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曹星原：东西三十年_._谣言来了_我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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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担心的，还是来了。不过当美院这个大院子里关于我的流言已经漫天狂飞了，我自己还完全不知情。直到一个外

最担心的，还是来了。不过当美院这个大院子里关于我的流言已经漫天狂飞了，我自己还完全不知情。直到一个外校的研究生朋友专程跑来告诉我。

八十年代的女研究生非常少，所以我们几个北京艺术院校史论专业的女研究生们就成了好朋友，常常一起聊聊相互的论文、新读的书。有一天，这位史论小姐妹来美院找我，在宿舍里一边相互剪头发、一边东拉西扯。她是一个很委婉的人，说了半天，才慢悠悠地告诉我说，外面疯传你们系有个女同学勾搭上高居翰了，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聊聊新读的书

她是来给我通风报信的，听了之后，我感到头大如斗。后面她说了什么，什么时候离开的，我都不记得了。最诡谲的是在美术学院的这个大院子里，各种流言传来传去，但是当事人却是最不知情的：没有人问我、没有人告诉我。既然已经传到其他学校又传回到我这里，这个大杂院里的人都已经议论得像沸腾的开水锅那样热水四溅。

直到自己被流言蜚语包围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流言蜚语并不是大家以为的无风不起浪，而是一种武器，是利器，是人为制造的凶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谣传说他没出生在美国的，因此不能参选，即便奥巴马出生的医院提供了出生证，依然有人继续传播谣言。毕竟美国是一个重证据的地方，这样的谣言没妨碍他当总统。中央美院不是一个重证据的地方，至少我读书的时候不是，话语权掌握在那么几个“德高望重”的人手里。

我原来以为流言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直到自己被流言蜚语包围的时候，才明白，流言蜚语并不是无风不起浪，而是人为制造的凶器。无缝蛋？硬敲也要敲出缝来。

《流言蜚语》罗克韦尔 (Rockwell)1948年作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就是美术史系有特别爱在校园里唠叨打听的人，后来听说除了雕塑系比较少见这样的事，其他各系都有一两个人喜好此道。有事没事就在那小小的院子里的各个办公室转，逢人便打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啊？无论什么传闻再从他们那里传播出去时，早已经面目全非。嘴大、声大、脾气大，于是舆论啊，流言蜚语啊，随着他们的指向蓬勃蔓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造就了一批看似学者教授、高校员工，但他们对于搬弄是非，打听八卦，制造流言的热情，不亚于胡同里的“事儿妈”。这也算传承吧？早在三千多年前，周成王年幼时父亲武王去世了，由周公旦辅佐成王。武王的弟弟们管叔和蔡叔立刻四处散布谣言，说周公有篡位之嫌。幸好周公反制力强，他们的谣言没有得逞。

高居翰在《八大山人讨论会》结束后回北京了，在谣言的浪潮中，系里依然让我做他的翻译。我告诫自己，现在已经有了谣言了，我要格外保持和高居翰的距离，靠自己行的正，就能够戳穿这些舆论。显然我太天真了，舆论已经传疯了，无论我怎么做，他们都按照已经编好的剧本来解读，同时用他们的想象力来填补他们的眼睛没看到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部分。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他们还安排了盯梢，以便“人赃俱获“我都不觉得不可能。这一点，让他们失望了。

高居翰在中央美院做完他的八大山人讲座之后，我们一起走向电梯时，他先告诉我说，他在江西的发言时，不多会，翻译念不下去了。有个美国华裔学者接着上台念，又念不下去了，最后是当时在弗里尔美术馆工作的傅申先生替他念完了整个发言。所以他看到我一个人从头到尾，没有什么困难就念完了整个讲座，他意外地满意。他又加了一句：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得力的书童。我不知道他的夸奖是别有用心的夸大其词呢，这个稿子真没什么太难的词汇。他说一段英语停下来，我就接着读一段中文而已。听到他把我这个翻译称作书童，我当时觉得很有趣。

