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杨卫：_江湖夜雨十年灯_——回顾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_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艺术节-批评-中国

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组委会成员，左2起：杨卫、邹跃进、水天中、范迪安、王林、朱青生、殷双喜、贾方舟

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组委会成员，左2起：杨卫、邹跃进、水天中、范迪安、王林、朱青生、殷双喜、贾方舟与主办方宋庄镇领导胡介报(左5)、洪峰(左1)合影，2007年

自2007年以来的近十年，正是中国当代艺术蒸蒸日上的十年。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剩余财富，也让尚处于襁褓中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得以蓬勃发展起来。于是，当代艺术作为领头雁，开始受到市场的青睐，从而导致艺术品价格的连连飙升，以至于出现了艺术市场的井喷现象。但是，艺术市场的繁荣，并不等同于艺术的繁荣；外部环境的改善，也并非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艺术的繁衍生长往往发生于乱象丛中，甚至发生于某段黑暗时期，比如宋末元初的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等人出现，明末清初的龚贤、朱耷、石溪、石涛、弘仁等人涌出，都是在朝廷改换、市肆变迁的年代。当代艺术于当代中国，也有着近似的命运和境遇，其价值内涵与市场格局均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1989年之后的转型时期，后来的市场火爆，只不过是对这些价值的追认。因此，如何在后来市场化的浪潮汹涌中，回归于艺术自身，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澄清其转承启合的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涉及到精神的流变，以及新的图像生成与思想进程。应该说，这是我们从事美术批评工作的责任和义务，当然，也是我们避开市场的喧哗与诱惑，从民间立场出发，策划和组织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初衷。

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集体合影，2007年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最初动议者，是贾方舟先生。他是随改革开放涌现出的老一代美术批评家，经历了新时期以来历次新艺术运动，既是新艺术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新艺术理论的建构者与阐释者。十多年前，我曾对几代中国美术批评家做过一个代际更替的分析：如果说王朝闻他们作为1949年后第一代的美术理论家，为美术批评从其他学科的附庸中独立出来做了某种前期铺垫工作的画，那么，贾方舟先生这一代的美术批评家，则是中国现当代美术理论的建构者，也是将新艺术理论运用于创作实践、作用于社会启蒙的履行者。这代美术批评家与前代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先有了批评的自觉；他们于“文革”后涌现出来，不仅为新艺术的滥觞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并且在从头至尾的参与中，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而在这代美术批评家当中，至今仍活跃在一线的人物，非贾方舟先生莫属。

贾方舟在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现场，2007年

贾方舟先生1940年生于山西壶关，后在内蒙古包头长大，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早年从事创作实践，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展。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门再度开放，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这不仅焕发了艺术家的创新意识，也激发了不少人重新思考艺术问题，继而转向美术批评与理论建构，贾方舟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但是，与其他美术理论专业出身的批评家，如水天中、郎绍君、刘骁纯等不同，贾方舟先生不是美术理论的科班出身，而是从创作逐渐转入批评领域。大概正是因为“半路出家”的缘故，使他特别珍视这种身份，从而对美术批评的学科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早在1986年，贾方舟先生就曾在《美术》杂志撰写过《批评本体意识的觉醒——美术批评二十年回顾》一文，对中国美术批评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回顾与梳理。这个理论兴趣作为贾方舟先生的一种身份自证，一直贯穿于他的批评意识中，以至于2003年他又在广西美术出版社的支持下，主编了三卷本《批评的时代——20世纪末中国美术批评文萃》。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是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预热与前奏。

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集体合影，2007年

2005年春，贾方舟先生得到一笔民间资助，准备筹建《中国美术批评家网》（后更名《中国艺术批评家网》），鉴于网络出现的新环境和批评生态的发展，他除了邀请了水天中、陶咏白、刘骁纯、邓平祥等老一辈批评家之外，也邀请了在批评界初出茅庐的我和吴鸿等人一起参与。正是在那次筹备会议上，贾方舟先生透露了希望借《中国美术批评家网》这个传播平台，筹划批评家年会的想法。这便是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最初动议。后来，因资金链断裂，投资方变了卦，贾方舟先生办年会的倡议，也就被悬置了起来，未能落地。不过，虽然批评家被资金所困，没能展开更多的可能性，但中国当代艺术却是从那一年开始，成为了市场的“香饽饽”，受到越来越多资本的追捧，以至于导致了后来当代艺术市场的井喷现象。

