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猜想，当年画家马德升提起笔写小说时的心情，大概是有些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否则，他不会将一个紧凑的小短篇写得东倒西歪，跌跌撞撞，以至于让北岛和芒克看了以后，坚持要给他的那个小短篇进行结构上的梳理与调整。结果，自然是面目全非，一个心花怒放的小短篇，就这样变得顺理成章、循规蹈矩了起来。虽然，这个小短篇最终还是被顺利地放进了《今天》杂志，却使马德升失去了一次用惊涛骇浪般的原始激情，去撞击时代阀门、开渠引源的机会。对此，芒克与北岛也似乎心有歉疚，乃至事隔多年以后，提及这个细节，仍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1]。
1978年创刊的《今天》杂志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马德升握着画笔的手，慷慨激昂地改写起了小说呢？事出当然有因，这就像北岛当年将自己所写的一个中篇小说取名为《波动》一样，手为心动，心为时敏。在马德升和北岛等人提笔画画、写作的年代，正是一个“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长期极左路线的压抑，扼杀了人性的自由与奔放，在一些地区尤其是政治敏感的北京，许多年轻人已经明显不满足于当时的现状。他们开始通过一些较为隐蔽的私人渠道，如饥似渴地传阅起市面上查禁的文艺作品，从中寻找灵魂寄望的出口。对此，诗人多多后来有过详实的回忆。他说：
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2]
自由的思想，开放的意识，就是这样在他们欣喜若狂地阅读中孕育生长，转化成热血沸腾的激情，如同潮涨一般，翻滚着，沸腾着，即将漫过那道封闭保守的河堤。北岛、芒克、多多、顾城、杨炼、江河等诗人，马德升、黄锐、王克平、曲磊磊等画家，就是在那么一个心血来潮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前夜——产生了“转过身去”（芒克语）的创作冲动。
芒克（左）和北岛创刊《今天》杂志时的合影，1978年。
将个人的真情实感反映在文艺作品上，三十年来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文艺断送了她的命脉。在“阳光大道”的指引下，个人的情感方式被秋风扫落叶般，毫不留情地扫向了荒芜的灰色地带。人们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浪潮中渐渐麻木了，最后掐断了那根敏感而又活跃的末梢神经；整个时代都被蒙上了双眼，如同手风琴合上了沉重的琴盖，黯然失色。然而，就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和声中，诗人郭路生却异军突起，用他那激动不已的“食指”，透过沉重的琴盖，触动灵敏的按键，撩起了荡气回肠的旋律。《这里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至今仍让我感动不已的诗篇，在当时之所以能够牵动千千万万知青的神经，就在于其作者郭路生（食指）用最为朴实的情感方式，叙述了一段隐隐作痛的真情：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亲热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最后的北京[3]
尽管马德升的小说没能像郭路生的诗歌一样，获得某种脍炙人口的效果，但作为一种解放的心声，也赢得了周围不少年轻人的心理趋同，并促使他们纷纷从深幽的胡同里走出，兴致勃勃地聚拢到一起，共同上演了一出时代的变奏曲。后来，作家阿城这样描绘过他们当年聚在一起的情形:
……地点在东四十四条的一个大杂院儿里，东屋，墙壁斑驳。晚上，灯没有罩儿，映得人如木版画，越近灯下，越有木口板的精细，灯左马德升，灯右黄锐，两个发起人，都谦和，热情，声音中气足。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烟弥漫到屋外,屋外也有人，站着，凡议到紧要处，就挤到门口。芒克，诗人，很英俊地问:‘喝点儿茶吧？’里外忙着，把几摞油印好的单页，一张张折齐，钉起来，成为《今天》杂志。[4]
在钟阿城这番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包含了惊奇的发现，包含了主体的冲动，也包含了蠢蠢欲动的激情。
1979年9月27日，一个名为“星星”的画会，在中国美术馆的栅栏外举办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画展。画展由黄锐和马德升牵头，聚集了活跃在北京地区约二十多位业余画家的作品。这些人的作品或抽象，或表现，或晦涩，或冷峻，总之，跟以往的艺术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反差引发了冲突，冲突转换成了矛盾，所以，展出活动很快被制止。于是，这个强制性的封展行为，激起了更大的愤懑。10月1日，国庆三十周年之际，一行浩浩荡荡足有上千人的游行队伍，从西单出发，经长安街到北京市政府门前举行了一场据理力争的游行，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方的就是画家马德升。当时有外电这样描述:马德升威风凛凛，双拐拄成大字形，疾行前头[5]。
游行前马德升在演讲，1979年。
