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专访柳冠中：峰起峦涧中，任重而道远——中国工业设计40年_-发展-灯具-创新

柳冠中飞向未来·概念空港与组合飞机系统设计1999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

柳冠中  飞向未来·概念空港与组合飞机系统设计  1999

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均产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已进入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阶段。“中国工业设计”自20世纪80年代初被正式提出以来，也在不断发展，战略地位愈发显赫。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工业设计的发展史，两者互为依托。而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下工业设计发展的诸多问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柳冠中先生，作为国内设立中国工业设计系的第一人，在这一领域具有突出贡献和独特见解。《美术观察》策划“我与中国美术这40年”选题，为此，我们特邀柳冠中先生，结合其自身经历，讲述、分析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过程与问题。

中国工业设计的从无至有

刘洁（《美术观察》特约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1976年，您主持设计了毛主席纪念堂的灯具。能否结合您的设计经历，谈谈当时中国设计界的基本状况？

柳冠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没有设计的概念。部分学校开设的工艺美术或陶瓷造型设计课程，如图案、装饰、纹样等，属于造型类，是从中国艺术教育当中分离出来的。我所学的专业为建筑装饰，当时并没有室内设计专业，它仅仅被视为建筑设计的附属者。

在主持设计毛主席纪念堂的灯具之前，我曾参加设计23号使馆灯具。经过大量的实践调查，我发现当时建筑设计师设计的作品存在较多问题。只重外观，忽视器物的实用性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因此，我在设计时将照明系数、配光曲线等数据一一丈量测定，确保房间内的照明，能够烘托宴会厅或接待厅的气氛。虽然最后呈现出的灯具样式较以往有所改变，但遵循了本次设计灯具的目的——解决低空间的照明问题。

设计不能只重造型、颜色，必须要考虑到生产、制造、维修、管理等所有问题的矛盾。1976年，在接受毛主席纪念堂的灯具设计任务时，我便领悟了这样的设计思维。按照这个思路，我主持设计了毛主席纪念堂二三十个厅室的照明灯。面对工期短、任务量大的现状，原有制作灯具模具的方式受到限制，需要另辟蹊径。经过一番设计筹谋，“标准化、组合化”的思维模式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将“球节点网架结构”这种建筑结构原理运用到灯具上，既可做成整体发光顶棚的照明，也可做成光带，还可做成10厘米×10厘米见方倍数的单个吸顶灯，甚至可以呈现好几层的巨大灯群。更具创新的是，仅用6个10厘米以下注塑小模具即可解决一二十种灯具所需几十套模具的困难。这套球节点灯具结构的零件很小、标准化程度很高，模具简单，极易更换。并且在灯具材料上第一次采用了无色透明、耐高温、强度极高的聚碳酸酯。由于国内并没有这种原材料，也不具备注塑这种既耐高温又高黏度的工艺，我为了落实工艺制作，向国家物资部申请派专机从西德进口了聚碳酸酯，并五次南下到上海、广东、浙江等地调查，选择了一家宁波注塑工厂，蹲点在这家工厂，与该厂的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终于解决了国内该工艺难题，完成了从概念设计、结构设计、材料工艺设计、安装调试的全过程。而且灯具的透明组合有机玻璃装饰片被我设计成晶体效果的“涟漪”纹，寓意毛泽东思想如雨露，恩泽祖国大地。

于此，设计的定位已十分明确。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装饰，需要研究材料、工艺、构造和造型间的关系。同时受到地点、时间、建筑性质等各项因素的限制，要求设计也必须与当时的环境、条件相结合。

刘洁：20世纪80年代，您赴德国留学，随后回国建立国内第一个工业设计系。当时国内的工业设计正处于怎样的状态？留学过程中对您触动较深的是什么？

柳冠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已出现工业设计专业。对于工业设计的讨论，当时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认为工业设计应该从造型美化的角度出发，另一种则认为要从制图、技术方面入手。支持后者的多是工科院校出身，都是制图方面的专家，他们认为结构、尺寸等内容是工业设计的重中之重。事实上，中国最早触及工业设计的人大部分出自企业。当时无线电在国内大步发展，无线电厂也纷纷成立，如上海红灯无线电厂、南京熊猫电视机厂等，其中有许多从事工业设计的人。这些人成为80年代工业设计发展的中坚力量。