杨卫在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现场，2007年

正是因为受到市场的影响，曾经对当代艺术抱有敌意的人们，也改变了原有的态度，不仅逐渐接受了当代艺术的创新意识，而且还试图把这种创新意识纳入到文化创意的产业链中，加以转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最大的艺术家集聚地——北京宋庄，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地政府因势利导，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宗旨，利用艺术家资源开始了大弧度的文化造镇工程，其中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举办“宋庄艺术节”。但是，由于没有专业人员的介入，2005年由当地政府主导的第一届“宋庄艺术节”，虽然社会影响很大，但专业认知度并不高。所以，2006年的“宋庄艺术节”，宋庄政府听取多方意见，决定引进策展人制度。于是，作为宋庄的“老住户”、又有过一些批评和策展经验的我，便被宋庄的艺术家朋友们所推荐，最终受邀介入到了“宋庄艺术节”之中。

黄专(2016年病故)在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上，2007年

事实上，策划如此大规模的“宋庄艺术节”，我并非最佳人选。因为我从事艺术批评与策展活动，属于半路出家，资历尚浅。而在宋庄，还有栗宪庭这样的扛鼎人物。就艺术资历而言，他与贾方舟先生同辈，甚至出道还要早。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栗宪庭就进入到当时最具权威的《美术》杂志工作，并利用自己的编辑身份不遗余力地推介新艺术，为中国新艺术的发展立了拓荒之功。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与栗宪庭的介入有关，尤其是将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国际舞台，他立了项领之功。正因为如此，栗宪庭在业内享有“当代艺术教父”之称。宋庄有一位如此重量级的人物，艺术节自然绕不开他。据说，宋庄政府其实很早就找过栗宪庭，希望他能出面策划“宋庄艺术节”，栗宪庭也没有拒绝。不过，也许是考虑到自己的民间身份，与政府合作多有不便，栗宪庭答应之后却并未付诸行动，以至于拖到临近艺术节了，仍不见动静。大概是急不择途的缘故，宋庄政府后来才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出来救场子。于是，赶鸭子上轿，我也就勉强充当了2006年第二届“宋庄艺术节”的总策展人。

邹跃进(2011年病故)在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上，2007年

起先，我也有过担心。因为我长期游离在体制外，是地道的“在野人士”，过去我们还曾被人称之为“盲流”，而我们所活动的艺术领域，也被称之为“地下艺术”。这样的江湖身份与政府合作，不仅很难赢得话语权，而且还有被体制吞并的危险。所以，我也曾犹豫再三。但是，考虑到中国当代艺术需要争取到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尤其是宋庄的自由艺术生态，需要维护，更需要得到合法性的保证，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于是，我跟宋庄政府约法三章，在他们答应了不干涉我任何思想和行动的前提下，开始了宋庄艺术节的整体策划。

第十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集体合影，2016年

为了能够让宋庄艺术家跟外界相接壤，使“宋庄艺术节”尽快产生影响，我为2006年第二届“宋庄艺术节”取了一个“打开宋庄”的主题。就是在这个主题之下，我设立了多个展览单元，并邀请了多位批评家和策展人参与其中。与此同时，为了给宋庄的自由艺术生态，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争取到理论支持，我想起了贾方舟先生之前提到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不过，由于条件尚不成熟，我没有急于求成，而是于2006年第二届“宋庄艺术节”期间，策划了一个由不同领域的学者和美术批评家共同参与的“艺术生态与产业论坛”。这是一次理论性的尝试，亦可以说是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雏形。