他夸完了，接着问我为什么他这次回来我对他好像冷冰冰的。我一肚子委屈无法说、外面舆论惊涛汹涌、除了拉开距离，更加公事公办，我还能怎么样？想到这里，在电梯口，我简单地跟他说了：我正处在从原有的私生活的安排中解脱出来的最后阶段，这个关键时刻，我不希望有任何枝节出现。你不了解一个女学生需要多么谨慎，我听说外面已经有了一些传闻，不知来自哪里，也不知说的什么。你已经给我带来压力，希望你回到美国后，这些舆论会慢慢平息下去。

他听到我说已经有传闻，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惊讶。但是他即刻告诉我说他在八大山人的会议上只跟他的好友日本学者新藤武宏说起这次从敦煌到长江一路的经历。他不知新藤是否理解有误，或者他在跟别人说的时候，别人理解错了还是故意传走样了。他一再强调说，我只是跟他夸你而已，他们再传也传不出没发生的事情。那时，我也相信，谣言编不出没发生的事情。俗话说，只要行的正、不怕影子斜。想到高居翰故意找各种机会摸摸碰碰的，我感觉他在跟新藤叙述的时候，难保不流露那种神色。问题是，谁会这么神速地传到美术史系？又通过谁的嘴，在几天之内传遍这个大杂院，传遍美术界。

高居翰和新藤武宏（左）在《八大山人讨论会》（图片提供：田洪）

高居翰在1986年底回美国了，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回去之后，他加紧步骤，把邀请我去他们学校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的事情落实，并且找到一个基金会出资承担我的旅费和生活费。可是令我担心的是他开始不断地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一封一封厚厚的信、叙述了他如何从敦煌开始就对我产生了好感，所以一直在寻找机会单独接近我，越往后，越无法控制，所以他觉得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先回去离婚，再向我求婚。（前面几则回忆中的插图用到的那些打字机打出来的信都是他回到美国以后写的）。这些信件到来的速度频繁，而且内容也多，常常是一封信从早到晚都夹在打字机上，有了空就坐下写几句。一封信十几页也是常见的。

最初他的来信直接寄到美院，后来的信越来越多，越写越长，而且开始有了敏感内容，他担心这些信丢失，他特别安排了他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美国朋友收信，然后我去取。了解到替我转信的人的经历，我突然对高居翰在这件事情中的角色开始起疑。直到今天，我已经过了六十岁，开始明白在这个年龄的人的人生考虑应该是主导高居翰行为的动因，才开始感到我找到了对这个疑问的答案。

转信的人是加州大学的教授，在北京大学担任外教、跟高居翰很熟。没几年前，这位外教和北大一位女同学恋爱，连人带证据都被抓住了。女同学被开除，而他则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她办了结婚手续，免去了其他处罚—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女。但最终，她也没得到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书。我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内凡是与东方研究有关的人，都耳熟能详他们的婚姻。高居翰是不经意流露出他内心想娶我的念头，被别人利用了吗？即便他不知道“国际女流氓”李爽的遭遇，他对这位同事的夫人失去北大学籍的事情完全知情。既然知道中国的国情对被搅进这样事情的女学生是灭顶之灾，他还会在八大山人会议上谈到我的时候让人捕风捉影地造出谣言？

他在1987年中的来信，开始叙述他如何正式实施他的计划。有的画了示意图，告诉我他如何把他的全部书籍从他原来的书房，搬到地下室，正式和夫人分居，其余手续在进行中。又有告诉我有个学生替他找到了出租的房子，他要搬出去了。他要等到离婚手续完成之后，再来跟我求婚。他从哪里来这么强烈的自信，认定我一定会接受他的求婚？虽然后来跟他生活的时间里使我看到高居翰一生都是这样：凡是他想做的，就一定认为也是其他人需要的。如果告诉他说我不需要。他会说，你们中国人就会故作矜持，既然这样，我替你说出口。他在离开北京时，非常委婉含蓄地表白过，我半调侃地说：马上要登机了，快回到夫人身边、回到原来的生活。你已经不是白马王子了。但是后半句，我没好意思说出来：你是白发胖子。我愿意相信他只是逢场作戏，给他的中国之行增加一点乐趣。但是当他的信中这些内容接踵而来，我开始忧心忡忡。