可以说，在我出国之前已经对工业设计有所触及，而留学西德使我对设计思维的认识又进一步加深。首先，西德在工业设计教育方面非常成熟。他们认为设计是一门横向的综合学科，区别于物理、数学等。学校需要培养学生综合考量、独立思考、团队协作、随机应变等能力。例如，他们以16周为期展开一个课题，分组分期进行。老师仅在开始时提醒学生各个注意事项，具体的时间、任务安排则完全由学生自主设定。在设计过程中，从文化背景到技术材料、设计制图、实验制作等所有步骤学生需要全部参与其中，这就要求学生不仅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并且，他们不同学期选取不同难度的课题开展，层层递进。甚至在这期间仍穿插为期一周的短期任务训练，借以锻炼学生的适应、反应能力。这些是我们中国的设计教育所做不到的。

其次，访学时教授所讲的一个故事对我很具有启发性。其中心思想是想表达德国人的工具论，即做事之前先进行思考，寻找最佳使用工具。在国内还未接触过这种思想方法，我们的教育表彰天才、提倡努力，却鲜少鼓励思考，以致设计者缺乏从问题入手的思维方式。当然，德国人的试错法也有缺陷，效率较低。我认为如果中国人进去，操作方式会以人为中心，再选择相应工具。设计同样如此，以解决人的问题为目的，它的研究对象是人，而非物。

​柳冠中  毛主席纪念堂灯具设计  1977

草莽时代下的立论与实践

刘洁：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工业设计专业依托大的工业发展环境，有所拓展和推进。此时，您提出了“生活方式说”“共生美学观”“事理学”等设计理论，那么您提出这些理论的背景是什么？能否举一二例相关作品？

柳冠中：这一时期工业设计仍面临诸多问题。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工业体系已经十分成熟，而中国并没有完成工业革命。中国的工业最初学习、引进于前苏联，改革开放后从其他国家引进。当然，用市场换技术，引进具有生产快速的优势。但对于我国而言，仍基本属于“加工型”的制造业。“制”是引进，我们只是“造”。“造”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严重的污染和原材料的浪费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至今仍未真正彻底解决。工业设计同样如此，大量的设计师仍在追求造型、技术、结构等改良性的设计，而真正设定技术参数的人却没有。技术可由工程人员完成，参数则需要设计人员制定，正是由于设计参数人员的匮乏，我国的“制”难以发展。除此之外，引进而不创新、醉心加工数量、商业牟利、恶性竞争等问题也十分突出，有待我们解决。

面对这样的局面，工业设计应坚持原有的职责，即解决、处理人类的生活需求。首先，我们的设计必须根植于中国，研究中国的经济文化背景、消费需求、市场的发展转变，系统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其次，用“事理学”理论进行设计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也会被新兴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其关注对象根据特定人群的不同需求目标，在时间、环境、外部条件下有所改变。研究这个“物”之外限制因素的过程，即是“做事”的“目标系统”定位，也是评价、选择，以及整合原理、材料、技术、结构、造型、产品等“内部因素”的依据。甚至是引导这些内部因素创新的动力，以创造“新”的物种或“服务系统”。对解决问题的外部因素的认识，是对人类已有的产品或服务系统、“目标系统”的修正和“革命”，这才是设计创新、集成创新的本质。其目标是做“事”和解决问题，而非偏执于“物化”的产品设计。再者，人类的生产活动无非是“制造、流通、使用、回收”的循环，制造、流通不是目的，使用似乎是目的，但若不能回收再循环利用，则人类社会将不可持续。所以人类社会实现公平、“共生”、包容、共享、共赢局面，必须学会在“协商、谐调”诸多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发展。但现在我们现在的企业仍是小生产意识，各扫门前雪、肥水不流外人田。每个企业都在搞各自的品牌，自己互相竞争、互相杀价，不明白我们应该发展行业品牌，齐心协力与国外品牌较量。

现在我致力于“提倡使用，不鼓励占有”的分享型的、共享型的服务设计。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重新设计飞机和机场的方案。实质上这不仅仅是飞机或是机场的设计，而是整合的服务系统设计，解决的是服务流程中的问题，方便乘客登机，节约不必要的等待时间。其主要设计概念是在乘客去机场途中，将登机前的手续在特制的“公共运载器”中完成。该运载器又是飞机的“内舱”，至机场后仅需将内舱推入飞机内即可。这样机场不需要太大的空间，硬件设施可大大简化。除此之外，《Cookbar》是一项有关“东方饮食”文化的作品，设计思路与上趋同。不仅仅围绕餐具、食物进行，而是在中国餐饮文化的基础上设计出的新型餐厅，将概念上的超市和餐厅结合。顾客可以于其中做菜、吃饭、沟通交流，而不用考虑善后问题，同样是共享型服务设计作品。

