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专访邱振中：当代人文、艺术视域下的书法40年_中国书画--作品-创作-研究

邱振中众生系列·南无阿弥陀佛68×68厘米1988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

邱振中  众生系列·南无阿弥陀佛  68×68厘米  1988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书法的发展同样可以看做一部从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稳步迈进的改革史。书法理论从书法本体进入文化、经济、政治等多个研究领域；书法教育完成了从中小学书法课到书法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培养的完整体系；书法创作呈现出取法多元、技法成熟、形式活泼的态势。当代书法在植根传统的同时，又借鉴了西方艺术理念，形成了丰富、鲜活而富有创造力的时代趋向，逐渐成为当代人文、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期《美术观察》策划“我与中国美术这40年”选题，我们专访了邱振中先生，通过他独特的视角，回顾中国书法40年的发展历程。

当代人文学科视域下的书法发展

吴彧弓（《美术观察》特约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邱老师您好。40年前，您作为中国第一批书法篆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启研学生涯，您当时的研究状态是怎样的？在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硕士学习经历对您之后的艺术发展道路产生了哪些影响？

邱振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进入浙江美术学院前，我在工厂做技术工作，业余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思考各种问题，写过几篇习作，但真正的研究从考上书法研究生以后才开始。当时从事书法专业的人很少，浙江美院“文革”前招过五个本科生，“文革”后才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这是书法专业的草创期，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对我来说，从业余爱好者变成书法专业的学生，开启了书法专业工作者的道路。一方面，我能够集中时间、精力从事专业工作；另一方面，它赋予我一种责任感，它与我的生活紧密融合。书法客观上花去了我最多的时间，渗透到我所有的生活、思考、工作、阅读中。数十年来，我对文学、思想、哲学等方面的思考也在不断进步，这种进步与对书法的理解、驾驭和思考的不断深入息息相关。

吴彧弓：那么，当时的中国书坛是怎样的生态环境？随着书法专业的建立，书法的理论与创作有哪些进步与发展？

邱振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普遍对书法专业存有偏见，不把书法看做一门学科，认为社会上的书法家就只会写几个毛笔字，门槛太低。理论方面，书法与其他艺术、人文类学科的交流互动很少，其他领域的学者也不太关心书法，对书法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缺乏思考，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这个领域缺少足以影响其他人文学科的成果。与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等其他领域不同，书法几乎没有专业意义上的研究者。80年代初，我们能读到的关于书法的最好的文章，只有宗白华的一两篇旧文、熊秉明在《书谱》杂志上连载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以及韩玉涛等人不多的几篇文章。

书法专业的创立，使专业的研究、创作上有了基本的保证。到今天，我们已经建立了现代书法理论和书法史研究的框架，提出了一些其他领域不曾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并得到理论界的关注。书法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中有活力的学科。当代与书法有关的创作，可分为三类：书法、文字作品、源自书法的当代艺术（非文字）作品。

书法创作被认为不可能在前人基础上推进，但是这40年出现的某些作品，对书法史有出色的贡献；文字作品在构成上不同于传统作品，这一类作品中的杰作成为这个时代书法创作重要的收获，亦是源自中国文化的当代艺术对当代世界艺术的贡献；源自书法的作品，是利用书法在构成与观念上的积累而创作的作品，它为当代艺术带来新的理念、新的构成，它有望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吴彧弓：从80年代《关于笔法演变的若干问题》《章法的构成》等开始，您通过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来解析笔法、字法、章法问题，形成一整套全新的书法形态阐释体系，这对于传统的书法技法理论来说是一个跳跃式的突破。您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初衷是什么？

邱振中：在很多做理论的专家、学者看来，这些严谨细致的文字像是自然科学的实验报告，是在用西方的解剖刀来解剖中国的书法。过去的书法理论大多是主题感觉的描述，论证很简略，或者干脆没有论证。因为书法理论家首先是汉字的使用者，也是毛笔书写的实践者和理论的阅读者，兼具多重身份，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共同体验的悠然心会之上。现代理论则撇开每个人的认识、理解的差异，从无可争议的细节出发，一步步构建它的陈述。现代理论不仅要求敏锐的感觉，还要有尽可能严谨的证明。用文字准确表达一个微妙、犀利或是灵动的感觉，已经很困难，但你还必须为自己的敏感找到理由，并把读者引到你的感觉和结论中。这里要求之苛刻，为准确而需要付出的劳动，不仅读者不了解，很多写作者也未必有体验。

吴彧弓：近年来，您提出“日常书写”的概念，发起了以“日常书写”为主题的论坛。“日常书写”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您是如何进行“日常书写”研究的？

