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对话丨邱瑞敏、吴慧明:艺术从来不是“十全十美”,创作者完成一半,剩下的交给观_作品-油画-两人

编辑:梁侨 来源:上观
 
“同道——邱瑞敏、吴慧明艺术研究展”11月9日起亮相中华艺术宫,展出170余件代表性的油画、雕塑以及

“同道——邱瑞敏、吴慧明艺术研究展”11月9日起亮相中华艺术宫,展出170余件代表性的油画、雕塑以及素描、速写、水粉、水彩作品。这是他们夫妇俩第一次在国内举办个展。邱瑞敏说:“办展是一件慎重的事情,我们一生艺术的发展,深深刻入时代烙印。此番展品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既是我们创作的一次回顾展,也能从中看到时代的艺术缩影。”

这对艺术伉俪有着相似的艺术经历、相仿的艺术追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培养的第一代优秀艺术家,邱瑞敏和吴慧明同年同月生,1965年共同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又同时进入上海油画雕塑院从事创作。邱瑞敏专攻油画,吴慧敏擅雕塑,在创作过程中,两人互相是对方的“第一个观众”,在艺术道路上携手同行。此次展览名为“同道”,便是源自两人这段“一同到底”的人生经历。

从写实性的主题创作到中国文化的意向再造,邱瑞敏始终坚持着油画民族化、现代化的探索。在艺术生涯早期,他创作出了《毛泽东在一大》、《在党的一大会址上》(与陈逸飞合作)、《共商国是》(与靳尚谊合作)等富有历史意义的作品。1980年代,邱瑞敏作为美国纽约普拉特学院访问学者赴美,艺术风格开始转向更意象化的表达。吴慧明则是新中国为数不多的女性雕塑家之一,其作品为观众带来了特定时代下女性艺术家的视野,视角追寻着中国雕塑的现代性发展。她于1990年为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创作设计“世界杰出妇女奖”奖杯及雕塑《昇》并进入“世界名人录”。

虽然艺术载体不同,艺术样式表现不一,两人的油画、雕塑作品却珠联璧合地展现了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去年,夫妇两人无偿向中华艺术宫捐赠了百件创作的绘画、雕塑原作,这一成体系的重量级捐赠,极大地充实了中华艺术宫的馆藏。

值展览开幕之际,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邱瑞敏、吴慧明夫妇,探寻两人半个多世纪以来走过的艺术道路。

上观新闻:“同道”展中的作品跨越时间很长,从两位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创作风格从写实到写意、变形的变化。应该如何看待前后创作风格的变化?是什么促成了这种改变?

邱瑞敏: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艺术道路和这个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展览作品从上世纪70年代延续到现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作品,可以看出我们艺术发展的轨迹。在美专的时候,老师中有从俄罗斯学派学习回来的;也有法国留学的,比如吴大羽、周碧初,所以这两方面的教育都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接受的是比较写实的教育,因为要反映现实题材,主题性创作比较多。当时有国外画家来看展,说这位中国画家怎么这么厉害,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群展,风格太统一了。到了改革开放后,我们走出国门,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看到了世界经典的作品,创作上也根据自己艺术的个性,走向个人风格化的发展。我开始比较写意,艺术的趣味感、画面的流动、色彩的跳跃、笔触的随意,这种感觉吸引了我。我们一生艺术的发展,深深刻入了时代的烙印,我们这代人代表了这个时代的艺术缩影。当下的年轻艺术家和我们这一代的追求可能都不太一样了。

吴慧明:在创作中,我是只注重过程,不注重结果的,很多东西我都没有记录,非常“马大哈”。这次展览中还有几张我早期的素描,是邱老师找出来的,我还吓了一跳。这个展览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回顾。

我刚开始接受的教育也是传统的,从俄罗斯传过来的规范的写实教育。毕业进入单位后,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雕塑技法,对于艺术上的吸收、补充很有帮助。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雕塑创作过程中,我们去山西等地采风,了解传统雕塑的技法。同时,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随中国雕塑代表团赴美国考察,对我也有很大的冲击。可以说,中国古代艺术和西方雕塑对我都有影响。

从美国回来后,我的雕塑就开始有变形了。美国是一个开放的、扩张的社会,我们看到的城市雕塑都很开放、夸张。这种对自我内心的释放打破了我以前的框架,我也想把内心要表达的强烈愿望表现出来。但创作时,我脱不开以前学习的东西,与西方雕塑的冷硬不同,我很强调线条的柔美、柔和,女人是水,我的作品中出现的都是很柔美的东方女性的身体曲线。

上观新闻:此次展览中,哪几件作品对你们来说十分特殊?能否介绍一下?

