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中，其中有展出王献之《鸭头丸帖》卷。这件作品有明代进士王肯堂题签：“晋尚书令王献之鸭头丸帖”。卷上钤有宣和诸玺：“双龙”“宣和”“政和”等。文后有“天历之宝”大方印，印下有元代著名学者虞集题记云：“天历三年（1330）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臣虞集奉敕记。”以上印玺及款识均为真迹原配。
王献之《鸭头丸帖》及题跋的前半部分
王献之《鸭头丸帖》及题跋的关半部分
在后又拼一纸，为宋高宗赵构赞语：“大令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上钤印“御书之宝”。再后为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明王肯堂、董其昌题记，清周寿昌等人题跋。
我们看到的截止董其昌的跋之前，有南宋高宗赵构赞语、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明王肯堂等人题跋。本文将从董其昌《跋鸭头丸》帖，分析宋高宗赞语在明代《鸭头丸帖》题跋的变更历程。
一、 宋高宗赞语中“右军”“大令”在明代的演变流程
清代书法家王澍（1668-1743）同样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当然看到了墨迹上的高宗题跋以及北宋人的观跋，《淳化秘阁法帖考证》于《鸭头丸帖》条下记：
此帖真迹万历间藏新安吴用卿家，刻《余清斋》帖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题为右军之赞，柯九思等未敢有异论，恐俱误。
王澍的这则记录，提到王澍见到了《鸭头丸帖》墨迹和《馀清斋法帖》中的宋高宗跋，墨迹中为“大令”，《馀清斋法帖》为“右军”，他认为这件作品经过柯九思的手中。柯九思等元代诸家没有对此题出异议，可能这个“右军之赞”是有问题的。
对于帖后的宋高宗赞语一纸，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认为系从他处移来，论之甚详，此不赘述。接着徐邦达的话题就宋高宗的赞语一纸，作一些深入的思考，《鸭头丸帖》的高宗赞语在明代究竟经历了怎么的变化？
大家知道，《鸭头丸帖》，宋时曾刻入《淳化阁帖》第十及《大观帖》第十，这两种丛帖按刻帖体例均不加刻跋文。又《淳化阁帖》刻于淳化三年（992年），《大观帖》刻于大观三年（1109年），《淳化阁帖》和《大观帖》均在王献之名下。
1、我们来看看《鸭头丸帖》墨迹中（上博藏）宋高宗这纸赞语的内容：
右为宋高宗赞语
“大令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
2、我们再来看明代刻帖的情况
明时，《鸭头丸》刻入《东书堂集古法帖》、《宝贤堂集古法帖》、《馀清斋法帖》、《玉烟堂帖》及《泼墨斋法书》等集帖中。
《东书堂集古法帖》，十卷，明永乐十四年（1416）周宪王朱有炖临摹上石，所刻以《淳化阁帖》为主，参以《秘阁续帖》及宋元人书，第八卷“历代名臣书”中收王献之《鸭头丸帖》，王跋（应为无跋）。此应为翻刻《淳化阁帖》。
《宝贤堂集古法帖》，十二卷，弘治九年（1496）晋庄朱钟铉之子朱奇源命王进、宋灏灯摹勒上石，其序云：
“…取《淳化》、《绛帖》、《大观太清楼》、《宝晋》诸帖，且我朝以书著名者不下数十家…择其优者…摹勒上石。”
其中卷六、七为王献之书，所收《鸭头丸》亦无跋。容庚先生《丛帖目》云其卷六、七分别是与《大观帖》九、十同，此应为由《大观帖》中翻出。
《玉烟堂帖》，二十四卷，万历四十年（1612）海宁陈元瑞摹集，上海吴之骥镌刻，其中卷二十收《鸭头丸》，无跋。《玉烟堂帖》有董其昌序云：
