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段炼：台北，作者与读者相遇_-散文-故宫-图像

　　1　　岁末台北行，因航班延误而迟到，仅得两天半逗留。　　第三天中午离开台北前，我坐在台北最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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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末台北行，因航班延误而迟到，仅得两天半逗留。

　　第三天中午离开台北前，我坐在台北最大的书店诚品书店信义分店三楼餐厅，面前摊开一本书和一份午餐。

　　书名《我们在此相遇》，作者为英国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此书是小说体纪实散文集，2005年伦敦英文原版，2008年台北麦田出版社中文版。

　　午餐是一盘意大利鲜虾面，长长的面条被剪成或剁成了一两寸的短节，也许，这是为了方便东方人使用叉子。无论在北美、欧洲还是在中国大陆，我都是第一次吃短节的意大利面条。盘中虾也不是长条，而是卷成了圆圈，似乎鲜虾放进锅里一煮就会卷起来。毋庸讳言，这顿意大利鲜虾面的确味美，所谓“食在台北”说的是中餐和小吃，其实，台北的西餐也是一流。

　　这就有点奇怪了，怎么会在台北吃西餐，就像在台北诚品书店买下约翰·伯格的汉译本，而不是在北美或欧洲购买英文原版。这当中有无时空的错位，抑或文化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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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约翰·伯格被介绍到中国之前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知道他的鼎鼎大名了。那时虽无缘读到他的书，却知道他写有《观看之道》和《毕加索的得与失》两部名著。前者是为英国BBC广播公司之同名电视专题片而写，后者是研究现代艺术的专著，两者都是理论经典，再版无数、译本无数。到了21世纪，前者成为中国艺术界的必读书，后者在台北诚品有售。

　　上世纪的70和80年代，英国有位新起的艺术批评家叫彼德·福勒(Peter Fuller, 1947-1990)，以思想激进、语言凶猛、喜好笔战而成为当时欧美艺术评论界的著名斗士。福勒在政治思想和批判精神上追随两位前辈，一是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批评泰斗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二是当代艺术批评大家约翰·伯格。1987年福勒在伦敦创办了《现代画家》杂志，刊名来自罗斯金的同名巨著。约翰·伯格是福勒的坚定支持者，担当了《现代画家》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我在80年代后期因翻译彼德·福勒的《艺术与精神分析》一书而同福勒相知，他给我邮来了好几本他写的书，还有每期的《现代画家》杂志，这在难得外刊的年代弥足珍贵。福勒写过一本研究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的书《亨利·摩尔的得与失》，书名直接套用约翰·伯格，书的序言也说他视伯格为师。

　　不过，伯格不仅写艺术评论，也写文学作品，涉足小说、戏剧、书评、散文随笔，获得过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和布莱克纪念奖。由于受福勒的影响，我后来几乎阅读了伯格所有关于艺术的著作。但说来惭愧，在台北诚品用餐之前，我从未读过伯格的文学作品。

　　在诚品书店的餐厅点好餐，等待之际，我翻开了《我们在此相会》。伯格继承了英国19世纪的散文随笔传统，这本文集的几乎每一篇都写得很长，与中国散文的小品传统大异其趣。另一方面，伯格不仅是一个激进的艺术批评家，也是一个实验性作家。在我眼中，这本散文集是一本尝试文体的书，写得像小说，有大量的描述、叙事、虚构，关注细节，像19世纪的狄更斯。还好，没有令人肉麻的抒情，否则我一定会在午餐前合上这本书，餐后去退掉它。我喜欢这本书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其现代性：既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般的故事，又有欧洲解构主义般的章法(莫非解构不是一种结构?)。

　　第一篇《里斯本》，写作者与早已去世的母亲相见，梦幻、想象、回忆、现实搅成一团，制造了时空的错位，就连篇名里斯本，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母子二人的相会处。

　　《我们在此相会》的书名不仅关涉里斯本之地名，书中的几乎每一篇也都是一个地名。第二篇《日内瓦》，写作者在想象中见到博尔赫斯，就像我在诚品书店的餐厅，通过阅读而见到了伯格的文学写作。虽然我与伯格无缘，但福勒之于我，就像伯格之于福勒，都是为人之师，而在台北诚品购得伯格的散文集，也算缘分。

　　书中少有的短篇是《死者记忆的水果》，采用了“连辍体散文”的写法，读着像是在欣赏塞尚描绘苹果的静物画。此话题暂时放下，等一会儿重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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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台北并不顺利。今冬欧美国家普降大雪，12月中旬各地航班大批延误或取消。临行前，蒙特利尔连下几场大雪，我很担心自己的行程会受影响。启程那天大清早，6点钟，雪停了，我抱着一丝侥幸，冒着零下15度的严寒打的去了机场。