邱瑞敏:有一幅1980年的油画《共商国是》,现在由中南海收藏。当年,毛主席故居要对外开放,中南海邀请我和靳尚谊合作画一幅油画。我们就根据秘书的描述,把建国初期五大领导人在毛主席住的地方的草坪上聊天的情景画了下来。先是构图,然后向警卫员了解领导人的动作习惯。比如,刘少奇喜欢抽烟,周总理喜欢穿风凉鞋,他们的衣服、习惯都是警卫员讲述的。构图画好后,我又辗转联系当时上海文化局组织的学习班上的小组长吕复,希望能联系几位特型演员。最后他们都来为我们做模特。为了更贴合领导人的形象,我们还去中央纪录片制片厂看领导人的纪录片,也去秘书处找很多资料。这幅画前前后后创作了四个多月时间。

吴慧明:1995年左右,我创作了一个雕塑《狂想曲》,就放在新华路路旁。新华路当时又叫“国宾道”,外宾来都走这条路。我是通过两个舞蹈者的形体,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和谐,但同时,舞蹈又是奔放的、发展的。刚做出小稿的时候,大家评价不一,因为这种变形的形体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新的,后来当然越来越开放了。不过,直到去年的捐赠展上,还有人说我的雕塑不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做的。

上观新闻:展览名为“同道”,两位如何看待艺术道路上的同与异?

邱瑞敏:20多年前,《解放日报》给我们做过一个报道,因为我们同年同月生,毕业于同一个学校,又进入同一个单位从事创作,题目叫“一同到底”,实际上我们是“三同”。现在,“同道”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从学校到单位,我们基本走在同一条路上,虽然专业类别不一样,但会不停地交流、沟通。在创作上,我们也互为模特,我给她写生,她给我做过头像。这次展出了一幅1983年的油画《雕塑者》,里面的人物就是年轻的吴老师。画面中的雕塑背景,是她以女儿珂珂为模特创作的。

吴慧明:我们在艺术上的感知、感悟是共同的,每次出稿子,对方都是第一个观众,会第一时间提出看法。我们的艺术道路比较相似,科班传统教育出身,再到外面去看,开阔了眼界,因此双方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一路同行。当然,雕塑和油画的侧重点不一样,油画强调色彩、构图,雕塑强调重心、体量感、造型,这上面会有一些观念上的摩擦,但大的艺术方向,我们双方都是互相认可的。

上观新闻:回顾这数十年来的艺术道路,是否留有遗憾?

邱瑞敏:艺术家的一生都是为艺术献身的,最大的遗憾是对子女的关心很不够。70年代,吴老师忙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雕像的创作,一直奔波于上海、南京之间,我去中南海一去半年,对孩子照顾很少。有一次,我去体验生活,火车票是下午1点多。她从南京回上海,下午4、5点到,中间有个时间差,只能把孩子关在房间里,那时候小孩只有5岁左右。还有一次我为一大纪念馆搞创作,时间很紧,我一直在油雕院画到了7点多,去幼儿园接女儿时,发现就她一个人坐在幼儿园台阶上等。搞艺术的人都会有这种状况。有时候碰到问题,想想周碧初先生、吴大羽先生,想想老师的精神品格、人格魅力,这激励着我们去克服这些困难与问题。

上观新闻:您对这次两人共同的作品展有什么期待?

邱瑞敏:我们在美国时,学校里星期六总是有学生毕业作品展,会经常去看。看的时候,总是习惯赞美两句。但是他们有时候会说,fifty-fifty,一半一半。或许这些作品中,一半是我满意的,一半是不成熟的、没画好的。这令我印象深刻。对艺术来说,没有十全十美的。以前有个哲人说过,艺术家完成他的作品只是完成了一半,还有一半由观众来完成。只有观众共鸣了,才能产生艺术的感染力。展览也一样,我们搞作品,不是说作品很完美了,只是说自己努力过了,把自己所感受的东西表达了出来。至于结果,就看大家的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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