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杨卫：_批评是一种公器，需要有文化担当_当代艺术--批评-中国-艺术家

1，您马上就满五十岁了，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对您而言，天命是什么？哈哈，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自己已

1，您马上就满五十岁了，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对您而言，天命是什么？

哈哈，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自己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时间确实太快了，永远都不够用。你问我“天命”对我意味着什么？大概就是更加了解自己了吧，知道自己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知道自己要什么，又不要什么；知道自己的能力，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总之，对于许多事情，是一开始就能看到结果了。

2，您常会在个人公众号里写一些回忆性文字，据说，随笔是老年的艺术，而回忆录更是自认已经出局或终结的人才热衷于做的事，您对艺术创造，无论是批评还是策展，是否还抱有热情？

我常说：回忆是一盏灯，有着照明的作用。所以，不尽然只有出局了和终结了才可以写回忆录，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记录前面的历史，都可以进行回忆录式的写作。因为回忆即反思，抑或也是一种自我清理，是把自己走过的路重新打扫一遍，让自己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从而更加坚定要去的方向。对我而言，写随笔，写回忆文章，其实都是一种充电的过程。我需要不断地获取这些来自时间和历史的能量，它们将保障我带着饱满的热情跑到终点。

3，当代艺术到今年已经四十年了，如果梳理您至今的艺术历程和成绩，您觉得可以分成哪几段？您觉得您会留在历史上，成为中国美术史或叫艺术史的重要人物么？您觉得从艺术家到评论家、策展人，有哪些人物是不能越过去的，为什么？

我的成长历程恰好横跨了门户再度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也就是当代艺术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四十年。可以说，这是我的幸运。因为我不仅亲历了这段历史，后来也参与了这段历史。这使我对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的认识，不会只停留在概念性上，也不会止于某种风格，而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光芒与思想的温度。每每回想起这四十年，我都能看到一些激动人心的场面，让人怦然心动，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息。前些天，我刚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了一篇回顾历史的文章，题为《心动：一部隐含的历史》，这个标题基本上已经折射出我对门户再度开放这四十年来的历史心态。

至于我在这四十年的几个阶段，其实也非常清晰，主要分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开始学画、读书，接受了新艺术的启蒙；第二个阶段是九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后放弃铁饭碗，离开家乡，到北京当了一名职业艺术家，并真正参与到艺术潮流中，进入了艺术史的文化逻辑；第三个阶段即是2000年以后，我由艺术家转变成批评家和策展人，完成了一次文化身份的转换，并一直走到今天。

我把我的这三个人生阶段称之为“审美三级跳”，对我而言，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超越和自我升华的过程。至于我的这些过程会不会留在历史上，这可能还要取决于我再后面的努力，即我后来的工作在历史上能留下多深的痕迹。

最后，你问我这几十年有哪些艺术家和评论家、策展人是越不过去的？首先我要更正一下，不是越不过去，而是绕不过去。因为历史迟早是会越过去的，但越也要基于前面的基础，所以是绕不过去。这四十年来，绕不过去的艺术人物有不少，但对我而言，有三个人物尤为重要：一个是吴冠中；一个是栗宪庭；还有一个是顾德新。

吴冠中的历史意义自不必说，他在七十年代末提出的“形式美”概念，既是在艺术创作上对过去政治话语的终结，也是为新时期拉开了帷幕。当然，对我而言，吴冠中更为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的人格，不世故，不圆滑，有真性情，敢说真话。他晚年提出“取消画院”、“一百个齐白石不如一个鲁迅”等观点，可谓振聋发聩，超越了他们同时期的整整一代人。吴冠中之后，似乎再也没有在体制内有威望，却能够跳出来批判体制的艺术家了。现在体制内的艺术家，几乎都在维护既得利益，成了体制的捍卫者。这也愈发衬托出吴冠中的出色，显示他的非凡。

栗宪庭完整地经历了这四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是介入其中最深，也是对中国当代艺术最为持久的推动者。他的贡献并不完全在于理论，更在于身体力行，与艺术家一起摸爬滚打，共同开创出一种自由艺术的生态。栗宪庭的这种努力，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以身殉道。

顾德新则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家，作为中国最早的观念艺术家之一，他也是最先受到西方关注和追捧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然而，有意思的是，就在顾德新风头正劲、名声大噪之时，他却突然宣布从此不再做艺术，不再参加展览，彻底从公众视野消失……

这三个人对我而言，是绕不开的三块磐石。他们有一曲同工的地方，那就是说到做到，是以生命去捍卫艺术，或者说是用艺术去承载生命。历史翻过一页之后，许多风格和理论都会过时，但人格不会，精神也不会。所以，若干年以后，即便当代艺术完全翻了篇，我觉得他们仨依然会从时间的阴影里蹦出来，如同眨眼的星光，照耀和启示后人。

4，批评家年会是您参与发起的，但如今看来，似乎有一团和气甚至自我封闭的嫌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而未来年会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

批评家年会是我和贾方舟等几位先生共同发起的。我们当年发起这个年会，就是希望能够打破体制的藩篱，丰富民间的文化生态，促进独立思考。如今年会自身越来越固化，形成一个稳定的圈子，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过滤掉了许多杂质，最后剩下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友谊了。不过，我并不觉得我们年会有多么封闭，因为我们每年讨论的问题都是充分敞开的，而且每年我们还会吸收几位新会员，始终保持着话题的开放性和人员的流动性。

当然，在某些人看来，我们这个年会也许代表了某种势力。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看重。我们只不过是一些有共同志趣的人聚到一起而已，只是一个知识趣味的共同体，并不是任何组织，如果有人觉得我们这个共同体无趣，也可以自己去组织另外的趣味共同体。我倒觉得这样的共同体越多越好，越多越能促进民间文化生态的繁荣。

