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对生命有益的艺术——传统中国画_传统艺术-功能-精神-文人

按照西方艺术理论的说法，艺术有三种功能，即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与审美功能。质之古今中外艺术史实，的为确

按照西方艺术理论的说法，艺术有三种功能，即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与审美功能。质之古今中外艺术史实，的为确言。不过，传统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还有一项超越美学的功能，一直未被认识和重视，那就是第四种功能——保健功能。该功能可以很有效地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修身为生理保健，养性为心理保健，因此这门中国特有的绘画，是对生命大为有益的艺术。在21世纪，应该通过宣传和传播，使它像太极拳那样，让全世界尽可能多的人受惠。

传统中国画是一种文化综合体

中国早期绘画，和世界各地绘画一样，出自民间工匠。西方绘画的源头是古希腊雕塑，那时的艺术家也是工匠。中国绘画的源头是远古彩陶、青铜器、玉器、漆器等悠久的工艺纹饰。因此中国画继承了工艺纹饰的平面性、装饰性、意象性和象征性基因，形成和西方传统绘画的立体性、写实性完全异趣的东方特性。

这些特性，成为后来中国画向水墨和文人画进行逻辑性发展的基因密码。

中国绘画在东汉以前，基本还是壁画、帛画等民间绘画，勾线平涂的表现方法，特别是线条形态，和古代希腊陶瓶画、埃及木棺画以及两河流域的壁画等民间绘画没有太大差别。可是，中西方绘画却在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分野。中国绘画出现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那就是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员，拥有文化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纷纷饶有兴趣地参与绘画，从此成为中国画的创作主体，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的清代末期。其绪余还延展到今天。古代文人士大夫，给中国画带来许多非绘画的因素，促使中国画走上一条和世界其他绘画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熔诗书画于一炉，最终成为一种文化综合体。

熔诗书画于一炉不是元代文人画勃兴才开始的。从文人士大夫进入画坛，就很自然地将他们所擅长的文化元素，带入原本单纯的绘画。其中最关键的文化元素有三种，一是书法，二是哲学，三是文学。

中国书法和绘画同源，都诞生在原始的简单点画上。原始点画发展出象形文字，推动文明进步，自身也进步得快于绘画，并规范成“书法”，成为一门书写艺术。它是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和显示话语权的工具，人人善书。当他们参与绘画时，很快就对以线造型的绘画，提出和同样是线条艺术的书法一致的用笔要求，以提高线条本身的力度美，这就是“六法”的第二法“骨法用笔”。从此中国画便产生了西画所没有的笔墨问题——其实只有用笔问题。用笔方法和笔触效果也和西画迥异，不但和上述古代世界绘画分道扬镳，而且和后来欧美近现代绘画的线条也有质内区别。

这是书法融入中国画的开端。到北宋文人画思潮兴起，书法甚至开始直接结合到画面上来，在画上题写诗文。到元代文人画家进一步强调书画同源后，不但把书法性笔墨直接用于绘画，画上题写诗文更成风气。并且增虽发书法的衍生物篆刻印章，从此固定成文人画的艺术样式。

哲学作为一种画外文化元素，被融入绘画，主要表现为中国画浓厚的精神性。其次体现在艺术观念上，影响绘画样式的形成与发展。例如道家观念对水墨画的产生，禅宗思想对写意画的产生都有影响①。深谙中国传统哲学的文人士大夫画家，从介入绘画开始，就像写文章一样，自觉遵守“文以载道”，“诗言志”之类传统，也在绘画里反映儒、佛、道哲学精神以及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因此中国画的优劣讲雅俗，讲境界，不单纯以技巧论高低。它们通常是直接通过题材性质来体现：有时被用象征性手法，寄寓在画中。如果精神性元素无法体现为可视形象，则以文字形式直接用书法题写在画面上。

文学融入绘画，主要体现在文学题材的大量被表现，文学手法在绘画中的应用，以及直接在画上题诗的特殊艺术样式。文人士大夫都擅诗文，那是他们博取功名的重要工具，和书法为一物的两面。在绘画题材中偏爱他们所熟悉的文学内容，是和血液在体内循环一般自然的事情。为此，文学手法也被自觉和不知不觉地应用到绘画中来，例如文法的“起承转合”，被用于经营位置，甚至形成山水画的“笔记式“构图法②。