“予友陈元瑞，结集历代名迹与石刻佳本若干卷…”
上述三种明刻丛帖所刻《鸭头丸》，虽均无虞集题记及高宗题赞，但因摹自《淳化阁帖》、《大观帖》等，非从墨迹摹出，在高宗题赞问题上自然不足为凭。
《馀清斋法帖》高宗赞语为“右军”
《余清斋法帖》原石
《馀清斋法帖》所刻入《鸭头丸》的续帖帖尾有“万历甲寅（1614）夏六月馀清斋摹勒上石”篆书纪年字样。高宗赞语唯赖刻帖得以保存原貌，《馀清斋法帖》可谓功不可没，这个原样是什么呢？
右军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
《泼墨斋法帖》第四卷
《泼墨斋法帖》高宗赞语为“大令”
《泼墨斋法书帖》卷四载《鸭头丸帖》后高宗赞语为：
大令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
《馀清斋帖》中《鸭头丸》一帖，刻入续帖第一册中，刻本与今传墨迹本相对较，有两处不同：其一，高宗赞语墨迹本“大令”，而刻本为“右军”，徐邦达谓：
按此为宋高宗赵构所书，庚申是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书法极精，确是真迹。但首句‘大令’系挖去原文该书，笔画僵硬，与下文其他字截然不同，但王肯堂（实为王秉錞）刻《泼墨斋法帖》时已同今本。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记为：“明天启四年（1624）金坛王氏泼墨斋摹勒上石。
徐邦达显然是把《泼墨斋法帖》的作者记错了，王肯堂曾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成一帖，帖名为《郁岗斋墨妙》，其中并无《鸭头丸帖》，《泼墨斋法帖》实由同为金坛人的王秉錞编次，长州章德懋镌刻。
王肯堂为吴希元跋《鸭头丸帖》
3、王肯堂在吴希元和吴廷家中所见“右军”变“大令”
王肯堂在吴希元家中看到这件《鸭头丸帖》时，前面的高宗赞语也是右军。因此，他在题跋中写道：
吴新宇中翰家书法第一，亦天下法书第一。
因为我们都知道，天下法书第一在我们的常识中通常是指王羲之。目前我们所见提到天下法书第一的有《快雪时晴帖》，米芾说：王羲之的《破羌帖》，天下法书第一。所提到的都是王羲之的作品。因此，王肯堂此跋可以确证在吴希元家中见到墨迹所题，王肯定见到的宋高宗赞语是“右军”而不是“大令”。
后来，这件作品流传到了吴希元的族弟吴廷手中，王肻堂的题跋又将《鸭头丸帖》题为“王大令”所书。
王肯堂为吴廷跋《鸭头丸帖》
这里的疑问是，吴廷所刻《馀清斋法帖》原石上所载为“右军”，为何王肯堂为吴廷所跋为“大令”，此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吴廷刻了《馀清斋法帖》后，吴廷发现此作应为王献之所，因之把《鸭头丸帖》把高宗赞语中“右军剜去”改为“大令”，而请王肯堂复题为记？
如此以来，此帖在明天启四年（1624）金坛王氏泼墨斋摹勒上石《泼墨斋法帖》中显示，《鸭头丸帖墨迹》中宋高宗赞语自然是根据吴廷所改，自然高宗赞语变为“大令”。这个时间段应该在王肯堂为吴廷题《鸭头丸帖》之前，或者就是改更的当时。当然《馀清斋法帖》已经摹刻成拓本，为时已晚，只好将错就错。时至1624年王秉錞得到墨迹上石，所以其《泼墨斋法帖》与今本墨迹相同。
从《泼墨斋法帖》刻本看，高宗后的北宋人观跋，应该是在1624年以后，另外的好事者加之，因此，亦与《鸭头丸帖》无关。
周寿昌跋（上博官网图，题识一行无）
墨迹本后有清周寿昌跋云：“第细审真迹，始知各汇帖钩刻失真，当以明吴氏馀清斋刻为胜。杨守敬《书学迩言》：“王大令鸭头丸帖，余清斋刻之，有宋高宗赞，清超绝尘。阁帖已刻之，重浊不堪矣。”其《平帖记》又云：“《鸭头丸帖》阁帖已刻此，试以余清斋较之，真天渊矣。”
