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版图上,草原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新疆北部等,这大多是少数民族的生存地点。那里有毡房、明月、鸿雁、湖水、天鹅,狂风、乌云、骏马、雄鹰、狼群、枯树、黄沙等,共同营造了草原美丽宁静抑或苍凉悠远的意境。这些画面中所蕴含的草原精神,通过历代的诗文和乐曲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然而,中国画特别是花鸟画却在此处出现不多。为了讨论方便,本文把表现这一类题材并借以呈现草原文化的花鸟画,称为“草原花鸟”,并非专指生活在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画家创作的花鸟画作品。
一、花鸟画的概念及丰富的题材
我们现在所说的花鸟画,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的概念。《宣和画谱》中对绘画的分类有:龙鱼(水族附)、畜兽、花鸟、墨竹、蔬果(药品草虫附)。这些都属于现在的花鸟画,然而,当时它们是并列关系。现代花鸟画的概念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各大美术学院都在研究分科教学。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主张:中国画要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个科目进行教学。把《宣和画谱》中古人分类的“道释,人物,宫室”归为“人物画科”,把“山水”归为“山水画科”。把除此之外古人所谓的“花卉、翎毛、走兽、蔬果、草虫、鳞介”等都归属于“花鸟画科”。由此,花鸟画所包含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小景山水、人文景观、现代的工业产品,以及大自然的各种动植物等。简单地说,除了人本身以外,几乎所有的题材都属于花鸟画。
按照这个分类,草原上花鸟画的题材十分丰富。这里不仅有草地上的众多花卉、湿地上的水鸟,还有山地与草原交错地带的各种树木山石。草原多处于高原与沙漠纵横交错之间,一年四季从色彩到形态变化非常丰富。每当春夏交接之际,大地复苏、残雪消融,旅居在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更远到黑海、红海和地中海地区的天鹅和鸥雁,不畏万里飞到中国北方的草原筑巢、繁衍栖息。仅新疆的巴音布鲁克天鹅湖自然保护区就有大天鹅、小天鹅、疣鼻天鹅等一万余只。还有斑头、雁灰雁、白头鹞等一百多种水鸟,有十几种属于珍稀鸟类。
此外,草原上最多见的羊群、牛马、梅花鹿、狼群等,也是花鸟画的题材。值得注意的是,草原上的马群至今依然属于自然散养,鬃毛任其生长,绝无人工修剪的痕迹,是可以看到的天然马的形象。成千上万匹骏马一起狂奔的场面大气磅礴,十分震撼。月夜下,蛙声四起,成群结队迁徙的鸿雁栖息在蒙古包前。清晨,百灵欢歌,一行行白鹭飞过清澈的湖水。
二、历代草原画家
严格意义上讲,历史上没有专门以草原题材为主的花鸟画作品。史书记载多数草原民族出身的画家,都善于画墨竹。如金代,《图绘宝鉴》中记载:“显宗,墨竹自成一家”“海陵炀王完颜亮,尝作墨戏,多喜画方竹”“完颜璹,喜作墨竹,自成规格”“耶律履,墨竹尤工”。元代,高克恭是历史上的画竹名家,“墨竹学黄华,大有思致”“赤盏君实,画竹学刘自然,颇有意趣”“肖鹏搏,诗、书、画三事皆追从黄华。尤长于山水,亦喜墨写梅竹”。这些草原民族的画家,之所以在画竹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大多源于他们对汉族文化的敬仰。他们多数是成年之后移居京城或者中原地区的重要城市。如“高克恭,其先西域人,后居燕京”“赤盏君实,女真人,居燕城”。在这里他们耳濡目染中原文化,加之接受汉族文化教育,首先对有别于草原文化的文明有新鲜感;其次就是花鸟画唐五代之后在中原地区,早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特别是北宋后期文人画对梅兰竹菊笔墨程式的高度概括,使得爱好绘画的知识分子能够直接而简便地进入创作实践。
