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佟玉洁：资本想象的罹难史——西安纺织城艺术区最后的探戈_纺织城艺术区-艺术区--资本-西安-当代艺术

……我们是最早来到这个地方的，我们来这个地方是为什么？第一，是我们要做一个当代艺术区。第二，是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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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最早来到这个地方的，我们来这个地方是为什么？第一，是我们要做一个当代艺术区。第二，是要保护工业遗产。因为纺织城艺术区看上去跟北京七九八有相似之处，非常有历史的价值,我们要保护它，所以我们要建当代艺术区。

——六个被起诉的纺织城艺术家在2012年9月25日法庭上的证词

2012.9.25纺织城艺术家在被告席上

2013年的7月，在王名峰策划的《回路——的西安当代艺术邀请展》上，纺织城艺术家程乾宁、胡小玉拿特意做了一个视频作品《2007·惊蛰》。胡小玉说，这是根据纺织城艺术区创业时期的一段录像整理制作的，至今看了让人心情难以平静。影像记录了西安的的艺术家贺军、白夜、程乾宁、胡小玉、王风华等人来到纺织城有着50年历史的已经破产的唐华一印厂，满眼衰败凋敝的工厂已是杂草丛生，破碎的车间的玻璃挂满了尘土与蛛网，但是苏联专家设计包豪斯建筑简洁而高大的厂房吸引了艺术家们。对于艺术家来说，这里的建筑就是艺术的灵魂。

2007年初由纺织城艺术家集资建立的艺术区的门头

50年见证兴衰的厂房，50年的不可复制的历史，刺激着艺术家们的想象。当然吸引艺术家还有每月6.5元/平方米低廉的房租。艺术家贺军、钟国昌率先与唐华一印厂签了五年的大合同。后来的艺术家集体分享了这个合同。很快更多的艺术家和艺术机构进入，并自己掏腰包包揽了建筑所有需费用，在没有破坏工厂的一砖一瓦的情况下生态性的入驻。至此，历史上的唐华一印的生产车间变成了纺织城艺术车间。时年，2007年。

从唐华一印的生产车间变成了纺织城艺术车间，这是一个重大历史时期的转变。同时标志着纺织城当代艺术区的概念形成。正像六个被告的纺织城艺术家法庭上的证词所言，一是要做一个当代艺术区，二是要保护工业遗产。

显然，保护工业遗产与当代艺术相同的人文情结把二者命运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成为了命运的共同体。而这种命运的共同体呈现出了相同的资本价值，二者的文化诉求是一样的，即历史的昨天与今天有着不可分割内在文化逻辑关系，保护工业遗产和建设一个当代艺术区，纺织城艺术区作为后纺织城的一个概念，融合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50年的纺织城历史就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本。

当代艺术本质上不是为市场生产的，而是为文化生产的，或者说当代艺术本身具有价值的资本特征。纺织城当代艺术区在工业遗产保护上的薪火传递中，体现出了当代价值的资本特征，即如何反思和利用纺织城历史的文化价值，从新认识纺织业为建国初期所做的历史性的贡献，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生存的历史性的窘迫。

艺术家岳路平有一个作品《工人的回声》，选择了100个唐华一印厂的工人，谈他们的历史与现代的感想。与此同时，在背景音乐《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衬托下，把100个人的声音重叠的处理，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碎片的记忆再现。此时，纺织城历史的辉煌和衰败压缩在一个时空里，多少有些令人回味与伤感。

其实，伤感不是纺织城历史唯一的文化遗产，快乐也是纺织城历史的一种文化遗产。尽管快乐也有苦涩的时候。在《回路》展上，艺术家王名峰的装置作品《人人都有大红花》，以一种人们最熟悉的国情道具大红花，想象已经发生的历史，既是一次前纺织城概念的历史记忆的重温，同时也是作为后纺织城概念的纺织城艺术区的自我审视。

纺织业作为新中国的诞生基础工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纺织城的历史文献上曾经记录了中国农民第一次走出土地，进入到纺织工业领域的身影。在开工典礼的剪彩仪式上，大红花是每个纺织工人的“幸福指数”的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政策性破产的纺织城企业倒闭，工人下岗，纺织工人的“幸福指数”戛然而止。然而纺织城再度由艺术家的入驻而迎来了“幸福指数”的第二春。作为西安第一个当代艺术区的纺织城艺术家，集体打造了纺织城艺术区的无形资产。王名峰把这段历史戏称为“人人都有大红花”的历史。