文人士大夫习惯用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思维方法来创作绘画，因此很早就要求“有以神明降之”，在山水画里表现意境(例如王维“画中有诗”)，在花鸟画里强调立意(仍然是诗性表达)。到文人画正式登场之后，这种文学性更加鲜明，那就是直接在画上题诗。

文学的介入或结合，只是一种形式，它的内涵依然是哲学和伦理道德等中国文化精神。

诗文书法被结合到绘画来，是中国文化自身特质符合逻辑性的发展结果。要言之，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模糊的、综合的、辩证的和中庸的，所以绘画不会像西方绘画那样走极端。西方古典传统竭力将绘画当作模仿再现自然的镜子和照相机，到近现代则反方向醉心于绘画本体形式探索和高扬创作主体的自我观念。中国画直到现当代，才在西画的影响下，出现这类变异。而这种变异的背景，则是文化教育的西化。

中国画会发明水墨画，并以它为主流，甚至成为东方绘画的代表，也是文化综合的必然结果。例如“尚黑”含有道家尚“玄”观念；以黑白表现万物，与儒家“阴阳”学说有关：不用彩色描绘物象更真实，而只用墨色表现，以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则受禅宗“离相”理念影响：使用和书法相同的文房四宝及笔墨方法，便于直接作画，并在画上书写文字性的题款等等③。

正是由于传统中国画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综合体，才会产生和发展出修身养性的保健功能。它们之间存在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因果关系。

这样的绘画，用西方艺术学的概念、定义来衡量，必然不够纯粹。也很容易因为绘画性的不足，被认为是不科学的有缺陷的绘画。中国人在20世纪初国门洞开的时代，对自己的民族艺术也多所怀疑，乃至否定有加。因此整个20世纪，几乎就是中国画的改造世纪，甚至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

其实，传统中国画是和西方绘画体系并峙的一个绘画体系。它有自己的源头、环境、历史、人文、资源等等内外条件，有着不同于西方绘画的发展轨道，形成自足的材料系统、创作方法和评价体系，自有一种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特色，傲立世界艺术之林。可以把西方绘画比作太阳，中国画比作月亮。西画倾向于崇高、张扬的戏剧性，中国画倾向于神秘、含蓄的文学性(诗性)。

为此，中国画的审美机制也和西画不同，西画更注重视觉感受，中国画更注重心灵感悟。西画需要悬挂观赏，中国画则需要把玩品读。由此中国画具有超越西方美学概念的一种修身养性功能，应该像吃中餐需要使用筷子那样，改用一种眼光来看待和研究它。

对生命有益的艺术

传统中国画在其发展进程中，也强调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在古代文献和画论中都有表述。《左传》谓图画可“使民知神奸”；《古画品录序》言“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历代名画记》称图画能够“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林泉高致》则认为可以“令人识万世礼乐”。都指出绘画具有认识作用。

《孔子家语》说图画中表现历史人物与事件，有“兴废之戒焉”。用《鲁灵光殿赋》的话说，就是为了“恶以戒世，善以示后”。《古画品录序》说图画可以“明劝戒，著升沉”。《历代名画记》更谓“成教化，助人伦……理乱之纪纲……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图画见闻志》也说“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米芾《画史》甚至认为“古人图画，无非劝诫”。都是说明绘画的教育作用。

当然，审美更是绘画的主要功能。《画山水序》称画山水只是为了“畅神而已”。《续画品》说图画可以使“观者悦情”；《历代名画记》也说是能“怡悦情性”。《林泉高致》说“世之所以贵夫山水画”，是因为“快人意”，“获我心”。

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在传统中国画论里，关于审美所产生的快慰、愉悦、娱乐和精神满足感的功能，要求和论述很少。而突出强调的，是本人认为的第四个功能，即保健功能。

在历代画论中，有些作者强调在绘画中寄寓精神因素，实际上已经超越审美，属于养性范畴。例如南朝王微主张作山水画要“以神明降之”④，“神明”就是精神，“降之”就是寄托。张彦远评论王微“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逝，纵烟霞而独往”，他的画序与作品“意远迹高”⑤。表明所谓“神明”，具体落实在画中时，主要表现为回归自然的道家精神。在画中寄托思想精神，和认识、审美作用无关，也和教育作用不一定有联系，多数只和修身养性有关。