邱振中：做当代学术的人，必须挖空心思排列出研究对象的各个有关方面，然后把每一个方面的研究尽可能往前推进。当代学术可以从普通的、细小的事物出发，引向广阔、深刻的内容。比如研究一把竹制茶则，我们首先要考察竹子使用、栽培的历史，还要考量适合制作茶则的品种，包括各品种的价值、价格，当然还有南北方竹子品种的差异，各种竹器制作的历史，然后研究制作的工具、生产的单位、销售的渠道，接着比较与铜、铁、木等其他材质茶则的异同等。

“日常书写”提出的原因，一是大量早期书写材料的出土，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书法史思考的对象；其次是对已有书法史的不满。已有书法史几乎就是名家、名作的历史，一部你只能去崇拜的历史，当时真是的书写状态，那种状态与我们今天的书写状态是完全隔绝的，实际上是一部与“我”无关的历史——临摹古人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但是任何时代不涉心机的日常书写却隐藏着当时书写的大势、习惯，隐藏着转化民族书写的深藏秘密，就当代研究而言，它有关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许多内容，而这些都是现代学术中非常有价值的课题。这样，日常书写就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宝贵材料。“日常书写”在学术上的潜力不可估量。现在很多单位也在做“日常书写”的展览和讨论，它们与我说的“日常书写”不是一回事。

​邱振中  待考文字系列No.9  68×68厘米  1988

当代艺术视域下的探索

吴彧弓：从1985年“中国现代书法首展”开始，现代书法成为一种富有开拓性的现代艺术形式。1989年，您展出了“最初四个系列”作品，创作这批作品的状态是什么？在“85新潮”前后，“现代书法”和“传统书法”分别遭遇了怎样的境地？

邱振中：“85新潮”对大家都有触动，但是书法几乎从未被纳入“85新潮”，“85新潮”中有一些文字作品，但不是书法。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国现代书法的兴起与日本现代书法的传播有关，比如1977年在苏州举办的日本现代书法展览，还有1986年翻译出版的《日本现代书法》。然而书法界大部分书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日本现代书法不好，但它确实刺激了想革新的书写者。我在1989年办了一次个展，想在日本现代书法之外，探索中国现代书法的可能性，寻找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所以我把展览命名为“最初的四个系列”。这里所说的“最初”，不仅指向我个人，更重要的是指向中国书法界。从读硕士研生开始我就相信，书法可以衍生出一种特殊的当代艺术。

吴彧弓：您创作过“从西厢记到马蒂斯”等当代水墨系列作品，将中国传统书画与西方当代艺术有机融合。这一时期书法界做此类探索的现象多不多？您当时的创作理念是是什么？

邱振中：书法界进行此类探索的人很少。2003年我创作了一组作品《状态-Ⅶ》，这些作品告诉我，凭我驾驭线条和空间的能力，我可以去画任何题材。随后我去巴黎待了两个月，天天都去美术馆，边看边构思我的下一批作品，但所有能想到的题材都被我否定了。临走的前一天，我突然想到，从传统观念来说，书法家最大的本事就是临摹，那么我为什么不去临摹西方当代名作，把它们临摹成我的风格的水墨？这可能比我去画任何东西都更有意义。这可以为中国当代水墨探寻一些重要问题的答案：中国水墨能不能从现当代艺术中转化一些有用的东西，以及转化的具体途径。我选中的是马蒂斯的作品，后来又觉得光临摹马蒂斯还不够，又加上明刻本《西厢记》版画的插图。这样，“从西厢记到马蒂斯”，其中包含足够的张力。

书法40年的成就与展望

吴彧弓：回顾40年来中国书法的发展，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对于中国书法的未来，您又有怎样的展望和期待？

邱振中：书法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与语言文字、视觉图形、意义阐释、个人修炼密切相关，是当代中国学术一个重要的生长点。书法研究的深入，不仅有关中国艺术理论、美学的进展，有可能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思想和理路。书法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生发出无数灵感和思想的源泉。比如《感觉的陈述》一文，讨论古代书论中的语言结构，在深入的过程中，便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陈述方式、陈述的心理结构等问题。书法研究可以连通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20世纪的思想界，领头学科是语言学，人们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思考，深入到复杂的心理、社会、历史境况中，获得丰硕的成果。中国的语言研究没有起到这种作用，但与语言、图像关系密切的书法研究很可能为中国人文学术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

40年来，书法创作亦取得出色的成就。传统意义上的书法创作，林散之可以作为代表。他在几乎不可能推动的笔法领域作出独特的贡献，作品意境高华，不输于书法史上任何大家。不难在这40年里挑出三四位书家、八至十件作品，与任何时代一较短长。现代文字作品、源自书法的现代艺术作品，都有少量杰作，与当代中国各种艺术中的杰作一起，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收获。——已经有重要批评家开始谈到这一点。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就有两个理想：把书法理论做成当代人文学术中的一个重要学科，把书法创作做成当代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0年来这两件事情都有重要进展。关于中国书法的未来，我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要有深入传统与现代的决心——对深入的判断要另外讨论，这不是一件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二是要直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不苟且、不做作。（本文由访谈录音整理，经邱振中审阅）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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