周寿昌和杨守敬认为《余清斋》所刻《鸭头丸帖》最佳，但是他们在和墨迹本相较之时往往都忽略了宋高宗的语赞究竟是“右军”还是 “大令”，特别是在墨迹本后题跋的周寿昌居然没有注意到墨迹本和《馀清斋法帖》中高宗跋的“右军”和“大令”之别，这倒是有些让人生疑。
二、 董其昌和王澍的质疑
董其昌跋《鸭头丸帖》
前文提到王澍（1668-1743）看到《鸭头丸帖》墨迹上有高宗题跋以及北宋人的观跋，《淳化秘阁法帖考证》于《鸭头丸帖》条下记：“此帖真迹万历间藏新安吴用卿家，刻《余清斋》帖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题为右军之赞，柯九思等未敢有异论，恐俱误。
其实，王澍对高宗跋所提出的疑问，董其昌在《鸭头丸帖》墨迹中的题跋就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董其昌在题跋时，只看了到“止虞集记耳”。全文如下：
元文宗命柯九思鉴定法书名画，赐以《鸭头丸帖》与《曹娥碑》真迹。《曹娥碑》卷有赵孟頫跋具言之。此卷止虞集记耳。二卷右军父子烜赫有名之跋也。董其昌观于袖石斋因题。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记载了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与《鸭头丸帖》有关的情况。明神宗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董其晶听到中书舍人赵士祯所说，神宗天藻飞翔，雅好书法，经常把《鸭头丸帖》带在身边。全文如下：
明神宗帝天藻飞翔，雅好书法。每携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予闻之中书舎人赵士祯言如此，因考右军曾书《文赋》，禇河南亦有《临右军文赋》今可见者赵荣禄书耳。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 中，董其昌引用中书舍人赵士祯的话告诉我们，《鸭头丸帖》在明神宗在位时，也就是万历年间，仍在明内府。以此断定，董其昌在《鸭头丸帖》的题跋，应是《鸭头丸帖》流出内府之后。董其昌在袖石斋题跋的时候，可能因为赵士祯的传言，神宗如此喜爱的《鸭头丸帖》竟然只有虞集一跋。
董其昌在题跋中说的清清楚楚：此卷止虞集记耳。为何在《鸭头丸帖》墨迹上董其昌题跋前面还有宋高宗赵构赞语、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呢？
此虞集一跋，在《馀清斋法帖》和《泼墨斋法帖》中均有。
《鸭头丸帖》墨迹虞集跋
馀清斋法帖》二玄社版
《泼墨斋法帖》虞集跋
我们先来说说元文宗赐柯九思《鸭头丸帖》与《曹娥碑》以鉴天下法书的故事。
天历元年二月，元文宗命柯九思取其家藏之宝《曹娥碑》（现《曹娥诔辞卷》）进呈内府。两个月以后赐还，并命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的虞集题记，当时大学士忽都鲁弥实和授经郎揭奚斯等都在场。
天历三年（1330年）正月十二日文宗又命柯九思将《定武兰亭五字损本》进呈，御览之后甚为欢喜，并亲识“天历之宝”以赐还。而就在同一天，文宗还将王献之《鸭头丸帖》赐于柯九思。
董其昌也见到过《曹娥碑》，他在《临王右军曹娥碑跋》中云：
余为庶常时，馆师韩宗伯出所藏《曹娥碑》真遗绢本示余，乃宋德寿殿题。元文宗命柯九思鉴定书画，赐以此卷。赵孟頫跋，记其事甚详，且云：“见此如岳阳楼亲听仙人吹笛，可以权衡天下之书矣”。当时以馆师严重，不敢借摹，亦渝敝难摹，略可仿佛于非烟雾间耳。因书《曹娥碑》，识之。
