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西泠印社的两大时代目标_：_“诗书画印综合（兼能）”与“重振金石学”_诗书-分科-重振

自沙孟海社长提出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理念之后，我们一直是在竭尽全力贯彻落实之。每年秋季雅集时的

自沙孟海社长提出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理念之后，我们一直是在竭尽全力贯彻落实之。每年秋季雅集时的学术研讨会，每次近千页的大部头论文集，十五年来出版的学术成果，足可堆成书山，令人感慨岁月不居，而我们并没有虚度年华。在西泠印社的“学术”（印学）一翼，可谓是成果丰厚，成就卓越，研究水平引领时风。

学术理论一翼有如此一以贯之的宗旨和执行力，那么创作一翼应该有什么相应的新目标、新举措？社员同道们也都翘首以待，期盼我们能有一些符合社内大众意愿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部署和策划。经过在社内外广泛征求意见，又参考近现代学术艺术发展的规律，审时度势，寻找新的切入点，最后在2005年正式提出“诗书画印综合（兼能）”，在2008年正式提出“重振金石学”的新的学术目标。百年社庆以后十多年来贯穿至今的，在学术理论上是“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在创作实践上就是“诗书画印综合（兼能）”和“重振金石学”。

先来看“诗书画印综合（兼能）”。

西泠印社从起步之始，就是讲求“诗书画印综合”的典范。吴昌硕诗书画印均为巨擘自不待言，历任社长群体中，或艺术与学术兼善，或专业与文化兼能，有以“学术引领”者，如马衡、张宗祥、沙孟海、启功、饶宗颐；有以艺术创作独标高峰者，如吴昌硕、潘天寿、王个簃、诸乐三、傅抱石、沙孟海；“综合”“兼能”是他们这一辈大师高居峰巅时的辉煌底色。

但自民国办新式教育以来，与旧有的科举相反，新式学堂尤其是像京师大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已经开始实行分科教育。原来的文史哲不分家，转换成为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各据一端，互不相扰。自然科学的数理化更是非专业分科无以行之。艺术更是如此，民初成立美术专科学校、音乐专科学校，皆是分科教学，再后来，美术分油画、版画、中国画各系，再后来一个中国画系又分山水、花鸟、人物画科室。总之，是越来越分科细化的大趋向。

将近百年来的新教育，为中国社会文化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今天，回过头去看这新式的分科教育，逐渐发现它的弊端也十分明显：写书法者不懂篆刻，绘画者不会题款写字，学篆刻者不通书画，而在书画印有一技之长者大多不通诗文。古今圣贤视为一体的诗书画印，在今天是无融会贯通互为因果之利，越分科细密越容易陷入工匠技能的陷阱，绝少能培养出专业技能突出又有综合的人文修为者。

分科教育和精细化的现代美术教学体制，对于传统文人书画而言，的确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现代转型，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专业人才。但仅仅是分科而缺乏综合，又使得传统艺术中德艺双修的好风气无法得到承续。西泠印社有鉴于此，希望在现有基础上“拾遗补阙”，在新式教育已历百年之时，恢复诗书画印综合兼能的古来传统。对于一个新时代而言，它是反向而行，但它的目的不是复古，而是不断反省和自我批判，认真汲取传统中有价值的要素，弥补新式分科教育所暴露出的不足。已有的高校因限于管理体制、课程、教师知识结构等，不易调头转向；西泠印社却因其是一个艺术社团，而无须有这么多的负担和束缚，可以大胆尝试，为今天中国书画篆刻的新发展，提供另一种路径选择的可能。但可以肯定，没有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氛围，我们连想都不会去想。

百年社庆之后的2005年，经过精心策划确立的“西泠印社国际艺术节·首届中国印、中国书法、中国画大展（三大展）”隆重举行。2006年，“西泠印社社员书、画、篆刻提名展”又以综合兼能的方式在社内同道中进行了全方位动员。两次热身可谓先声夺人，使百年西泠崇尚“诗书画印综合（兼能）”的独特价值取向，昭告天下，有了一个清晰的社会化亮相。

记得在当时，我们为了提倡不同于现代美术的传统诗书画印艺术，又鉴于首任社长吴昌硕的诗书画印四绝，曾专门设了一个“吴昌硕奖”，重金奖励参展的最优秀者。但正因这是西泠印社的首倡，曲高和寡，又非已历百年的美术学院、美术家协会的体制所能容纳，大气候尚未形成。最后全体评委皆认为不能放低标准，议决最高奖“吴昌硕奖”空缺。