高居翰画的搬家图和老宅子示意图

1987年寒假，我去了一趟杭州。开学后回到北京，得知原系主任金维诺先生即将卸任，我一向敬重的这位大神可能接任。未来的系主任找我谈话，坐下之后，他问我是不是在杭州见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潘翠华。我说见到了，还一起吃了饭。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上级领导”有指示，我的一位学长偷偷摸摸到上海和美国女留学生幽会了，并要我尽可能给他提供我知道的一切。他接着严肃地告诉我：“‘上面’责令我们查清楚，这样的学生，一定要开除。”

前面有一篇回忆中提到过潘翠华，介绍她一直在帮助这位老师阅读美国学者讨论中国画的材料。寒假后她跟这位大神提到在杭州遇到我，在上海遇到学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如实说了我的想法：“潘翠华是和她丈夫道格拉斯一起去的，在上海遇到学长，不会是幽会吧。”但是，很快，央美这个大杂院里，开始有人悄悄地传着：你们系里那位研究生麻烦大了，国安都介入了，他在上海私会了美国女人。有人跟踪，今年是否能毕业，是否能留校，都是问题了。

这件事的知情人只有四个，我，学长本人，大神老师，潘翠华，是谁在神速传播谣言？可是这位学长偏偏一如既往地到我们宿舍来聊啊，聊啊，好像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传闻。我当然没有胆量跟他提起大神老师跟我打听他去上海的这件事。我看着那位侃侃而谈的学长，突然明白了：台风的中心最安静；谣言是不需要事实的。我好像看到了大神老师在用跟我打听学长同样的神情跟别人谈论我……

台风的中心最平静

大概还不到1987年暑假的一天，指导老师孙美兰先生喜滋滋地告诉我，金维诺先生收到了加州大学给我的正式邀请信和经费保证，也已经告诉她同意我去美国进修。但是几天之后，孙先生神色大变，来找我，告诉我说系里另一位领导觉得不应该允许我去美国、而是要先做完论文再去。孙先生还说，担心我去了，完不成论文，最后影响毕业，更别提留校的事—他是好意。孙先生话题转了一下告诉我说，去不去美国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更严重。系里收到几封来自美国的举报信，说你破坏高居翰的家庭，要求学校对你严肃处理。她还告诉我说来信的有旧金山的中美友好协会的人，还有高居翰的两名女学生。孙先生说，他们在讨论要开除你，送你回原籍。

我目瞪口呆---破坏自己家庭的是高居翰本人，怎么成了我？！我的原籍又是哪里？

孙先生说情况紧急，给了我一系列建议。我首先按照孙先生建议的，去找当时任副院长的朱乃正老师出主意如何解决。

刚刚走进院长办公室所在的二楼楼道，迎面过来一位女老师。她看见我进了二楼，楞了一下，突然说：曹星原，你来一下。她轻轻在身后掩上门，问我：你知道谁是李铸晋吗？我说他是堪萨斯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是他邀请了我们系的大神老师去美国的。她说，李铸晋以堪萨斯中美友协的名义发来一封电报，说你破坏高居翰的家庭，在海外华人中造成很恶劣的影响，要求学校对你严肃处理。说完，她开了门，让我出去，又盯了一句：这个电报对你很不利。

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和绝望。在院长办公室，我把孙美兰老师让我找他求救的事说了，朱老师说：“最近院里好多会上你们系都有人提这件事；这是怎么搞的。”我把实际经过告诉朱老师之后，他做了三个建议：一、你也用他们的办法，让高居翰给靳先生写信替你澄清；二、你自己找靳先生要求一个澄清自己的机会；几天后，朱老师又补了一条：尽快找你们系里的新上任的主任当面沟通。

我马上行动，先让高居翰写信让他给靳先生写信，再告诉他朱老师让我去见大神老师当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