如果将“星星美展”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滥觞，那么，以北岛的小说《波动》为导火索，大概是一种最为生动的概括。因为波动中有一种情绪，情绪中酝酿着一种变化。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求新求变的历史冲动，构成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主题，也使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呼声下，风驰电掣般找到了激情释放的出口。然而，由于风暴来得过于迅猛，过于强烈，潮涨之时，也同时淹没掉了许多个人的真挚情感。所以，在“大革命”时期，以及在接踵而来的“大生产”、“大跃进”和“大批判”等各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艺作品，真正能够说得上深刻的并不是很多，太多慷慨激昂所掀起来的，只是一些浮躁的革命情绪。而随着这些革命激情的粗糙卷入，一轰而起，又出现了许多盲目地跟进，甚至大张旗鼓的破坏。在诸如“脱胎换骨”的“文艺革命”，以及“喜闻乐见”的“革命文艺”背后，实际上还留着一个巨大的情感真空。
在个人的情感线上抵达最深，在时代的主题链上追溯最远的，我一直认为还有一位早年的电影导演费穆。费穆曾在1948年前后导演过一部电影《小城之春》，那是我至今看到的国产电影中最具文化诗意的影像之一。影片以一座残缺不全的小城为背景，由五个演员搭戏，让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色引线穿针，一点点进入画面，尤其是借用女主人公周玉纹那幽幽的内心独白，来实现对于生与死、传统与现代的质问，以及挣扎、徘徊在两者之间矛盾纠葛的深层次抵达，堪称电影史上运用象征手法的典范。故事的开场幽暗沉闷，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
住在一个小城里边，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早晨买完了菜，总喜欢在城墙上走一趟，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人在城墙头上走着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眼睛里不看见什么，心里也不想着什么，要不是手里拿着菜篮子跟我先生生病吃的药，也许就整天不回家。[6]
《小城之春》剧照
这是女主人公周玉纹在影片开头时的喃喃自语，她走在残垣断壁上，眼下一片迷茫。尽管风依旧在吹，不时还在撩拨着她的发髻，然而，她却心死如灰，无动于衷。故事就是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和女主人公心灰意冷的沉闷空气中慢慢开始的。正如女主人在片中所述说的那样:“也许这辈子就再也不去想什么了。”[7]但是，接下来的故事线索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谁知道会有一个人来,他是从火车站来的。他进了城，我就没想到他会来。他怎么知道我嫁在这里？他认识我们家的后门，他停下了，他的脚踩着药渣，对了，他是念医科的……[8]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周玉纹旧日的情人章志忱。如今，旧情人变成了新医生。这种心理上的暗示，由远而近，由近至深，层层剥离，层层深入，不只是在窒息的内心荡起了涟漪，更是以某种人性的冲动，医治着大时代的创伤。
1948年，中国人经历了战争的苦难，百废待兴，一切都要在废墟之上重建。正所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故国不堪回首，中国人又将何去何从呢？关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费穆没有用浓墨重彩，而是从细腻的人性角度深情地加以演绎，尤其注重内心的动感因素，使之凋敝的现实在人的内心渴望中逐渐死灰复燃，一点点荡漾起来。断垣残壁、药和春天，几个意向相互重叠、穿插，反复出现在镜头前，紧紧地抓住了时代心理，即中国人在遭受到历史性的挫折之后，希望获得某种凤凰涅槃式的再生心态。
《小城之春》剧照
人，是在历史的困境中产生了创造的冲动，冲动即是对困境的一种缓解，也是对困境的一种突围。20世纪70年代初，芒克独坐在白洋淀的河套旁，也表达过跟40年代的费穆几近相同的意向。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在粗粗细细的路上
我和她并排走着
她是风。[9]
有人对这首离奇古怪的诗感到困惑不解，说诗人与风并没有相对运动，又是怎么感觉到的呢？提问者其实是并没有理解到诗人年轻的心扉，也忽略了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20世纪70年代，还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时期。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诗人敏感到了一种历史的困境，并以其天然的率性欣然面对，不期而遇地抓住了一股自然之风，是诗人向往自由吹拂的真情流露。尽管诗人并不一定清楚风从哪里来，但这种自由表达的渴望与诉求，却使得诗人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推开了一扇通往春天的大门。
白洋淀时期的芒克与多多相约，每年以决斗的方式互相拿出一本诗集[10]。北岛、江河等人以诗会友，寻访白洋淀，以及再后来更多北京青年围绕《今天》杂志、“星星画会”等展开一系列的创造性活动，都可以归纳为是在文化管制和思想扼杀中的一种人性突围，也是一种狂放不羁的心动。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慧能语）历史正是在心绪的不断起伏与跳跃中向前递进的。没有这些创造性的心动元素，历史只是死的历史。