5，批评家有没有一个“脸谱”的共识，比如鲁迅式的横眉冷对或本雅明式的冷眼旁观等？做一个批评家是否意味着不讨好，但批评家也是人，作为人的这一面的欲望又如何通过职业来解决？

艺术需要百花齐放，批评家也需要多姿多样。这个当然是因性格而定，也会因知识趣味与思想倾向，以及生存处境等不同因素而定。

这里我需要阐明一下，批评并不是骂人，不是钻牛角尖，不是鸡蛋里挑刺，不是咄咄逼人，更不是哗众取宠。批评是一种公器，需要有文化担当。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才是批评家的人文内涵。我相信，只要批评家真正做到“代圣人立言”，批评是出于无私的，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大家都能够接受，至少能够接受这种真诚的态度。

其实，批评也是一种对话，走近批评的对象，就是走近自身。如果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去做批评，将心比心，就会减少许多敌意，而增加不少批评的温度。同时，借助于对象不断反观自我，理解力就会不断加强，认识也会更加深度，更加透彻。

6，评论家和批评家有区别么，还是仅仅是翻译的问题？在艺术圈中，评论家（或批评家）与理论家、艺术史家、策展人，这些貌似整天与文字打交道而且常常握有一定权力的人之间是何关系？能否详细讲解一下其中的功能和知识差异？

“批评家”一词曾在民国时期很盛行，但是1949年后，尤其是经历了具体的“批俞批胡运动”（俞平白、胡适，1954年）、“反胡风运动”（1955年），以及“反右运动”（1957年）之后，随着一言堂局面的形成，这个具有强烈倾向性的词汇，也就基本上被废除掉了，取而代之是“评论家”这个更为中性的词语。所以，它们之间虽有某种相似性，但实质却并不相同。

显而易见，“批评家”要比“评论家”更有立场，也更加锋芒毕露。事实上，“批评家”在中国被重新叫响，还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八十年代人们沿用的依然是“评论家”、“理论家”等称呼。可见，中国的批评家也是经历了一个自我发现与自我解放的过程。

至于“策展人”的概念，则出现得很晚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这得益于艺术市场的兴起与民间艺术生态的出现。

总的来说，这些职业身份有相似之处，但又各有侧重：策展人强调艺术实践；批评家重视现场感受；评论家注重文化分析；理论家在乎理论建构；艺术史家需要远距离观察……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都无权无势，无法跟政客和商人相比。但是，他们却拥有一种价值评判的权力，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话语权。而这个权力，往往涉及到人的根本，涉及到人的终极，所以，也就更加致命。

7，您觉得您个人更加符合以上哪种角色？此外，您是创作出身，您对美术评论家完全不会画画、或者不参其他文艺创作而直接用理论套作品，或者做纯粹抽象理论的研究怎么看？你会不会觉得这不太有益于学术发展？

我喜欢“批评家”这个称谓，有立场，有态度，也有锋芒。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努力去靠近这个称谓，与其说这是我的职业向往，不如说这是我的价值追求。

我以前是搞艺术创作的，跟许多批评家不同，我不是从书本走向批评，而是从实践走向批评。这有我的优势，当然也有我的劣势。优势是我对作品有感受，能够带着情感去读作品，能够进入作品的内部；劣势就是往往缺乏冷静的分析，缺少抽象概括的能力。我想，这也是批评的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吧。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这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深浅和真诚与否之别。我觉得，就批评方式而言，那种纯粹抽象理论的研究方式，也是需要的，但是不能泛滥。如果泛滥成灾了，都变成了那种批评，整个批评就会失去血肉的联系，丧失现实的痛感。那将是批评的枯萎之时，也是思想的穷途末路。

8，2018年您关注了哪些重要的艺术事件？您是否觉得一种转变正在悄然发生？如果有的话，他是什么？

2018年我关注的艺术事件有很多，悄然发生的变化也有很多。但总的来说，我却是悲观的！首先，虽然打着“青年”为旗号的展览越来越多，甚至给人以目不暇接的感觉，但在一个日益固化的社会形态下，几乎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具体到美术界，江湖还是那个江湖，老大还是那几个老大，青年艺术的繁荣，某种程度上只是不断为老大们垫高脚下的基石而已。其次，随着国家意志的强大，官方艺术也在日益壮大，他们开始向民间渗透，抢占了越来越多民间当代艺术的生存空间。如果长此以往，多元的文化生态势必会削弱，民间的丰富性和创造活力也必将大大挤压。因此，我极为担忧，也颇为悲观。

9，请您分别谈一下，中国当代艺术中艺术家和评论家当下各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或者缺陷，最好能具体到人。

这个时候说具体的人不好，还是说说现象吧。今天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艺术家和评论家，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语境，即中国当代艺术正在被国家话语所全面垄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清醒地保持个体的独立性，其实，也是保证中国当代艺术创新活力的前提。但是，就目前的情形看，并不容乐观！以批评界为例，在年轻一代批评家身上，国家主义认同与体制化倾向已越来越明显，我们很少再能从年轻批评家身上看到上几代批评家的人格立场与价值坚守，看到的只是一些知识、才华、名利和地位等等。这是“利己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当人们纷纷把艺术当作一种职业，一种营生，而失去了用全部的生命热情去捍卫、去坚守的时候，艺术的创新活力与新陈代谢功能，也就丧失殆尽了。而这，正是中国当代艺术趑趄不前的现状，也是中国社会日益固化的现实。

2019.1.12于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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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秘书长，国际艺术评论家协会（AICA）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委员会委员，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湘籍艺术家联谊会会长，湖南油画学会副主席，天津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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