​杨卫(左3)主持2016年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

大概是因为2006年第二届“宋庄艺术节”达到了预期效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至翌年，宋庄政府仍希望我能出面策划第三届“宋庄艺术节”。于是，我又硬着头皮担任了2007年“宋庄艺术节”的总策划。而此时的宋庄，由于有两届艺术节的铺垫，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已经比过去更加成熟了。基于此，我为第三届“宋庄艺术节”提出了“艺术链接”的概念，在广泛邀请外地艺术家参与其中的同时，也决定正式启动美术批评家年会的项目。当时，我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宋庄政府的鼎力支持，宋庄艺术促进会的会长洪峰，不仅辟出了专项资金，而且还专程陪我去北京昌平的上苑村，拜访了贾方舟先生，就举办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诸多事宜进行了磋商。正是在那次拜访中，我们明确了邀请贾方舟先生出面挂帅，来策划和组织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意图；此后不久，在何桂彦策划的《1976—2006乡土现代性到都市乌托邦：“四川画派”学术回顾展》上，我们又与王林会晤，就举办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交换了意见；再后来，我们又相继找了范迪安、殷双喜和邹跃进等批评界的师友，就批评家年会进行了多次沟通。在争取到众多批评界前辈的支持后，我们便开始了具体的筹划。首先，我们成立了组委会，并经过组委会商议，选定了数十位年会学术委员，从中又制定了一系列民主办会的机制，比如设立轮值主席，每年进行更换；比如不固定组委会成员，每年也从学术委员中替换两人等。制定完这些章程之后，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便在宋庄政府的支助下，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

2007年11月10日，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在北京通州的月亮河度假村隆重开幕。这届年会的组委会成员是水天中、贾方舟、刘骁纯、王林、范迪安、殷双喜、朱青生、邹跃进和我；贾方舟先生担当轮值主席；王林和殷双喜担任学术主持；我为年会秘书长。当时，有近七十位活跃在前台的美术批评家参加了年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之所以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能够具有如此大的感召力，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方面，艺术市场的兴起，压抑了批评的声音，使原本处于艺术运动中心的艺术批评家们，退居到了边缘；另一方面，宋庄是一块艺术的飞地，它所具有的野性力量与自由品质，常令人有某种向往……于是，以年会为契机，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同时，也是为了发出批评界自己的声音，原本特立独行的美术批评家们，便纷纷聚拢到了宋庄。

其实，美术批评家聚集起来讨论艺术问题，并非从批评家年会开始，20世纪80年代，就曾举办过多次影响深远的理论会议。比如1982年的神农架会议，1985年的黄山会议，1986年的烟台会议，以及1988年的黄山会议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过中国的新艺术运动。但是，1989年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分野，拉开了两个阵营，也使得不同立场的批评家们从此分道扬镳。此后，以1991年的西山会议为标志，一部分批评家进入体制，借助官方力量迅速壮大；另一部分批评家，则或退回书斋，或转入策展，依托于民间社会与资本力量，承接着新艺术的薪火。这导致了批评的弱化，尽管批评活动仍在继续，甚至在更深层次展开，但是，却越来越倾向于个体行为，就整体而言，缺少了价值认同。这正是中国当代艺术丧失标准的原因，也是我们策划批评家年会的初衷。

应该说，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成功举办，宋庄政府功不可莫。如果没有他们最初的扶持，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不会办得这么顺利，当然也就不会拉开年会的历史了。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合作关系，就像我策划宋庄艺术节一样，如此官民合作，朝野共赴，其实，是得益于政策的漏洞，也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具体到宋庄而言，艺术家来这里，原本是异数，与当地民风格格不入。但是，由于艺术家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于是，便被当地人逐渐接受，融入了其中。后来，宋庄政府提出文化造镇，举办艺术节等，也是在国家提倡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大背景下，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开始利用艺术家资源。这种不同的价值需求，折射了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也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留有了一个真空地带。中国当代艺术借助于资本的力量，以反体制的面貌在体制中生存下来，便是得益于此。包括我们的美术批评家年会，也同样利用了这个矛盾，即以某种民间方式反抗体制的话语，却通过为地方发展而扬名，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助和保护。

