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成就举世瞩目_研究-发掘-年来

编辑:梁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曾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考古学成就斐然、举世瞩目。1979年,夏鼐先生曾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曾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考古学成就斐然、举世瞩目。1979年,夏鼐先生曾言,“中国考古学的将来是充满着光明的。我们所研究的是‘过去’的遗迹,但是我们也要经常地展望‘未来’。我们应该为中国考古学的更加健康的发展而继续努力。”(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载《考古》1979年第5期)40年过去了,中国考古学成果丰硕,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持续贡献学科力量。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赵宾福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研究员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之邀分享了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感想和思考。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古机构相继建立,基建考古充当主力

八十年代,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工作队纷纷更名为考古研究所,人数由原来的一、二十位业务人员发展为数十人乃至上百人,承担各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基本建设考古以及相当部分的围绕学术课题的主动发掘。十几个省会城市和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非省会地级市也相继建立了考古研究所或研究院,主要承担本市行政区域内基本建设工程中的考古工作。

二、考古工作遍地开花,发掘数量日益增多

40年来,随着各地经济建设和城市化的发展,全国实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数量从八十年代初的每年一两百项,发展到近年的每年上千项。其中诸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这样的超大型工程项目需要动员全国的考古力量展开规模空前的考古大会战,参与发掘的单位达六七十个,可谓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建考古工作。

三、考古发现层出不穷,重要成果举世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重要考古发现不断涌现。从200万年前的古猿人遗址、到世界最早栽培的稻作和粟作遗存、再到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浙江良渚、辽宁牛河梁、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遗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举世瞩目。

四、对外交流与日俱增,中外合作考古硕果累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界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在中国开展了上百项合作调查与发掘,加深了相互了解,国外的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被介绍到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队走出国门,到周邻国家乃至埃及、中美洲、印度等国发掘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遗址。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五、研究手段日益多样,获得信息几何增长

通过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自然科学技术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之中,研究方法和手段日益多样,从古代遗存中提取的信息量以及由此获得的对过去人们生活状况的了解与40十年前相比宛若隔世。

赵宾福(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以显赫身份融入到了中国的历史学大家族和世界的考古学大家族之中。考古学自身积累形成的材料、方法、理论、成果,证明了狭义历史学研究所凭借的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代表的文字资料是有限的,以考古遗存和考古文献为代表的实物资料是无限的。就中国历史而言,在三代及其之前的历史研究方面考古学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在三代以后的历史研究方面也拥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从而形成了史前至夏商周时期的历史研究以考古学(文物史学)为主,秦汉至宋元明清时期的历史研究以历史学(文献史学)为主的史学新格局。就外国考古而言,已从过去只有少数中国学者凭借所能看到的少量外国考古文献资料而开展局部或某些理论方面的外国考古学探索,发展成了可以多方位或多点位的走出国门直接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并以获得的第一手实物材料参与外国考古学的研究,并且在相关问题和重要技术方法上提出了中国学者的见识、作出了中国学者的贡献。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从地质地层学到考古层位学,从生物形态学到考古类型学,考古学在实践中摸索到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学科方法。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人文社科领域成果、方法或材料被运用到考古学材料的阐释当中,不仅丰富了考古学的内涵,也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以夏鼐“考古学文化定名说”为基础,以苏秉琦“文化谱系论”、“文明道路论”为合理内核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在指导中国考古学取得翻天覆地变化和巨大进步的实践过程中,也接受了实践本身的检验。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有别于其他学派或流派的基本特质是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一切从中国地情、史情、国情出发,以物论史、透物见人、实事求是,把回答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视为学科的基本目标和重要研究任务。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解决了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学术成绩。接连不断的历史时期重大考古发现,一定程度上物化和深化了人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认识。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三代考古及史前考古专题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古国初现—王国林立—帝国一统”的五千余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已经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尤其是史前考古框架和格局方面,成绩斐然,成效卓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中国考古学40年来发展和进步的一个缩影。空间方面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东半部至少可区分为6至7个大的文化区,时间方面每个文化区都发现了距今9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依照时间先后可统一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查海时代(亦称“前仰韶时代”,距今约9000-7000年)、仰韶时代(距今约7000-5000年)、龙山时代(距今约5000-4000年)。“查海”、“仰韶”、“龙山”三个时代的发现和命名,对于中国考古工作者来说,既是基于自身学科探索而获得的重要考古发现,又是运用自身学科方法而独立找到的比夏、商、周“三代”更早的“新三代”,更是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做出的有别于文献史学家的特殊贡献。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已然成为了社会的热点和人民的事业。一方面,全民对考古学的关注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错觉。另一方面,考古学是人们的事业得到了更好的重视,“公众考古”或“公共考古”已然出现并在逐步发展、完善。无论专业人士还是社会公众都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研究的“遗存”是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学术研究所凭借的“材料”,还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保护好、研究好、运用好、传承好埋藏在地下的人类文化“遗产”和“财富”,是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全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其中考古学家应该是文物保护的先锋。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已经让学术界和广大公众越来越感觉到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望远镜,在有了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显微镜,认识到考古学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它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或民族恢复其本来面貌和历史记忆。

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

中国考古学的发端与发展始终与三秦大地的深厚文化底蕴同频共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考古事业突飞猛进,重要发现层出不穷,为揭示国家文明、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做出了卓越贡献。考古学工作者承担着文化遗产的发掘者、古代文明的阐释者、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三重角色。

40年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变。基于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理念下的田野考古,科技含量不断提高,考古学家获取文物信息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促进了考古研究由偏重物质文化史向社会史探索的巨大变化。

从197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从远古人类、史前聚落、帝王陵墓到古代都城,孕育了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了让世界了解陕西乃至中国优秀古代文明的“金色名片”,为推动陕西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陕西考古工作者积极推动以“断代考古与专题考古相结合”、“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相结合”、“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相结合”、“考古研究与遗产利用相结合”的“四个结合”理念,构建“考古、保护、阐释、利用”四位一体的科研新体系,弥合传统考古、文物保护及遗产利用之间的界限,推动传统考古研究的拓展提升。启动于2011年的石峁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就是这一理念下的重要收获,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发现,成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材料。

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对文化遗产价值利用的关注,考古工作者的任务不再只是如何发掘解读先祖留下的物质遗存和文化遗迹,同时更多地关注和解决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中的实际问题,探索如何在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中焕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系统考虑发掘之后的遗产如何得以妥善保护,从智力和行动上支持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用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让“小众知识转化成大众文化”,让考古成果惠及社会公众。

近年来考古工作的主要形式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基本建设考古任务繁重,主动性考古任务快速增加,导致考古从业者严重不足,区域不平衡的问题突出。当下的中国考古,仍然面临着统筹兼顾、合理布局、解决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加强土地出让过程中的文物考古工作前置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这是有效提高考古工作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妥善保护古代文化遗产,达到双赢互利的关键举措。

春秋代序,岁月更迭。中国力量在世界考古领域稳步崛起,一批重要考古科研机构走出国门,放眼世界,肩负着遗产保护者、传承者、传播者的历史使命,服务国家战略,开拓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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