刘洁：近几年，您一直在提倡、推动“设计立国”战略，那么战略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在推进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柳冠中：中国工业设计产业化在经历推广化阶段，正在进入规模化阶段，而市场化阶段需要我们关注的不仅是“产品创新”而是“产业创新”，建立这样设计系统意味着我国的设计进入了战略化阶段。以“十三五”规划为标志，“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筹建在即，标志着“工业设计国家战略”为中心阶段的开始。在人口老龄化，资源、能源与环境污染，同时新材料、新技术、生物工程、大数据等时代的挑战，将促使“分享式服务型的社会设计”的“国家设计体系”在全球化视角下诞生，国家战略指导下的设计进入战略化阶段。

这一阶段“国家发展需求”将主导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这场变革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我国正在规划工业设计产业在国家层面上战略布局中的角色，在历次发布的政策中制定了中国工业设计的发展战略，包括了目标、路线、组织、策略、方法和工具，以及规划了设计教育、职业培训和人才梯队建设。这一系列的国家政策，标志着我国工业设计的国家战略已开始与我国制造业深度融合。

在中国，政府的主导力十分重要。近十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工业设计的支持力度，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都有关于此方面的政策扶持。但在向下传递的过程中总是发生扭曲、错位，大家更热衷于对业绩的追逐。另一方面，设计是一个研发的过程，支持鼓励应该提前进行，等待结果出来再进行奖励已晚。因此，政府应该事先设立项目鼓励研究型的设计。当然国家部门出台政策鼓励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具体如何操作。主要负责指引方向的当属国家级工业设计研究院，它应该对整个行业或地区未来发展进行预研，以指导行业或地区规划，而不是评估、认定眼下的业绩，导致当前的“急功近利”心态愈发不可收拾。政府的角色如同“父母”，要提前为“儿女”着想，规划、组织、筹备今后10年至20年的发展态势，决不能托付于下级单位或企业。我们现在总是提倡企业形成产业链，实际应该发展社会产业链，如此才可以推进工业化进程。这是“四两拨千斤”的战略问题，不只是眼前功利市场经济。

当前语境中的问题与展望

刘洁：设计奖评系统是对优秀设计作品的肯定方式之一。从您此前对“红点奖”“IF奖”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设计评审体系的种种弊端。您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完善国内的设计奖评系统？

柳冠中：我们潜意识中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大家都崇信国外的奖项，国内的奖项往往不受重视。另外，我们自己的奖励机构虽数量众多，但缺乏整合、完善，如北京的“红星奖”、广东省的“广东省长杯”、河北省的“河北省长杯”，大大小小总计三百多种。现在虽然“红星奖”具有一定的认可度，但它仅是北京市的代表，难以代表国家水准。因为北京的工业发展并不全面，制造业的重点省份也不是北京，所以它不能评出制高点的。而且“红星奖”设立的项目逐年增加，外延不断扩展，它的专业性、权威性也受到了影响。并且，现在设计界大都“奖评至上”。在学院教育中，学生参加设计竞赛代替了教学，且获奖作品多数为概念性设计，难以落实。企业中的评奖参与多是为了广告、利益，一切都围绕商业进行，设计完全成为商业的奴隶。中国的评奖机制不够健全还表现在，评选完后没有落实的措施，因为落实远难于评比。

目前，“小生产”的概念仍是中国企业的意识主流，缺乏合作，各自“占山为王”，设计的评审体系同样如此。我们可以融合各地的力量尝试来做“奖上奖”，比如鼓励各省市的“省长杯”金、银奖获得者参与“工信部大奖”、北京市“红星奖”的评比，这在某个程度上拔高了“工信部大奖”、北京市“红星奖”的评比水平。之后在这个基础上，逐层挑选、拔高，“红星奖”便逐渐可代表中国水平。事实上，解决评审系统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国家战略四两拨千斤的意识要强，各个地方可以建立自己的奖评项目，百花齐放，但是于国家而言要有代表自身权威的选择。