　　但航班还是被恶劣的天气给耽误了，到美国华盛顿转机时，我须转乘的华盛顿至日本东京的航班已开始登机。我从抵达口狂奔至登机口，最后一个上了飞机，气喘吁吁了好一阵，却不见起飞的迹象。满满一飞机乘客，就这样挤挤挨挨地坐等了整整一小时，然后机长终于发话：由于机械故障，本机停飞，请大家返回候机室。

　　又等了一小时，换上另一架飞机。经过14小时的飞行在东京降落时，我看看表，东京到台北的飞机正好起飞。毫无疑问，误机了。

　　东京早就去过，我无意逗留，但却被航空公司强行安排进旅馆，滞留一宿，看来只得逛书店打发时间了。上次在东京逛书店，购得一本市景摄影集《东京无人时》。这次在东京，正值当地文化界读书界的大事：纪念《远野物语》问世一百周年。

　　料定此书非等闲，而过去未闻，便欲索之，可是东京只有日文版。

　　后来在台北诚品的书架上搜寻此书，也未果。询问柜台服务生，得知并无中文版，唯有日文版。十多年前我学过两年日语，水平仅够阅读简单的故事。仍欲购之，然服务生告曰售罄。

　　无奈之下，上网查询，得周作人一文《夜读抄：远野物语》，知其作者为柳田国男，知其书为民俗记述。周作人在文中将原作者的书序译为中文，方知这是柳田国男到远野之乡旅行，以笔录下当地村民讲述的乡野之事。此书虽是一本民俗学的田野纪录，但也不乏《聊斋》式的志异记怪，以及《水经注》式的探索笔记，犹如今日电视里“探索频道”或“国家地理”的节目。

　　我对民俗学兴趣不大，但对人类学还有点兴趣。在过去，这类著述都是文字版，如象斯特劳斯的《生食与熟食》。如今已是图像时代，电视上的“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节目多有涉及民俗者，也很吸引人。我最近着迷的“圣经考古学”也涉这一领域。台北诚品有相关节目的英汉双语版影碟出售，虽价格不菲，我仍购得《圣经解码》和《基督教的历史》两套大部头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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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行台北的真正目的并非购书或光碟，却是到故宫博物院看南宋画展《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特展》。

　　南宋文化对我的吸引始于15年前，那时研读宋词，在海外所用的参考书多有台湾出版者。21世纪初，我在美国高校讲授中国美术史，其间读到一本日本出版的英文版研究浮世绘的书，书中讲到南宋山水画对日本传统艺术的影响。我对此大感兴趣，便开始关注南宋绘画，并写了几篇相关文章，发表在台北的艺术杂志上。

　　若按明人董其昌的说法，南宋绘画也有南宗与北宗之分，马远、夏圭皆属北宗，而梁楷、牧溪、玉涧三位禅僧画家则属南宗。我的欣赏趣味在于南宗的水墨氤氲和婉约迷离，但对北宗的伟岸雄壮也叹服不已。此行台北，我要参观的是南宋画展，不敢奢望在故宫见到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但我知道这两幅北宋名画就收藏在那里，为镇馆之宝。

　　从东京飞到台北时已过中午，我到酒店安顿好，立刻赶往故宫，两点半就进入展厅。这是一个大型展览，展品来自三地：台北故宫的收藏、北京故宫和上海、杭州、南京、沈阳等地的藏品，以及日本各博物馆的收藏。不消说，我看到了许多仰慕已久的作品，但我最想看到的牧溪和玉涧的山水横卷均付诸阙如。也许，这两位画家生活于宋末元初，被学者们归入了元代也未可知，或许，因这两位画家的作品大多收藏在日本，而台北故宫未能借到。

　　第一轮观展是浏览而过，然后又看了第二轮，并在心仪的作品前长久停留。

　　展厅里让我两眼一亮的画，首先是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画中一敞胸露怀的醉酒僧人，正低头思行，其大泼墨笔法的表现力，可谓空前绝后。过去以为这是一幅类似于20世纪抽象表现主义般的巨制，没想到却是幅面很小的册页，像是维米尔精雕细刻的小幅肖像。看来，大泼墨也可以施展于方寸之间，内心的潇洒不在于画幅的尺寸。