但是，毕竟这两者的出发点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利益性的合作，注定了只是暂时行为。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之所以始于宋庄，却未能在宋庄持续办下去，原因就在于诉求各异。我们筹办美术批评家年会，是希望批评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声音，丰富民间文化生态，促进当代艺术的发展；而宋庄政府最初承办年会，则是基于宣传地方文化品牌的考虑。两个不同的出发点，自然会导致后来“君向潇湘我向秦”。所以，宋庄政府承办完第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之后，便放弃原来的初衷、另起炉灶了。事实上，这是当代艺术跟政府之间合作，经常会面临的问题。因为政府是一个机构，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其人事的变化，总是会影响到政策的连贯性。所以，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遇到开明的领导时，政策会宽松；而一旦换成保守的领导，政策又会收紧。对此，宋庄有着太多的前车之鉴，批评家年会也好，艺术节也罢，没能有效的延续下去，均是因为人事的变动……

2009年，随着我退出宋庄艺术节，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也在宋庄偃旗息鼓了。此后，考虑到批评家年会的延续性，我退出了秘书长一职，由贾方舟先生担任。本来，我出任秘书长，是因为便于跟宋庄政府进行沟通，现在宋庄政府中途撤场，意味着批评家年会从此将自食其力，要向各处去化缘。显然，我已力所不及。而贾方舟先生毕竟是批评界的前辈，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社会资源，都远胜于我。所以，由他出任秘书长，既有学术的权威性，又能基本保障年会的运行。于是乎，这副千斤重担，便落在了一位年逾七旬的老批评家身上。

不过，我虽然没有继续担任秘书长，但作为批评家年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还是协助贾方舟先生，始终参与着年会的工作。这些年来，我目睹了贾方舟先生的艰辛。为了能够将年会顺利地办下去，他每年都要四处游说，跑赞助、看场地，时有踫壁不说，只说过程中的奔波劳累，也并非常人所及。难能可贵的是，古稀之年的贾方舟先生，为了年会工作，不仅任劳任怨，而且活力一点不减当年。他的这种蓬勃朝气，无疑感染了批评界的同道，也无形中增加了年会的凝聚力。我认为，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之所以能够坚持办到今天，而且不断吸引了批评界的后起之秀加盟，其影响越来越大，都与贾方舟先生的人格魅力与艰辛操劳，有着直接关系。

除此之外，许多艺术机构的支持与热心人士的关心，也是批评家年会得以持续举办的强有力保障。这些年来，无论是精心准备，还是临时救急，支持和赞助过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机构和单位有：北京上上美术馆、西安美术馆、苏州雨村美术馆、北京晋商博物馆、中国新水墨画院，以及漳州陈志光美术馆等。他们都是出于艺术的热情与文化的公益之心，在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支持了批评家年会，尤其是苏州雨村美术馆，作为一个民营美术馆，在其产业面临破产的时候，仍然挤出资金办年会，其心至公，令人感动……

正是因为有贾方舟先生这样的前辈，为批评家年会“扛把子”，同时，又得众人之助，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才穿过历史的浮云与市场的喧嚣，以一种纯民间的姿态，坚持办到了今天。这期间，中国艺术品市场潮起潮落，经历了飙升，也经历了跌落，但始终没能影响批评家年会的正常运行。不仅如此，以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发散出的批评力量，在自身业已壮大的同时，也不断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着学术的品质与理性的光芒。可以这么说，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其人才辈出、创新不止的局面，离不开批评家年会的批评助力。

2017年，贾方舟先生因年事已高，在完成了数届批评家年会的组织工作之后，卸任秘书长一职，又将重担移交给了我。这是对我的信任，当然，也是对我的考验。我深知，贾方舟先生十年耕耘，将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以纯民间的方式带到今天，实属不易；而在未来的岁月中，我要继续坚持这个立场，办好这个年会，更加不易。因为时局的变化，已使环境变得越来越紧张；而市场的低迷，又让许多的艺术机构失去了赞助的兴趣。但是，于逆境中求进取，正是批评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必须竭尽全力、想尽一切办法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办下去。因为这不仅关乎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命运，也涉及到批评家群体的存在意义，更包含了我自己作为其中一份子的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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