此外,渤海人“大简之,工松石小景”“伯颜不花,工画龙”。明代“太监陈喜,字仲乐,鞑靼人。工鸟兽,下笔无痕,为一代之妙”。这些画家都是现在意义上的花鸟画家,可是都没有表现草原题材,更没有自觉地用花鸟画阐释自己的民族文化。
比较接近草原题材的作品,是花鸟画中“畜兽”一类作品。辽代义宗“耶律倍(李赞华),善画本国人物鞍马”,《千鹿图》是其重要作品,被收入到大宋秘府。金“显宗,画獐鹿、人马,学李伯时,虽未臻神妙,亦不涉流俗”“胡瓌,工画番马,铺叙巧密,近类繁冗而用笔清劲”“胡虔,学父瓌画番马得誉”。耶律倍和显宗画的鹿很难见到原作,但是,胡瓌父子的马可是很多。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卓歇图》《番族猎射骑图》《骑射图》之类。虽然属于人物画,但是画马的才能尽现其中。耶律倍画的马影响颇大,时人多有评论。有些评论家说他“马尚丰肥,笔乏壮气”。只看文字,感觉他画的马肥硕不堪,肉乎乎的缺乏雄壮之气。其实我们看看原作,会发现并非如此。他的马劲健昂扬,很有草原骏马之气。从作品上也能感觉到,他效仿唐代画马名家的画风,本身又是贵族出身,画面上有一些富贵之气倒是实情。
三、草原文化的特征及精神
草原文化是适应其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而产生的。千百年来,不同的民族,包括草原民族本身,都赋予草原文化无尽的浪漫色彩。草原文化研究者宝力格主编的《草原文化概论》认为,草原文化具有历史传承的悠久性。考古学早就发现位于草原上的红山文化是最早的中华农业文化之一。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草原地区是较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后来由于地质变迁,才孕育了游牧文明。草原文化另一个特点就是区域分布的广阔性。游牧的生产方式使各民族之间加强了联系,也使草原民族活跃了思路。他们非常善于借鉴吸收发达民族的文化,这也使草原文化建构形态具有复合型的特点。
在汉语中“草原”一词,主要指北方民族的生产生活环境。更主要的内涵是指在浩瀚的苍穹之下,白云羊群与悠远牧歌结合中,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美好图景与深远意境。在蒙古语中“草原”一词称为“塔拉”,词义基本等同于家乡,一般都是与家乡一词连用的,称为“塔拉努图克”。一方面表示现实生活中蒙古人的家园,而更多指的却是草原人的精神家园。
草原文化具有自由开放的精神。马背上的民族,通过奔跑的骏马让身体和心灵一起在广漠的原野上驰骋。奔驰的骏马最能代表草原民族的自由开放精神,英雄乐观精神是草原民族追求的精神境界。草原文化崇尚开拓进取精神。北方是苦寒之地,一年中只有不足50%的无霜期,其他均为“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恶劣天气。草原民族为了生存,造就了勇敢面对与开拓进取的民族性格。游牧与狩猎活动使草原民族强壮了体魄,更造就了英雄。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契丹人,建立了高度文明的大辽政权。历代君主始终保持着祖先渔猎的传统,一年四季都有外出狩猎的活动。皇帝在游猎畋渔地区所设行帐称之为“捺钵”。《辽史》卷32《营卫志行营》载:“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宋代词人姜夔还将捺钵及海东青写进诗作《契丹歌》。这种举国上下的狩猎活动,其目的就在于教育子孙不能安于享乐,要坚守草原文化的核心,发扬开拓进取,崇信重义、英雄乐观的民族精神。
四、草原鸟兽的意象
花鸟画的特点是缘物寄情,花非花鸟非鸟,是托物言志的绘画形式。其长处在于运用各种意象表现作者的意图。比如梅兰竹菊表现文人清高的品格,荷花表现清高,牡丹表现富贵等。草原的意象也十分成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悠远辽阔的意境人尽皆知。草原的精神,草原人与鸟兽的密切关系,都是花鸟画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马是草原文化形成的载体、是草原文化传播的工具,也成为草原民族自由开放的精神的化身。蒙古族人都认为马是苍天派来的使者,是他们崇拜的偶像。草原的先民契丹人信仰白马神。每当行军或春秋祭祀时,都要以白马和青牛祭祀天地。民间传说远古时代,一位神人乘白马浮土河而东,另有一仙女驾青牛车泛潢水而下,行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神人与仙女结为夫妇,共生8子,繁衍为契丹八部。