汪珂玉说：“绘画之事，胸中造化……足以启人之高致，发人之浩气。”⑥方熏也说：“画家一丘一壑，一草一花，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乃为极构。”⑦乍看似有教育功能，实质也是修养作用。教育往往是被动接受。倘若“启”而不“发”，“望”而不“息”，“览”而不“动”，就无效果。修养则是主动行为，可以被“启”而“发”，也可以无“启”而“自发”。

所以王原祁指出。“画法与诗文相通……其中可以通性情，释忧郁。画者不自知，观者得从而知之。”⑧他的学生王昱进一步发挥说：“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⑨“养性情”就是自发的修为，不是教育过程。但可以是教育结果，就是先受到之所以需要修养性情的教育，才化为自觉的修养行为。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可以说，养性是教育的正确结果，但教育不一定能够必然导致正确结果。教育涉及的领域太多，而养性则仅仅关乎生命最核心的内在价值。如果弄通其中玄机，生命就更有活力和健康，所以，王昱得出一个结论：“古来各家(画家)享大耋者居多”。

在医疗条件与健康水平有限的古代，画家活过古稀之年倒很常见。例如李唐84岁，黄公望85岁，文徵明89岁，董其昌81岁，王时敏88岁，王石谷85岁。现代医疗条件与健康水平提高了，画家更为长寿。80岁以上的比比皆是，90，100岁也不罕见。例如黄宾虹90岁，齐白石93岁，刘海粟98岁，朱屺瞻104岁。当今依然健在的重庆画家晏济元，今年109岁，还亲自在各地办个展，可能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画家最高龄的世界记录。

这里牵涉到一种中西绘画的功能区别。在艺术中表现精神因素时，西方绘画除了宗教题材或寄寓宗教精神的作品外，比较倾向于人性宣泄。中国传统绘画，人性宣泄极少，一般都出自个性强，命运歹的画家，例如徐渭的《墨葡萄》。这种作品有情绪，没境界，在传统中国画里并非上乘之作。

人性宣泄也是一种心理疾病的治疗方法。但人性更需要疏导与升华。传统中国画的精神表现，多为人格抚慰，是用温和与典雅的形式，疏导人的积郁并使其升华，这才是更积极和更有效益的心理治疗。这就是养性。

养性功能建立在画家的人格建设与完善道德的自觉修为之上，是主动行为。将“意远”的精神“降之”于作品的，多是一种“浩气”，表现出的是“高致”的境界。所以，王昱强调：“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约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只要“修养心性，则理正气清，胸中自发浩荡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⑩

在创作中，涤除烦恼，破除孤独寂寞的郁闷，消除浮躁心态，使精神放松，尘虑净化，获得心静气定的心理平衡状态，非常有益于健康，因此画传统中国画的画家，才多长寿者(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长寿有15％由基因决定，60％由生活方式决定)。然后通过作品的传播，产生社会效应，也使观众受到影响，平息杂念，获得心理健康。

这种功能，和传统中国画是文化综合体的本质息息相关。古代文人士大夫不把绘画作为像西方画家那样从事的纯艺术，而是一种“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生价值体现和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琴、棋、书诸艺一样，本身都不是终极目的。艺术创作的依据和前提是人格道德，它只是完善人生的手段。所以清人张庚指出“书，心画也，心画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画与书一源，亦心画也，握管者可不念乎?11唐岱也以“古今画家，无论轩冕岩穴，其人之品质必高”12的断言，说明艺术与人品的关系。

这种养性功能，早在绘画技巧还很不完善的山水画滥觞期，就被明确提了出来。在文人画诞生之前，通过绘画题材与立意，寄寓和表现作者的精神修养，已蔚然成风。文人画诞生以后，直接在画上题写诗文，就更好发挥这种功能。逸笔草草的画面，难以直观体现精神内涵时，往往通过题款表达。因此，精神寄寓，就是养性法门。画家如果缺乏文化综合修养，便无从体验和享受传统中国画的这种保健功能。宋人邓椿说：“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13清代方熏也说：”寄意于毫素者，非高怀绝识，不能得其妙。”14可见强调综合文化修养，是贯穿千百年的中国画传统。

