实，直面惨淡，行笔之际，跌宕意气，无他——爱之弥深，责之弥切耳！

现状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非全然一团漆黑，亦有可让人大感欣慰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洋人来华购砚甚勤，“文革”劫后馀砚，流失者众；然祸福相倚，近二十多年来，“盗墓运动”与基础建设致使高古砚大肆出土，彼国却因经济停滞，向慕汉学之老一辈爱砚家相继凋零，来华购砚风潮退却，使众多汉、晋、唐、宋佳砚得留本土，此天惠我辈国人好砚者也。因之，日人所谓“研究中国古砚要来日本”，并不尽然，至少高古砚部分，楚人并未失弓。且月有盈缺，彼消此长，近年文物回流，亦渐有声势，古砚亦然，当年流往东瀛者，今又时有反棹西来，合浦珠还，物归原土者。

时下拍卖会上之砚，数十万一方者寻常见，数百万一方者时有之，逾千万一方者亦已出现。然距名砚应有之人文价值，多乎哉？

投资也好，炒作也罢，附庸风雅也好，效颦跟风也罢，总之，广度推动深度，涉砚群体之日益壮大，客观上必然导致对砚的研究日趋精深。近年来，高层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逐步认识到继承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解甲提笔，挂剑赏砚的刘红军将军，相继筹建聚砚斋砚台展览馆和创立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办砚展、办论坛，致力于推动砚文化的发展，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砚的文化价值、民族精神，投入到弘扬砚文化的行列中来。

部分公藏古砚，亦陆续见诸图谱，这点，曾供职津博的蔡鸿茹女士和曾供职故宫的和张淑芬女士与有功焉。

民间更不乏好古敏求人士，潜心于古砚之藏玩、研究。新砚推广则砚文化学者及制砚名家之著书立说，广为宣传，功绩居多。一些制砚艺人从砚艺上对古砚的借鉴，可圈可点，的是正道，诚是可喜可贺之事。

陶写寂寥  路漫漫其修远兮

黄任《砚》诗云：“青花白叶蔚蓝天，古款新铭小篆镌。每日摩挲三两遍，共君上下百千年。”此爱砚家之赏砚观。北宋唐庚《古砚铭》，阐述其从砚“以钝为体，以静为用”之特性，悟出养生之道。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美人之光，可以养目；诗人之光，可以养心。”砚材、砚艺之观赏性，可比美人之光，饱人眼福；砚铭、砚式之文学性，可比诗人之光，陶冶人的情操；砚本身之特性，如唐庚所言，极具哲理性。是名砚之光，不仅可养目、养心，更可养生矣。总之，砚中意趣，说之不尽，取之不竭；而我之与砚为侣，与砚对话，要在于：抚摸历史，品味人文，进而追求——“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人能好骨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尝如是说。而最具文人气息之骨董雅器，愚见，当推古琴、名砚与宜壶，三者皆属极富“内美”者。“内美”，内在之美、深沉之美也。黄宾虹先生论画重“内美”，暮年尝预言其身后三十年，作品必为世人所识。其言果验，当代画人奉宾翁墨法为圭臬者众。

虽然，时下之爱砚家，相较古人：官位，固然难以比肩纪大学士、徐大总统；财力，难与周庆云、徐世章相埒；学养，难望朱彝尊、阮元项背；影响力，更不可与东坡、米颠同日而语，但今人亦有前贤所不具备的优势：信息便捷，资讯发达，可借图谱揽天下美砚于胸中为我所有，这给砚学、砚文化之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故经有心者之筚路蓝缕，必能所得已觳；涓涓细水，终成巨流。

曩日，曾请张中行先生为我题“陶写寂寞”一轴，悬之寓壁，以作自励。今日砚学，虽仍属寂寞之道，然而，春风乍起，一池静水已初现涟漪。钟情于砚者日众，柳暗花明，前景可期。相信远不必待三十年后，更多国人定能走近赏识砚中意趣的门径，登临领略砚之“内美”的堂奥。——此我之祈愿，亦我撰此书之宗旨。

是为序。

（全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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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笠谷简介：

吴笠谷，安徽歙县人，现居北京，号斫云楼。古砚收藏家、砚文化学者、学者型砚雕家代表人物，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副会长兼制砚委员会主任、专家工作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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