马是草原的“魂”,狼是草原的“灵”。草原狼具有明显的开拓进取精神。小说《狼图腾》中总结,狼具有严格遵守团队纪律的特点,在每次狩猎后还能够时常检查自己的缺点,不断学习提高,善于在团队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交流。不断自我学习和保持更新能力,不断寻找团队积极的品质。这种坚忍不拔的气概,某些程度上具有草原民族的特质,也是值得学习与发扬的精神。
草原人对鸟的热爱,也像他们热爱羊群和骏马一样。很多民族都有对鸟的崇拜,习俗中充斥着对鸟的爱恋情结。维吾尔族人非常喜爱百灵鸟。它们叫声悦耳动听,在草原上随处可见。1991年12月,百灵鸟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确定为维吾尔族人民的吉祥鸟,以此来象征其能歌善舞、纯洁高尚热爱美好生活的天性。
英雄乐观精神的化身“鹰”,是居住在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族人的最爱。他们的民族舞蹈中多见模仿雄鹰飞翔的动作,甚至有些乐器也有以鹰骨做成的,比如一种管乐叫鹰笛,就是用翅骨做的。他们认为鹰为百禽之首,它集忠诚、仁慈、勇敢、正义、坚强于一身,是英雄的化身。
在中原大地把大雁看作是情鸟,古代男向女家求婚时必备一只活雁。《礼记·婚礼》记载的“宾执雁,请问名”。民间传说,“雁失配偶,终生不再成双”。蒙古族对于大雁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它们寒来暑往,战胜各种艰险永不停歇,既是严守信用的信鸟又是英雄的化身。民间有个习俗,每见到南雁北飞或者北雁南飞时,都要恭恭敬敬地往草地上泼洒马奶,以示祝福。长诗《嘎达梅林》也是以大雁为载体,反复吟咏英雄的事迹,歌颂人们对英雄的爱戴。
五、草原花鸟画的创作实践
草原花鸟的创作是个新领域,前人作品中并没有多少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只能从相近的作品中吸收营养。草原和蒙古包属于山水画的题材,直接套用便可解决问题,鸟的画法可工可写。草原花鸟的难点在于构图。辽阔悠远是草原的美之所在,然而,无垠的草地过于单调,这是画面处理上的难题。传统绘画中善于大量运用空白来唤起观者的联想,这种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既单纯又不能单调是对画家构图能力的考验。最重要的是要与摄影作品区分,如果把草画得太过具体会感觉境界过小,画得稍微简单又容易陷入空泛。
现实主义的画面往往容易把观者的思维空间限定在作者设定的范围之内,而纯粹抽象的语言更容易陷入空洞的形式探索,这就影响了客观物象绝美的再现。笔者在创作《天地·大美》时,采用了壁画的构图方式,在平面上进行分割,形象之间互相透叠、互相勾连,大量运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又结合象征主义的元素组合完成。作品尽量呈现出大自然的和谐,共同享受生存空间的画面。在技法上,结合了工笔画和写意画两种手法,对背景中的各种杂草、蒙古包等采用了写意的手法。《天地·大美》力求画得自由轻松,运用书写的方式,强调中国画的工具材料的特殊性。鸟类的处理则继承宋人严谨扎实的造型方法,使每一种鸟都能生动活泼,其自然悠闲的样态构成了草原的整体生态。《天地·大美》着重表现草原文化中的开拓进取精神,所以,对于力量的表现和挣脱羁绊、向往自由的意识比较突显。画面主体是一只健壮的鸿雁奋力向前起飞,在蒙古包和月亮的背景衬托下,尤其显示其坚毅与力量。背景中若隐若现的车轮则承载了草原人世世代代的生存艰辛。在鸟类和人类的相似命运中,草原成为其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载体。