时隔两年，2008年为西泠印社105年社庆，“汇融光大”系列活动中，又专门针对印社社员内部专设一个西泠印社书画印三项兼能社员作品邀请展。2009年，西泠印社诗书画印大型选拔活动举行，这次采取的方法是优胜者可获选拔入社。看到许多青年学子因诗书画印全面“兼能”的优异成绩而加入西泠印社，艳羡者交口传颂，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随着2012年（壬辰）、2015年（乙亥）连续几届横跨四大门类即诗书画印大展的选拔，获得“多项兼能奖”的优秀中青年艺术家络绎入社，“诗书画印综合（兼能）”这个西泠印社在百年社庆之后的核心工作思路和目标设定，终于在当代艺术史上理性地反向而行，而且站住了脚，成为一个鲜明的品牌。

再来看“重振金石学”。

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为“金石学”的开山祖。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则是“金石学”的第二个高峰。民国时期，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被郭沫若推誉为“近代金石学”公认的奠基人，陆和九、朱剑心等皆有金石学相关著作。但正是因为新学兴起，在最早的新学堂中，如早期北京大学国学门还设有“金石学”课程，其后就渐渐销声匿迹了。“金石学”的内容，被新的学科制度分解为古文字学、古汉语学、古诗词文学、古文献学、古器物学、文物考古学和碑帖学、收藏鉴定学等，化身千万，而作为“本体”的金石学却被消解殆尽，名亦不存。

西泠印社最早拟定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金石”是与西泠印社本业的“印学”相对应。创社之时有“保存金石”的宣言，20世纪20年代有义卖募资千辛万苦集体赎回《汉三老碑》的情系金石的壮举。其后有撰述第一部《中国金石学概要》为学科奠基的马衡出任社长，20世纪50年代乃有金石收藏研究家陈伯衡为西泠印社筹备组副组长，80年代更有沙孟海社长澄清作为“学术”的金石学与作为“艺术”的篆刻艺术之间的既分又合的辩证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金石学在近代的趋于消失，虽是时势的必然，但对于西泠印社而言，并不是一个无解的“死结”。作为学术，它从体制内走向民间；而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物质传承形态，它却仍然可以重新焕发生机，从低迷再走向繁盛，亦即是我们所说的“重振”。

借重于1992年国家对文物市场的开禁，十数年的市场孕育，朱墨传拓的旧本，尤其是有明清名人题跋的拓本，当然还有名碑法帖的宋拓、明拓如稀世之宝，更有实物的碑志、画像石、瓦当和海外回流的青铜重器，拍卖市场交易的刺激，使“金石”和金石之学又一次广受关注，成为当红角色。我们提出“重振金石学”，正是正确评估了这十几年来文物市场的大量需求，和恢复传拓技术的民间愿望，还有对作为旧学术的“金石学”在学科立场上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在改革开放的大氛围下，2008年，推敲斟酌再三，终于树起了一面“重振金石学”的鲜明的学术旗帜。时值西泠105年社庆，系列活动中即尝试着筹办了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金石永年’金石拓片精品展”。

2009年，我们召开了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金石学”的基础概念、古玺印与金石学的关系、彝器铭文和碑帖研究、金石著录文献、金石家人物、金石收藏和流布等，进行了“理论先行、学科居首”的前期专业和学术思想的准备。

2012年，西泠印社壬辰秋季雅集 “百年西泠·翰墨千秋”，举办了“西泠印社社员金石拓片题跋展”，这是印社在创社初期“保存金石”思想引领下，全社参与的又一次尝试——从弘扬篆刻艺术到走向“重振金石学”。

2013年，西泠印社举办110年大庆大型系列活动“百年西泠·金石华章”，其间又举办了围绕“重振金石学”主题的“金石家书画铭刻展暨鉴赏会”与“西泠印社社员藏珍展”。

经过对古代史、近代史仔细分析而获得的“诗书画印综合（兼能）”和“重振金石学”，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西泠印社在当代为保持鲜明独立性而在学术理念上展开的双翼。而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将成为一个冠冕级的主要目标，一冠两翼，构成了今天西泠印社作为高峰的存在。

注：本文摘录自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先生《西泠印社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写在西泠印社115年社庆之际》一文，原文刊载于《西泠艺丛》总第45期“西泠印社115年社庆专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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