刘洁：面对如今纷繁复杂的局面，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培养更多优秀的工业设计者？

柳冠中：工业设计是一个横向交叉的专业，它不同于国油版雕等纵向分类学科。横向专业意味跨界，跨界即要求工业设计教育具备综合性。而现在的工业设计教育体制仍不甚明朗、成熟，且两极分化严重。工科院校创办工科相关专业，艺术院校设立艺术相关专业。甚至教育部在七八年前规定工科院校名为“工科设计”，艺术院校则是“产品设计”，显然未能理清“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概念含义，这样使工业设计教育倒退20年。简单来说，我们不能只培养专门做玩具或家具的设计师，这些专业可以有，但作为重点大学必须培养具备综合能力的设计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新工科建设专业即在尝试进行，所教学生不仅有工科方面的，也有人文学科出身的。如目前正在做的工程管理硕士的设计课程的改造，成员来源很是多元，不只与艺术相关，计算机、环境、生物、物理、电工等专业的学生都汇聚于此。这样培养科普硕士或工程硕士，可以综合利用知识技术，训练团队协作精神，共同研发创新式的方案。因此，工业设计教育的第一步应该选择一些重点院校做为试点，选取多类型专业的学生进行培养。而且本科生教育较难实现，应该硕士生优先。由硕士生教育可向本科生、博士生两头延伸，建立一个全新的工业设计硕士培养平台。

进一步而言，对于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教育部也应该颁布一些特殊的政策，提倡在某些学校创办综合型设计专业。设计类的教师不能局限于美术、技术等教学，它应该囊括多种专业，创造一个新的平台，这样中国工业设计的未来才可计日而待。现在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仍分门而立，都在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情，不能开放心态来合作，缺乏国家战略意识。

刘洁：纵观工业设计发展的几十年，您认为发展过程中哪些内容值得肯定？哪些部分还需要不断改革、完善？面对中西方工业设计的差距，您认为我们今后应该怎么做？

柳冠中：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工业设计跟随时代的发展有所进步。在当前的信息时代，工业设计服务模式已经从造型设计转向高端综合服务与体验设计；从视觉设计转向交互、过程设计；从面向个体的设计转向面向群体的社会化设计；从面向产品的设计转向面向产业创新和商业模式的设计。工业设计不再囿于物品的专项设计，不再仅依附于“商业和技术”，以集成创新为核心的“分享型服务设计”提供了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工业还处在初步的加工制造阶段，有“造”，还没有自己的“制”，有了工业，还没实现工业“化”。其实现在还没到时候谈“创新”，急着创新只会追求表面上的“抖机灵”，走上歪路。这跟中国的企业体系有关，本质上还不能实现自强，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机制还停留在“引进”后的生产加工阶段。因为机制问题，很多所谓的设计只是在引进国外原理，模仿、改造外来技术。设计基本停留在“外观造型”“涂脂抹粉”的美化上，完全谈不上是设计。中国现在只是个加工大国，处于工业发展的初始阶段，春天还没真正迎来。

在对待与西方的差距时，我们需要摆正姿态，不要盲目沉溺西方设计。西方设计也多以商业为中心，口号、品牌等概念均来自于西方，以奢侈品为尚，部分中国人却深受迷惑。而西方学者对未来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需要虚心学习，在产业创新、服务创新、可持续设计等方面加快脚步。同时，我们要加强自信，寻找中国的解决方案。这里习近平主席已指明了方向——“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下的“中国方案”，即可持续的社会共享服务设计。工业设计的目的是解决老百姓最需要的，其中不只是物质建设问题，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需求。

设计的发展不能仅凭个人力量，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因为政府就和父母一样，具有引导成长的作用。希望我国设计工作者共勉，端正对设计目标和价值的认识，真正发挥“设计”对科技、商业的博弈功能，规避“跟老外”、追时髦、急功近利等问题，认真、踏实、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百姓的潜在需求，探索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路径。

相比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业实力基础薄弱、产品匮乏短缺的状况，如今的发展已具有历史性飞跃。于工业设计而言，它既是工业发展的指引者，也是辅助者。柳冠中先生对设计历史的回顾、当下问题的探讨，使我们意识到几经曲折后，当今正是工业设计大力发展的时代，许多机遇孕育其中，但同时诸多问题又亟待解决。所谓风好正是扬帆时，仍需负重而致远。（本文由访谈录音整理，经柳冠中审阅）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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