至于保健功能中的修身部分，则主要体现在传统中国画，尤其是文人写意画的制作过程中。其中笔墨规则等于修身机理。文人画在美学上不追求一般(特别是西方传统)绘画对事物的表象再现，而是表现其本质。再与画家自我的精神对位，达成物我统一，谓之“得意”。这就必先解放物形的限制与羁绊，因此有“忘形”的必要，从而发明了“写意”画。

而书法性笔墨的强调，又使写意画的“写“凸现了出来。文人画修身功能的秘密，就藏匿在“写”的操作里。“写”与“画”在操作上有很大不同。后者在所有人类绘画里都是共同的，包括执笔方法及所画的点线效果。所以中国古代民间工匠所画的线条，和古希腊、埃及、两河流域的绘画线条相同。“画”的笔法只为物象造型服务，没有自身要求。“写”的笔法却讲究一套规则，在程序性地表现物象本质造型与属性之外，还有自己的一些特殊要求与发挥，对作者的生理健康特别有好处。例如既需要全神贯注于笔墨的操作，保持身心的积极性，又要相对放松，能够促使呼吸稳定深长和节奏均匀，使意念集中，心情平和，宠辱皆忘，有利于精神和肌体的平衡谐调。运笔要有骨力，需要腕、臂、腰配合运动，则能锻炼筋骨肌肉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身体内分泌、循环、免疫、神经等多种生理系统功能，产生极佳的保健效果。

由此，写意性文人画的创作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它带有游戏性与表演性，无论独自作画还是有人围观，本身就能产生运动愉快感，这些都可以起到有效的保健作用。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15他所说的“生机”，是指画家画写意画时，有如造物主那样拥有创造一切的力量与自由，其过程像游戏，充满生机，故能长寿。反之就会短命。

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中国墨含有麝香、冰片等中药成分，香气宜人，可以治病，不像油画颜料含有铅、铬等重金属，长期接触，会影响画家的健康。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强调笔墨规则的文人画，越到后期，越是强调笔墨的精妙，并且对修身功能也越有认识。而在其它绘画元素方面，则继续拓展得不多，因此被现代人批评为保守和腐朽，没有创造性。例如清代四王的山水画。可是，从传统中国画的目的性与功能性而言，它基本已形成相当稳定完整的架构和机制，修身养性的作用已经发挥得很顺畅，继续创造的空间已经不多。四王的山水画固然缺乏个性和创造性，但是恰恰是他们那种笔笔讲来历，乍看四平八稳的平庸，却很有中和之气。画起来笔墨沉着痛快，可以令人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反倒有益健康。而从事创新，需要不停思考探索，难免烦恼苦闷，焦虑烦躁。创新的本质是追求异他效果，才能在艺术上成功，那又必然存在竞争的心理压力，这些都会影响画家的身心健康。

从西方艺术学角度说，四王式的保守做法会产生惰性，阻碍艺术本体的发展。因此西方艺术家和现代中国画家很不满传统中国画的艺术样式几乎没有再发生变化，一直是诗书画结合的文化综合体。然而，如果理解这种综合体的第四功能，就应该认识到它的不变，犹如太极拳的整体套路也不能再有本质变化一样。需要变化的仅仅是局部性的，例如精神寄寓应该剔除封建时代所固有而不符合现代需要的成分。也就是说，应该与时俱进地寄寓积极向上和视野更为广阔深远的现代精神。

当然也应包括表面样式的某些个人性与时代性变化，例如齐白石的花鸟画样式就不同于吴昌硕，潘天寿的样式又不同于齐白石。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具有创造力的画家，是既继承传统精髓，又能够发展传统的。只有平庸无为的画家，才不断拾古今大师的牙慧过日。而这种个人性与时代性变化，又应当是顺其自然的发展结果，不是为求出人头地，牟名取利，呕心沥血，以牺牲身心健康为代价的争强斗胜，否则往往事与愿违，甚至罹病折寿。

传统中国画在现代的大众化意义与价值

今日的中国画已进入多元化时代，传统样式已在专业领域里式微，20世纪新兴的样式占据了主导地位，标准文人画在专业画展上成为凤毛麟角。专业画家所擅长，批评家所推重的创新样式，把人们都拖入争名夺利的漩涡。新型样式无论在笔墨操作上还是精神内涵上，大多不再具备修身养性功能。各种蓬勃发展的国画进修班，非常典型地反映中国画已经走向它的保健功能的反面，成为社会上无数“非著名”画家急功近利，实现名利双收欲望的实用工具。