1975年的除夕之夜，在远离北京的西南山城重庆，一位过路知青曾被一个蹲在厕所旁守粪的老农形象所触动。透过节日的喧哗，这位知青与孤独地瑟缩于寒风中的守粪老农迎面相对，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颤栗，并产生了莫名的创作冲动。这种不可名状的创作冲动，驱使这位知青日后完成了一幅著名的油画作品，这便是罗中立和他的《父亲》[11]。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刚一出炉，便引起哗然，成了社会各界谈论的一个焦点。之所以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能够牵动千千万万中国观众的心，就在于这幅作品将父辈们的苦难与悲凉，摄取到了情感的画面上，就像20年代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一样，其中所包含的感动因素，赋予了几代中国人对衰老背影的历史凭吊和深情的思想回眸。
正是在这种对历史的不断反思与回眸中，政府开始了拨乱反正，时代也由此获得了新生，20世纪70年代末，门户再度开放。随着视域被打开，大量信息开始涌入，一个噤若寒蝉的时代冰消瓦解。春天，这个最使人怦然心动的意象扑面而来，如同挖掘机一般，从沉郁和苦闷中解放出了几代人压抑的心声。于是，曾经被禁锢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以及王蒙的《青春万岁》等等，纷纷解禁，获得出版或再版；而关贵敏演唱的一首歌曲《青春啊青春》，更是像旋风一样刮进千家万户，带出了一个欢欣鼓舞的时代：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
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
若问青春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它带着爱情，也带着幸福，更带着力量，
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你的心上！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青春啊青春，壮丽的时光，
比那宝石还要灿烂，比那珍珠更加辉煌。
若问青春为何壮丽？
为何壮丽？为何壮丽？
它充满深情，也充满智慧，更充满理想，
……[12]
何多苓作品《春天已经苏醒》
1981年岁末，画家何多苓画了一幅油画《春天已经苏醒》；1982年早春，画家袁庆一开始酝酿他的油画《春天来了》……
袁庆一作品《春天来了》
春暖花开的意象，就是这样子渗透进了饱经风霜的历史深处，在大时代举棋不定的上空蔓延开来，掀起了最为激荡的情感波澜。而在春光大面积降临之前，其实，早就有不少人翘首以待，朝着春天的方向悄悄地绽开。
注：
[1]，见唐晓度《芒克访谈录》，《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2]，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195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3]，郭路生（食指）《这里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食指的诗》，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4]，阿城《星星点点》，《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457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5]，见黄锐《星星旧话》，《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6]， [7] ，[8]，见电影《小城之春》（费穆导演），文华影业公司1948年出品。
[9]，宋海泉《白洋淀琐记》，《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259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10]，见芒克《瞧！这些人》中有关多多一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
[11]，见罗中立《关于“父亲”创作经验的信》，《美术》1981年2期。
[12]，电影《有一个青年》插曲，关贵敏演唱。
2002.4.20写于通州
2018.12.30改于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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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秘书长，国际艺术评论家协会（AICA）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委员会委员，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湘籍艺术家联谊会会长，湖南油画学会副主席，天津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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