《曹娥碑》卷有韩逢禧印，此卷在明代经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家藏，韩宗伯示所藏《曹娥碑》卷，其上有宋高宗题和赵孟頫跋不假，但是董其昌把题跋内容弄混了，赵孟頫的题跋原文是：
曹娥碑正书第一，欲学书者不可无一善刻，况得其真迹，又有思陵书在右乎，右之藏室夜有神光，烛人者非此其何物耶。吴兴赵孟頫书。
董其昌提到的如岳阳楼新听仙人吹笛之题跋也是记忆模糊，原题为黄石翁所跋，原文如下：
曹娥碑石刻善本亦未易得，此卷乃在澹轩密箧，如岳阳楼亲见洞宾，觉人间画本俱不类，澹轩十袭珍之。黄石翁书。
董其昌在韩宗伯家看到曹娥碑，临帖并跋，黄惇在《中国书法全集-董其昌》卷中载：
1608年戊申，万历三十年，五四十岁。在江南。寒食后七日，作《临钟王帖册》。《石渠宝笈续编》第十三册，载董临钟繇《力命帖》、《墓田帖》、《戎辂表》、临王羲之《曹娥碑》，临王献之《洛神赋》等。
虽然跋的内容与《曹娥碑》原作有误，但是可以确认他是见过《曹娥碑》的。另外，他对《鸭头丸帖》的记录中有两次，其中一处是他在《画禅室随笔》中也提到，他曾听赵士祯提到：
神宗帝天藻飞翔，雅好书法。每携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予闻之中书舎人赵士祯言如此，因考右军曾书《文赋》、禇河南亦有《临右军文赋》今可见者赵荣禄书耳。
明神宗皇帝（1563 -1620）也就是万历皇帝，对《鸭头丸帖》珍爱有加，随时都带这身上，可见这件作品的对神宗皇帝的生喜爱程度，因此，他在袖石斋见到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并题跋，谓”止虞集记耳”。这应该是董其昌先听说了《鸭头丸帖》在明内府中的事情之后，后来在袖石斋见到了《鸭头丸帖》并留下了题跋。董其昌的疑惑是：这么精美的名作，皇帝都这么喜欢的东西，怎么只有“虞集”一跋呢? 当然，从董其昌的题跋我们看得明明白白，董其昌在袖石斋题跋的时候，“止虞集记耳”，这就是当时的《鸭头丸帖》的真实面貌。
综合以上考证，笔者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宋高宗赞语为他处移来，与《鸭头丸帖》并无任何关联。应该为神宗万历年间，董其昌在袖石斋题跋之后。好者自拼配而成。
2、从《泼墨斋法帖》刻本看，高宗后的北宋人观跋，应该是在1624年《泼墨斋法帖》刻帖竣工以后，好事者再次拼配而已，因此，亦与《鸭头丸帖》无关。
3、宋高宗赞语“右军”改为“大令”的时间为明万历四二十年（1614）六月《馀清斋法帖》中的“右军”刻帖形成之后，在吴廷收藏期间所改。
通过以上三点结论，笔者认为，《鸭头丸帖》宋元明清，仅元代虞集、明代董其昌、王肯堂及清周寿昌等的题跋与《鸭头丸帖》有关，其余宋高宗语赞、北宋人观跋均与此帖无关，系好事之人拼配而成。
侯勇
时客京华竹溪山房
2019年2月13日初稿
2019年2月20日修定
注：
此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安徽屯溪的汪鹏程支持，亲自去新安碑园拍摄《馀清斋法帖》原石，程渤兄不但提供了《泼墨斋图》的出版资料，还提供了两篇自己研究《鸭头丸帖》的相关文章。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程渤：《王献之<鸭头丸帖>后宋高宗赞语考》来源：《书法研究》杂志总第121期
程渤：《从王献之三帖看馀清斋法帖的书法史料价值》来源：淮阴工程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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