关于纺织城艺术区概念的无形资产，无疑是一个关于资本的价值体系的话题，同时也是纺织城艺术家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在2011年的圣诞节纺织城艺术区举办了一个西安当代艺术五年回顾展。对于纺织城的入住艺术家来说，有可能就是西安纺织城艺术区的最后一个当代艺术展，或者说，是一个用五年时间打造的西安纺织城艺术区一个谢幕礼。因为刚刚被规划的纺织城艺术区，由于地产商的资本介入被更名半坡国际艺术区了。

在五年回顾展的研讨会上，与会的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希望找到一个保留西安纺织城艺术区的一个生存模式，并且以投票形式进行了一个纺织城艺术区称谓是否保留的一个民意测验，结果显示30比1，也就是说,有30个人认为西安纺织城艺术区的称谓应该保留。艺术批评者佟玉洁在自己的博文中说：“作为西安的第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纺织城艺术区的称谓，是一个文化的称谓，其意义在于，由破产企业建立的纺织城艺术区见证了一个倒闭的工业园区转型为艺术园区的历史，纺织城艺术区的称谓传达出了中国的历史信息与当代的文化信息。”纺织城艺术区作为一个涵盖了两种文化概念的艺术区，更是一个资本的象征。实际上，纺织城艺术区的称谓的变更，是一次资本的转移。

原来的纺织城艺术区的结构中只有艺术家和破产工厂的物业管理两方关系，纺织城艺术区的价值观是当代艺术。变更后的艺术区的结构关系在成为了艺术家、政府与地产商的三角关系之后，地产商直言，目前的艺术区不是当代艺术区。那能是什么呢？

纺织城艺术区艺术家工作室的路牌

焊封艺术家的工作室大门

拆迁中的纺织城艺术区

撤离后的艺术区工作室

事实上，伴随着纺织城艺术区称谓的变更也是纺织城艺术家命运的变更。因为房价的攀升意味着艺术家的离去。在《回路》展上，艺术家白夜的装置作品《三套马车》，以一个艺术方式阐释了艺术家与开发商、政府之间的关系：由于三者的利益不同（政府转让土地要利益，地产商得到土地要利润，艺术家低价租房要创作。），所以三者的关系实质是三方的矛盾，很难齐头并进各奔前程。白夜在拆迁中的艺术区的垃圾里找来废旧的尺子，三头定在墙上，三头并在一起连接者一个残破的飞毛腿。三根尺子分别象征着艺术家、政府与开发商的三套马车。显然，一个残破的飞毛腿拉起三套马车是枉费心机的。

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说过，对于一个艺术区来说，成功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地产商。栗宪庭所在的北京宋庄聚集了大量的美院和非美院毕业的文艺青年，在一次艺术区话题的讨论会上，栗宪庭希望艺术区成为政府稳定社会解决青年就业的一个基地。但是在利益驱使下的资本介入的艺术区，并没有留给就业青年多少生存空间。原纺织城艺术区的物业管理者唐华一印的田厂长说过，在资本面前艺术家是个弱势群体。

从事艺术批评的佟玉洁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创作了名为《艺术通宝》大型装置作品。作品利用纺织城艺术区被拆迁下来的有着50年历史的废弃砖块，做了一个直径7米的古铜钱。古铜钱上“艺术通宝”四个大字的血迹斑斑，象征着资本的残酷性。如果说把纺织城有着50年历史看成是旧资本的象征，那么其身份转换的残酷性就在于，旧资本正在成为新资本（开发商）介入与开发的理由。期间，旧资本在与新资本的交合中，实现权力的再分配是以艺术的名义进行的。表面看起来纺织城艺术区的终结是被以另一个艺术区的称谓取代，实质上是价值观的改变。因为艺术区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纺织城艺术区由一个自然形成的艺术群落变成一个开发商为主导的艺术区，商业的主体地位，艺术家再度的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作品《艺术通宝》以古铜钱方式呈现，是想强调资本符号化的中国当代社会，无法回避的是资本历史变迁的沧桑感，古钱上的铭文“艺术通宝”四个大字，则代表着以艺术的名义介入资本的残酷性。

在艺术家李琼的数码影像作品《时间简史》中，四连画上的一个受到伤害的浑身缠满白色纱布的艺术家，站在了有着50年历史的纺织城被拆迁下来砖垛旁，画面上被拆迁下来砖成为了时间的介质，受伤害的艺术家从一个人的尊严的泯灭到残酷现实的蚕食，鲜活的生命最终被消解，化为历史的灰烬。作品画面的黑白处理呈现出的强烈对比，生命的碎片化与虚无化的演进过程更增加了艺术家悲剧性的命运。在变更后的纺织城艺术区，艺术家的命运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变更艺术区之后的艺术家知情权的蔑视，工作室遭到强拆、艺术家被告，艺术家接受开发商的贿赂等等。历经纺织城艺术区变更后的种种磨难的艺术家，面对自己灵魂的一次重新洗牌，自然也遭遇了心灵扭曲的生命过程。

