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郭红梅：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1949-1976)_油画--年画-时期

摘要：本文以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按照与传统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标准，考察了这一时期视觉

摘要：

本文以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按照与传统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标准，考察了这一时期视觉艺术中女性形象的转变轨迹，并试图揭示出其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诸因素之间的重要联系。

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学界通常将其概括为是以男性为楷模的“铁姑娘”，从而认为，正是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遮蔽了女性的自身意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铁姑娘”的形象已经被神话化了。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这一时期不同阶段视觉艺术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女性形象有一个从家庭向非家庭或者说是社会形象的转变过程，最终又有向女性美回归的趋势。

然而，这种转变除了受到当时的社会现实环境以及新中国文艺政策影响之外，同样还受到不断变化的新中国妇女政策的强烈影响；另外，此时期的女性艺术家对于女性自身理想形象的塑造不但处于自身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视之下，同样也受到同时期男性艺术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影响，本文的目的即是考察这一时期视觉艺术中女性形象的转变轨迹与这些社会因素之间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从而在一种新的社会和文化标准下对这一时期的女性视觉形象进行解读。

关键词：毛泽东时代美术，女性形象，新中国文艺政策，新中国妇女政策

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学界通常将其概括为是以男性为楷模的“铁姑娘”，从而认为，正是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遮蔽了女性的自身意识。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这一时期不同阶段视觉艺术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女性形象有一个从家庭向非家庭形象的转变过程。本文即是通过探究与这一转变相关的一些重要因素，来考察这些形象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

一般将“毛泽东时代美术”的上下限设定为自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在这个时期内的美术又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延安时期美术(1942-1949)，新中国17年美术(1949-1966)，文革美术(1966-1976)。

如果按照具有标志性的政治历史事件以及艺术活动和艺术形态将1949-1976年的新中国美术再细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1957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1966-1968年的红卫兵运动和全面武斗时期，1969年至1976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几个时期。

虽说这几个时期的艺术形态不尽相同，然而对于女性艺术家来说除了受到当时的现实社会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新中国文艺政策强烈影响之外，同样还受到不断变化的新中国妇女政策的影响；此外，女性艺术家对于女性自身理想形象的塑造不但处于自身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视之下，同样也受到同时期男性艺术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影响，因此，如果对于此时期内视觉艺术中女性形象所蕴含的女性意识进行考察，就可以从其所受到这几方面影响因素来入手。

一、家庭形象

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延续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精神。1949年7月2日，在北京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作了《开辟新的文学艺术局面》的报告，强调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未来新中国的文艺指导思想的地位。同时，由于大多数艺术家分属于不同的国家组织机构，所以艺术家的创作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就有了制度保障。

1954年，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的创刊号上，美协负责人蔡若虹在《开辟美术创作的广阔道路》中号召：“一个艺术家应该随时随刻都生活在斗争中间，随时随刻都在进行生活的观察和体验，随时随刻都在从事创作的准备；作为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艺术工作者，首先要要求他的，就是在创作生活上具有社会主义的精神。” 【2】

从中可以看出，一位艺术家的身份是“艺术工作者”，其工作的宗旨是要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艺术家的观察方式和表现方式。

建国伊始，以巩固新政权的文艺宣传活动，立即以空前的规模和声势开展起来。“领袖像”和“欢迎解放”是1949年新中国绘画最先出现的主要题材。其后是各种政治运动，大量绘画作品及时跟进宣传。

革命现实主义是这一时期所提倡的创作方法。所谓革命现实主义，一是强调“歌颂革命”；二是强调“喜闻乐见”，易于老百姓接受，因此要通俗写实。所以歌颂革命加上年画风格，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绘画的主要特色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年画和历史画的艺术形式能比较充分地体现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所以，新政权在艺术领域最先开始了新年画运动，以及歌颂革命历史以确证新政权合法性的革命历史画运动。新年画以单线勾勒和色彩平涂的技法为主，由于政府的推动，新年画发行量巨大，成为绘画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无形中对其他画种造成了政治压力。

1950-1953年新年画迅猛发展，这一时期的新年画广泛吸收各个画种的因素，形成了一种主题性绘画的创作模式。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发了“1950年新年画创作奖金”，其中就有冯真的《我们的老英雄回来了》、邓澍的《欢迎苏联朋友》、姜燕的《支援前线图》获乙等奖，这显示了女性艺术家参与主题性年画创作，自觉响应国家号召的热情。

姜燕《支援前线图》木版水印

邓澍《保卫和平签名》 年画 1950年 127*189cm 

1951年，邓澍创作的《保卫和平》即属于这一系列，1950年，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签署了禁止原子武器的和平宣言，和平签名在全世界形成极其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在中国，这场运动也掀起热潮，尤其在首都北京，各阶层的民众均组织参加。《保卫和平》一画正反映了这个历史事件。那位怀抱婴儿正在签名的母亲，是十足的农村年轻母亲形象，如果不作出特别说明，很难将这个场面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1952年，蔡若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从年画评奖看两年来年画工作的成就》一文，文中曾评论道，“有这样一幅作品，它的主题思想是表现中国农民对和平的愿望与保卫和平的决心。作者不但在形象上刻画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性格和农民的思想感情，而且从不同人物身上，联系了他们过去的经历、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作者把这些人物安置在一个充满和平的激情交织在一起，而形象在表达主题思想的统一的结构里，发挥了语言一般的作用，这就是邓澍的《保卫和平》。”

虽然这幅作品是为了回应和平宣言的时代背景，然而其中的人物塑造并不是孔武有力的形象，尤其是那位怀抱婴儿正在签名的母亲，是十足的农村年轻母亲形象，如果不作出特别说明，很难将这个场面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此外，新年画不可避免地成为艺术家宣传国家方针政策的工具，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也同样与当时的妇女政策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政策是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集中体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指导下进行，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把妇女的解放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提出的，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使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所以妇女的解放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才能实现，因为妇女在社会公共事务中作用的丧失，才沦为家庭的奴隶，没有经济地位，所以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实行了妇女解放政策，发动并组织广大劳动妇女投入到大生产中去，以此来缓解解放区由于大量男人参加作战而引起的劳动力短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和身心健康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主要包括妇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土改中妇女同男子一样分得土地、同工同酬、扫盲运动以及新婚姻法的制定和实施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热情。在国家的干预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大规模的妇女开始自主参加农业生产，而城市中的普通妇女也实现了广泛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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