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徐乔斯：“艺术写作”不等于艺术批评——论姜俊《批评之批评》的逻辑漏洞及立场缺_-写作-理性-文化

　　的确，这看似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即：批评家如何靠写作生存同时又能保持

　　的确，这看似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即：批评家如何靠写作生存同时又能保持批评态度的理性与诚实?姜俊在《批评之批评——重构艺术写作》(http://review.artintern.net/html.php?id=75595)一文(以下称“姜文”)中试图通过“重构艺术写作”来解决批评界的迷思。这种“重构”建立在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姜俊的基本思路是：写作者可以不顾上下文关系及艺术史的语境，利用艺术家生产的图像，重新编辑它们来为自己的思想生产服务。艺术写作者“应该抛弃从属地位，担当起一线思想生产者的角色，颠倒原来的逻辑，使得图像或艺术品成为烘托他思想表达的材料。”(见姜文 )

　　“颠倒原来的逻辑”，似乎可以一劳永逸，改天换地。可是“原来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呢?是否这个逻辑被“颠倒”了就能生效?这好比说，“让如来佛祖倒立，孙悟空就能跳出她的手掌心了”一样，听起来还“不错”。

　　这并不代表我所持一种保守的态度，也并不代表当下的批评界令人称心如意。事实上，近些年来批评家的声音越发消沉，直至沉默，是一个需要反思的现象。网络时代去中心化的方式理论上为人人都可以参与到批评讨论中来提供了开放性，可是如今也迅速衍化成了被传播资本垄断的噩梦——经济学上的“一级价格歧视”依赖着大数据轻易就实现了。人类的幸与不幸似乎都要取决于最终掌握科技的人的良知，在今天人类精神文明式微的情况下，未来看似陷入了一种死循环。

　　全球范围内人文学科的衰落更应该成为服务于价值理性的工作者们警惕的信号，它意味着：价值理性的探索空间和表达能力正在萎缩，它同时也暗示着人类正在自觉不自觉地放弃思考的能力和价值立场——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捍卫。另一方面，我们总是我们的敌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付于互联网科技、基因工程、人工智能以及无所不能的云计算。工具理性日益强大，价值理性日益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作为人文学科的工作者，他不能也不应该默认这一事实成为新常态，他应该在其中保持一种冷静的反思或召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尽管这很艰难。总之，艺术批评绝非姜俊所认知的那样：批评家和艺术家“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他们的写作本身也是商品，并配合艺术品的总体销售”。（见姜文）

　　根据詹姆斯.艾金斯(James Elkins，芝加哥美术学院史论与批评系教授)在《艺术批评何去何从》[1](What Happened To Art Criticism 《东方艺术》 2010.11)一文中的论述，当今的艺术批评可以被大致分为七类：1、商业画廊委托的赞美文章;2、洋洋洒洒的学术性论文;3、夹杂在文化批评背景中的杂烩言词;4、保守派和官方的宏论;5、哲学家的文章;6、描述性的评论(只表述作品，不作价值判断);7、诗意的写作(迈克尔.基默尔曼就把诗意看作是他的批评写作的最重要目标，这一点在其著作《碰巧的杰作》[2]中得以体现)。其中，第一类批评的主导者——商业画廊，和第三类批评的青睐者——媒体，被姜俊定义为“今天艺术批评的买家”。姜俊认为，正是因为这样，批评家的经济基础深植于单一的领域，从而造成个体被系统吸收，最后丧失自我——这是批评无法独立的原因。因此“艺术批评”需要放弃“批评”的帽子，重构一种(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创造性的“写作”，而这种“创意写作”就是让艺术家的作品沦为写手的插图，写手成为网红，网红再带着自己的粉丝“回归”——“用作为作家的经济关系去平衡艺术市场所造成的经济绑架”，并且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写作者的言论具有“思想原创者的尊严”。

　　姜文中包含了两个严重的原则性错误：1、艺术批评是建立在艺术史和文化史语境中的由个体去完成的相对理性的分析与评价，它是艺术史的注脚。我们不能因为艺术批评是“没有读者的写作”因此就放弃批评的立场，这不是“一顶帽子”被摘下的问题，是艺术史存在的合法性问题；2、“经济效益”并不是艺术批评的基础与目的，马克思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因为批评家收入的模式单一，因此人就异化了”。姜俊所谓“跨经济基础”的“中间地带”，存在着以网红经济取代学者精神的危机。

　　回到开篇那个“老大难”的问题：批评家如何靠写作生存同时保持批评态度的理性与诚实，就简化成了生存与真理孰轻孰重的亘古不变的价值选择问题。追求真理和知识的人不会因为经济基础而放弃自身的原则，古往今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印度学者们绝对地服从真理，猛烈地牺牲成见，智慧是高于一切的。今天，在西方，精英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显示出了逐渐消解而走向一盘散沙的表象，这个时候谁再同情城楼上的哈姆雷特，谁就成为了大众文化所鄙视的对象。但同时我们要看到，中西方历史境遇的差异与文化语境的差异并存，西方出现的文化现象是不能被直接嫁接在对于当下的国情的判断之上的。很可能出现的事实是，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精英文化的启蒙与建设——我们仍然在复杂的全球文化系统中补课。

　　归根结底，艺术批评是为艺术史服务的写作，是公共知识领域内的理性建设，同时担负着公众艺术启蒙的责任。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超越经济效益的历史使命。尽管它在今天，在某些场域内看起来像为经济利益服务的“作品销售说明书”，但是请相信，这绝对不是艺术批评的全部。诚然，人各有志，在姜俊浅尝辄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体察到一个新生代在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中作出的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判断，这其中包含着既是艺术家又是评论家的身份所导致的语焉不详，立场不明。“一人分饰几角”是否代表着行业内的进步，就像“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否有利于体育事业的繁荣”一样有待磋议。毕竟，艺术行业的结构完善与规范一定是以分工的明细化为标志的各司其职，这是由艺术史的构成性质所决定的。

　　如果说姜俊所讨论的“艺术批评”仅仅局限在“帮助艺术家完成作品销售的文章”这一范围，那么他试图“重构”的“艺术写作”(颠倒后的逻辑是：图像为文字服务)也是缘木求鱼。因为这背后的命题是：怎样让一个人在跪着的时候站着把钱挣到手。

　　[1] 2010年5月19日第二届“中际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艺术批评何去何从——中国和西方艺术批评中的问题，与会学者包括朱青生、高明潞等。

　　[2] 《碰巧的杰作——论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人生》李灵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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