在2013年的年初，以纺织城艺术家联盟名义集体参与的 “纺织城艺术区性学报告”现场艺术，揭示了纺织城艺术家的心路历程。其中，单元作品《废墟上的婚礼》，分别代表艺术家的婚纱女和代表权力者的中国古典帝王的新娘新郎，性别颠倒，身份错置，特别是把象征艺术家和权力者的“婚礼殿堂”置放在被拆迁的工厂的废墟上，意味深长。演绎了资本变更后的艺术区，围绕着各方力量进行的一次人性、奴性等多重人格的表演，再现了艺术家与新资本权力博弈的一种愤懑与无奈，一种投机与媚好。

正像唐华一印的田厂长所说过的“资本面前艺术家是个弱势群体”，实际上纺织城艺术区的变更是一种权力不对等的博弈。艺术家们在争取与保留纺织艺术区无形资产上以及在保护工业遗产不被拆迁上，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在资本权力的不对等中，纺织城艺术区和它的艺术家们不幸成为了“弱势群体”。

纺织城艺术家李琼的行为艺术《艺术家之死》

在 “纺织城艺术区性学报告”现场艺术的另一个单元作品《摇滚长安》中，身穿汉服的四个民间唢呐手，在拆迁的纺织城工厂的废墟上，吹起了哀婉的民间丧曲。一个汉文化发源的重镇未曾想到，有着五年历史的纺织城当代艺术区和它息息相关的50年的工业遗址的命运开始陨落。

艺术家杨晨在《回路》展中做了一个横跨展厅左右两面墙的大型装置作品《Between》。其中，一面墙用水泥钉子打出“纺织”字样，一面墙用水泥钉子打出“城”字样，两边用纺织棉线连接。按照杨晨所说的：“作品是从纺织材料本身出发，在过去的纺织城车间中间用棉线建立一个经纬空间，表达我们过往的追忆。”作品本身的所呈现出的视觉的张力与思想的张力，恰恰是杨晨文化视野中的严肃的思考：“纺织业曾经是西安的支柱产业，而后来纺织业的破败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城的概念越来来越庞大，甚至吞噬了原本非城市化区域，而残存在我们记忆里的‘纺织’则是另一番景象。”

杨晨的作品理念，从一个纺织城概念的消失延伸到城市扩张后非城市区域的消失，不仅仅是中国一种文化哀悼的自我的形象再现，更是一种人文情结中的大悲剧意识警醒之后的呐喊。

佟玉洁在她的博文中说：“政府在面对资本介入时，是否关注了资本介入的动机？作为西安第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纺织城的称谓是否应该保留？作为西安当代艺术生态多样性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纺织城艺术区，是否应该保留？而这一切将取决于政府的对纺织城这一文化概念的是否尊重，取决于政府对入住的艺术家创造的纺织城文化价值无形资产的是否尊重。”正像六个被告的纺织城艺术家在法庭上的证词中说的，第一要做一个当代艺术区，第二要保护工业遗产。最终，保护工业遗产与当代艺术无形资产这两种命运的共同体呈现出的相同资本价值，成为纺织城艺术家资本想象的罹难史。

艺术家刘翔杰脚踩图钉的行为艺术《纺织城艺术区的1840天》

艺术家刘翔捷在2012年6月的《张冠李戴》的音乐节上，上演了名为《纺织城艺术区的1840天》寓言式的行为艺术，翔捷在自己的作品中，脚踩1840个图钉的艺术行为，象征着五年的纺织城艺术区的历史在遭遇了权力和资本暴力之后苦难中的舞蹈。刘翔捷以其娴熟的身体技术把对艺术区以及艺术家人权的践踏转化为中国人文历史的疼痛，转化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坎坷与不朽。

或许，一个纺织城艺术区的命运折射出更多艺术区的命运。在中国，艺术区的话题是绕不开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刘翔捷的行为艺术颇具意味。

2013/10/7

本文发表在2013年的《画刊》杂志期

      佟玉洁简介：

　　西安美术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曾著有《狐风》(诗集)、《龙说说龙》(美术评论集)、《谁的后现代》(美术文论集)、《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性性修辞学》(著作)、《中国女性主义艺术》（专著），即将出版《艺术政治学》(著作)。自2010年以来，策划《乾坤眼》、《中国切片》、《长安风度——西安当代雕塑展》、《殇——纺织城艺术区现场艺术》、《线说——罗莹当代工笔画展》、《纺织城艺术区性学报告现场艺术》等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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