　　第二幅让我震撼的是夏圭长卷《溪山清远》，这幅巨制在展厅里占满了整整一面墙。我早就熟悉此画，但在台北故宫首次见到原作，才有机会近距离细读。作为准宫廷画家，夏圭承受了北宋徽宗皇帝的笔意，用墨干枯，用笔坚硬，画的虽是江南山水，却无婉丽柔曼之气，反有北方山水的质地，但无范宽、郭熙之伟岸。也许，这是南宋文人偏安一隅但却不满于苟且偷安的内心写照。

　　另一幅让我心动的画，是李迪的《风雨牧归》图，画中浓密的柳叶和芦苇，描摹精细，让我联想到西方素描，也暗示着清初画家龚贤的笔法。与李迪相反，牧溪立轴《布袋图》却得了梁楷醉僧的豪放笔意，虽未泼以浓墨，仅以淡墨涂写，却另有一番韵味。展厅里马远家族的作品不少，但与夏圭笔墨相近，在我看来并无特别之处。

　　看过绘画，我又匆匆浏览了书法作品和宋版图书，但我于这二者乃门外汉，虽能感受书法的笔意气势，但恐词不达意，只好不述。三巡过后，意犹未尽，我到故宫书店买下一本厚厚的展览图录，以备日后复习。

　　遗憾的是，此行未能看到故宫的绘画藏品陈列，因为南宋画展占据了平日的陈列空间，《溪山行旅》和《早春图》等镇馆之宝都被撤下了展墙。看来下次去台北，要选在故宫无大型特展的季节，方能看到馆藏的绝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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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台北之前，我已将参观艺术博物馆和逛书店列为主要日程，这是我出行的最爱。

　　在诚品书店，我看到自己的《诗学的蕴意结构》一书在古典文学类书架上有售，遂生一种亲切感。如前所述，过去研读宋词，从上世纪末开始构思写作这本书，到去年底台北秀威出版社出版拙著，共花了整整十年。虽不敢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可以说是十年折一剑，因为我现在已不再研读宋词，只是每年用英文讲授一次中国古代文学课。

　　2009年5月我去石家庄，见到当地一位书评作家，向他说起我的宋词研究专著已经写成，正寻求出版。书评家建议我联系台北秀威，并鼎力推荐，果得接受，到年底拙著就面世了。在诚品书店的现代文学类柜台，也有售这位书评家的文集《精神素描》，秀威出版，见之同样有亲切感。

　　此行台北前，我向秀威出版社提交了又一书稿《有狼的风景》，主编很热情，让我有机会游台北时同他联系。其时，我的台北之行即将启程，为免影响主编对拙稿的审读和决断，我没有知会其即将到来的台北之行。而且，匆忙之间，无论告知还是前往拜访，或有失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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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此行台北时间虽短，却得以同数位友人相晤。

　　到台北的当天晚上，我前往台湾师范大学，拜访来自美国的客座教授顾先生，他是我当年在美国某名校任教时的系主任。顾先生的中文讲得极好，甚至编写了一套在美国高校使用的中文教材《基础汉语》，共八部，最近出版。顾师母是台北人，当年在美国对我很关照，至今犹记得初次见面时她说的话：我们不分台湾和大陆，都是一家人。

　　在师大见到顾先生夫妇，恍若梦回昨日。顾先生仍然显得年轻，顾师母仍是气度优雅。他们先领我参观师大的对外汉语教育中心，然后领我到一家精心挑选的素食餐厅，享用佛膳。我们搭捷运前往，顾师母得知我到师大是搭计程车，便建议我在台北搭乘捷运。

　　关于地铁捷运，于我是有故事的。近年每个夏天我都要在北京住两三个月，其间出门怕热怕挤，便总是打的，数次遭遇不良的哥，为此写过《与北京的哥过招》一文，发表于纽约中文报纸。后来我改乘地铁，习惯了热和挤。有次参加同学聚会，有驾车者因交通拥堵而迟到，我便大谈乘地铁的快捷方便和低碳环保。结果，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驾车出门是身份的显示，堵车迟到是显示身份的机会，只有没出息的人才坐地铁。听这一说，我想起北京著名的地铁故事：一少女在地铁行乞，被一中年男子斥为没出息，少女回敬说，您这把年纪了还坐地铁，难道是有出息?此后在北京我再不敢张扬自己乘地铁了。

　　进了捷运，顾师母不厌其烦地指点我怎样看捷运图、怎样买票、怎样进站，并让我亲自操作一遍，直至步步到位，才说我可以明天独游台北了。

　　在捷运车厢里，顾先生向我介绍台北概况和旅游景点，他那一口标准汉语，让周围乘客惊讶：怎么是老外用汉语向中国人滔滔不绝地介绍台北，搞颠倒了吧?顾师母坐在一旁，抿嘴不言，只露微笑，欣赏这语言和空间的错位。