《共宿芦花浅水边》则是一幅纯粹的工笔画,创作目的侧重于草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笔者首先选定大雁和芦苇这两种草原上最常见的动植物作为主体,并综合运用它们的象征意义。秋去春来,严格坚守的信义,对爱情的誓死忠贞都是大雁的最主要的意象。笔者发现,表现草原的辽阔一般要有深远的空间处理,可以用飞向画面深处的鸟或者虚化的远景加强纵深感。漫天的芦苇花与草原人同命运,草原民族都是游牧为生,随着水草的丰茂到处迁徙,这种生活状态很像飞舞的芦花到处飘荡,飘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繁衍不息。当代人为了生活,外出、求学、务工也是春去秋来规律的迁徙,大雁的迁徙和芦花的飘荡正是人生的写照,也是草原民族生活的写照。
对于许多沉重的话题来说,轻松优雅的意趣也是绘画艺术所能表现的长处。《达赉湖》旨在表现宁静的草原上达赖湖水清澈见底,白鹭在岸边翩然起舞,与水中毡房的倒影相映成趣,属于典型的宁静隽永之境。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悠扬的草原牧歌。
《渴望家园》具有一定的当代艺术倾向,它的产生来自于对草原沙漠化的担忧。目前,全球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也引起了许多花鸟画家的关注。花鸟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不能仅以装饰生活、美化生活为主旨,而要与其他文化形式一样,参与到社会重大话题中,起到花鸟画自身应有的影响与作用。嘎达梅林早在八十年前就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他希望能保住蒙古族人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态环境的变化与草原人的关系尤为密切。近些年草原的破坏很严重,笔者多次听到草原干旱严重沙化的消息,于是创作了《渴望家园》,希望环境能够回到过去那鸟语花香的世界里。
花鸟画能否为少数民族美术尽微薄之力,是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正因为其难度的存在,才更需要花鸟画家为之付诸艰苦的实践。在中国画现代化、艺术语言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拓展花鸟画的表现领域,挖掘非主流文化的独特精神内涵,对花鸟画创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草原的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人们对少数民族艺术的认识多半来自直观视觉经验。草原的辽阔无垠、雄浑博大、沉郁苍凉、宁静悠远以及草原文化的精神内涵,很难具体的用一花一鸟再现。以花鸟画的形式表现草原,传达草原文化的精神,需要对花鸟画技术与艺术双重语言熟练把握。同时,还要对草原文化深入了解,只有对草原怀有深爱的画家,才能完成这个课题。
我们对草原的印象总是美好、浪漫的。然而,真实的草原生活,除了自然环境的美好之外,还有生产生活环境的严酷。如沙漠的荒凉、冬季的寒冷,凶猛的秃鹫和嗜血的狼群,以及蚊虫的侵扰、生活的寂寞等,这些因素往往为深沉悲壮的作品提供了创作素材。对于草原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严酷的一面,草原民族自身是十分清楚的,其他民族也并非完全不了解。历来就有人与猛兽搏杀、人与恶劣的环境抗争的文艺作品,深深地撼动着读者的心灵。传统的以汉族农耕文化为依托的花鸟画,表现的是鸟语花香、莺歌燕舞,或者是岁寒三友、梅妻鹤子,不是清高的文人精神,就是祈福迎祥的美好期望。如果在草原花鸟画的研究与创作方面多加关注,必将使花鸟画注入新鲜活力,出现更多佳作。草原花鸟画的创作与研究道路还很长,有待要我们去做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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