　　美国哈佛大学附近有一家素食佛膳餐厅，味美无比。是晚在台北与来自美国的顾先生夫妇共享素食，其味更美，而叙旧也别有一番愉快。席间说起台北的书店，顾先生建议我去逛诚品，顾师母说还可去台大，那一带的小巷子里有不少小书店很值一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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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门旅行，通常是独来独往，所快者为自由，所憾者乃无人即时分享旅行之乐。此行台北也是独游，但因当地友人的热情，我觉得自在，无生疏感，更有分享之乐。

　　第二天上午，我同一位台中来的艺术理论教授相晤。还在半年多前，北京一家艺术理论杂志让我担任次年春季号的主编，该期主题是图像研究。我同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图像学专家聊起约稿之事，他建议我向台中的陈教授约稿，说他对图像学有很深造诣。从北京回到加拿大后，我给陈教授写去约稿函，得他一口应承。此行台北，我提前将行程告诉陈教授，他回信表示要专程到台北陪我一游，让我见识台北的文人会聚处，那里有如巴黎左岸。

　　这便是台北的重庆南路及和平公园一带。台北的巴黎左岸于我并不陌生，早在十多年前，我给台北《艺术家》杂志等刊物写稿，就熟悉了杂志社所在地重庆南路的街名。1925年郁达夫访台北，在和平公园附近的“明治吃茶店”同当地文人聚会，其时，这一带是文人相聚的一大去处。1949年“明星咖啡”在此地开张，文学名家白先勇、陈映真、周梦蝶等前辈也常在此聚谈，白先勇后来还出版了散文集《明星咖啡馆》。就此，“明星咖啡”名声大震。如今，这里是体验前辈文学生活的地方。

　　随着陈教授进得“明星咖啡”，见其无论外观还是内部设置都普普通通，既不时髦也不怪异，而是朴实的那种，让人想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古训。咖啡馆的楼下是“明星西点”，出售俄式食品，据说当年蒋经国常来此处为其俄裔妻子购买糕点。

　　我们在明星坐下不久，陈教授的一位友人赶到，是附近一家出版社的王总编，为陈教授出版过《图像学》一书。自然，我们聊天的话题便离不开书，离不开写作与出版。

　　国内出版社是清一色的官办，但最近十多年却常由私家书社操作，于是出现了无本万利的卖书号奇观。在多数情况下，学术著作难以出版，除非有学术经费资助。由于掏钱就可出书，结果，名利场的阿猫阿狗都出版了“我的奋斗”之类炫耀成功的自传。台湾出版界也是市场经济，但情况比大陆好一些，至少，陈教授的《图像学》能够出版，我的学术专著《诗学的蕴意结构》和纯文学随笔集《有狼的风景》也可以出版。若是在国内，作者不肯打开钱包，这类书断断不会面世，事实上，我这两本书在国内出版界早已碰壁无数。

　　在咖啡的漂香中，陈教授送我两本书，除了《图像学》，还有他翻译的尼采诗集《第七种孤独》。

　　陈教授的《图像学：视觉艺术的意义与阐释》出版于2008年，是他多年研究图像学的结晶，也是他在图像学的祖国德国研习的结果。事后阅读这部书，我觉得其价值在于前沿性，例如，作者从流行小说和电影《达芬奇密码》对图像学的传播，说到其对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影响。而且，作者不仅追溯了图像学的起源和流变，不仅详细论述了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发展起来的现代图像学，而且深入探讨了20世纪末以来“图像转向”时期的当代图像学及其新近理论。国内学术界过去对台湾的学术研究不太了解，我在北美也不太了解台湾学者对艺术史论的研究情况。看了陈教授的《图像学》，我觉得大陆应该引进这一学术专著，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内艺术史论界尚无人写出具备这样水准的图像学研究专著。

　　尼采的诗集，是陈教授利用上下班搭车的时间，在路上翻译的。那时他家居台中，往返于台中和任教的大学之间，每天在火车上花费近两小时，便利用这时间，每次思考一首诗的译法，天长日久，诗集告成。这世上的乘车人，瞌睡者为多，发呆者不少，貌似若有所思者也常见，但译诗者绝无仅有。

　　午餐过后，王总编邀我们到出版社小坐。沿重庆南路走去，见这一带是出版社和书店集中的地方，有点像上海世纪书城一带的福建路和福州路，那也是旧时文人的相聚处。

　　在出版社，王总编送我一本日本作家鹿岛茂的文化游记《巴黎时间旅行》，是作者通过旅行探访而对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等19世纪巴黎文人所进行的文学体验，与我此行台北在“明星咖啡”和重庆南路的短暂时刻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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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仍是第二天，与陈教授、王总编道别后，我直奔台北市立美术馆，那里有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作品展《永远的他乡》，展出画家离开巴黎后在太平洋小岛塔希提生活期间绘制的作品。

　　在后印象派的三位画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梵高及其火一样的激情，但我最喜欢的却是塞尚。艺术史学家们说起塞尚，总要强调其静物画的平面特征和风景画的空间处理，认为他开了20世纪立方主义的先河，因而是现代艺术之父。但在我眼里，塞尚没那么复杂，他就是一个善用色彩的人，他将绿色调入蓝色，用斜向排列的笔触，画出青纯透明的深蓝墨绿，并间以橙红与橙黄，画面亮丽通透，观之让人心清气爽而又深邃。至于高更，尽管早在25年前就看过关于他的传记电影《野蛮人高更》，但我对他的画却总是兴趣缺缺。

　　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比较系统地看了高更的塔希提作品，发现他并不像我原本以为的那样不堪。他的一些风景画，让我联想到塞尚的色彩，虽然二者有所不同，但其蓝绿色的调子和橙色的搭配，仍有一种通透的清爽。我想，这应该是画家离开憋窄的巴黎而在塔希提的清纯空气中享受了灵魂的自由之故。

　　我住的酒店在台北市林区，离著名的士林夜市仅一箭之遥。离开市立美术馆返回酒店的途中，我到游客必至的士林夜市用晚餐。夜市的一派熙攘和涌涌人头，比上海的城隍庙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这喧闹嘈杂，正是高更所要逃避的，而又正是今日观光客所要享受的。

　　其实，在台北逛美术馆，应该多看当地艺术，例如台湾早期的日式印象派和今日的观念艺术。可惜我行旅匆匆，而那几日台北的美术馆既无地方艺术的展览，也无陈列，只盼以后另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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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上午我来到位于台北市政府附近的诚品书店信义分店。才上二楼，见到整整一层大厅都是杂志柜台，不消说，北京、上海没有一家大型书店可与诚品相比。我喜欢买杂志，主要是人文社科类，尤其是艺术类、文学理论和书评杂志。可是，北京上海的大书店只有很小的杂志柜台，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而所售杂志则少有纯文学和艺术理论类。国内零售杂志的，一般是街头报刊亭，那里只售通俗杂志，并无我感兴趣者。台北诚品二楼的整层杂志，也未能免俗，仍是流行和通俗，社科类不多，更没有我中意的刊物。但不管怎么说，整整一层售书大厅的杂志，大陆书店没这规模。

　　上了诚品三楼，在现代文学柜台购得《现代散文新风貌》。此书为旧版新印，我大致翻看了一下目录和前言后语，又选读了其中个别章节，见其虽浅显，但整体构架比较完整，内容也比较丰富，值得购买。此书的特点，是将散文分为12大类，先对每类作简单的定性讲解，然后提供一篇例文并分析特点。这12大类是：诗化散文、意识流散文、寓言体散文、揉合式散文、连缀体散文、新酿式散文、静观体散文、超现实散文、手记式散文、小说体散文、译述散文、论评散文。这分类有点杂乱，不知此刻我正写作的这篇文章该算是哪一类。

　　其中的连缀体散文，作者说是源自荀子赋和咏物诗，有格物致知之效。书中分析了台湾一位散文家的《室内》节选，又举另一位散文家的《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节选为例。在我看来，这一体散文，有点像宋代的咏物词，只是散文的长处在于，可以按主题而将若干所咏之物连缀起来。

　　这与约翰·伯格的《我们在此相会》有点异曲同工，但伯格不是咏物，而是记事写人，并述说和探讨一些个人化的想法。

　　在诚品书店的餐厅里，用餐毕，《我们在此相会》仍放在面前。我的下一站是桃园机场，我将在下午6点直飞成都。离开诚品前，我合上书，脑中回闪出昨天和前天在台北相会的写书人，以及他们的书，还有故宫和市立美术馆的画。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无论是洋人还是华人，阅读他们的书，阅读他们的画，我们都在阅读中相会。

　　飞抵台北和飞离台北的旅行，跨越了现实的空间和超现实的时间。正是这两天半里一连串的时空与文化错位，使这相会成真。

　　2010年12月圣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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