然而，在业余领域，却依旧是传统中国画的天下，这是令人欣慰的。说明人民自有慧眼，懂得选择对生命有益的艺术。所谓“礼失求诸野”，民间历来都是文化传统的庇护和复苏之所。

今天，在中国，文人画样式的传统中国画，空前普及，具有重大意义。它又回归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特殊状态，就是许多在职与离退休官员(士大夫)、知识分子(文人)都热衷于画传统中国画。而一般民众，在古代极少染指文人画，今天却成了创作主体。他们几乎涵盖中国社会农、工、商、学、兵各个阶层。遍布全国各地的老人大学，以及社会办学机构，都开班教授书画，更是成为全世界仅见的文化风景。这是传统中国画顽强生命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对民众喜欢和需要什么艺术的回答。

在这些业余作者中，虽然不乏企盼成名成家的动机，但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学习和创作传统中国画，从中获取精神慰藉。一位向我学中国画和题画诗的警察说，每当繁重的警务完成之后，能在书斋中画几笔画，琢磨几句诗，就能放松身心，消解种种工作与仕途上的烦恼。这样的警察，不会贪赃枉法。如果像他那样热爱传统中国画的官员、公务员多一些，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比较现实。

人类进入20和21世纪，科技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人口激增，地球变小，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存竞争激烈。我们在得到许多好处的同时，也失去许多好处。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却也忍受着精神文明匮乏的煎熬。金钱崇拜，物欲横流，使得全人类陷入精神痛苦的深渊。富裕阶层为了更富裕而绞尽脑汁；贫困阶层为了免受冻馁而烦恼挣扎；中间阶层渴望向上攀爬，担心坠落，也六根不净。为此，身心健康受损，生命质量可虞，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

据2007年中国可持续发展学术年会报告，中国现今精神和心理疾病的实际患者人数已达1600万。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也显示，精神疾病在世界范围内正呈显著上升趋势。全世界共有约1．5亿人饱受抑郁症困扰，2500万人患有精神分裂症，5000万人患有癫痫，2400万人患有痴呆症。老年人尤其严重，每10万人中就有236名老年人患精神疾病。而压力和焦虑可能会增加人们罹息心脏病的风险。它在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是导致死亡的第一恶疾。位居第二位的是癌症。科学已经证明，罹患癌症的诸多因素中，精神因素占有很高比例。

绘画作为精神疾病的辅助性疗法，在西方已被引用，并且疗效可嘉。西画的疗效主要还是作画时集中患者的注意力，避免胡思乱想引发抑郁症；也可以通过涂抹某种形象内容而发泄精神积郁，绘画本身没有特别讲究。

中国画的意义和价值与此不同，在于中医理论的“治未病”。它靠平时对作画人产生保健作用，使作者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精神境界，主动和积极地认识和建立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自觉摒除贪欲，使心境淡泊宁静，怡然自得，悠然自适，与世无争，自然可以减轻精神压力，减少心灵痛苦。这才是治疗精神疾病的根本之道。如果没有修身养性，只靠作画之时集中一下注意力，过后仍然会故态复萌。绘画到底不是药物，心病也难以药疗。

传统中国画的保健功能，特别是养性功能，在现代应该比在古代更受重视才对。因为古代有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完善的人格道德系统在维护心灵，人们很容易被提醒而自觉重返正确道路。中国在20世纪经历太激烈的变故，包括人格道德系统在内的文化传统被严重破坏，以至于“仓廪实”而不知“礼节”，“衣食足”而不知“荣辱”，迫切需要重建民众的健康心灵。而重建单靠行政措施和法制宜传是不行的，还需要佐以文化艺术，用春风化雨手段，重新滋润硬化了的民心。传统中国画的大众化意义和价值，在这里就显现无遗。

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中国画的保健功能，它毕竟不是药物，只是“保健品”，功效因人而异。也不能指望它在短期内产生效果，心灵建设远比物质建设困难而且耗时。

传统中国画的这种大众化意义和价值，是全世界其他绘画所不具备的。西方在20世纪曾经出现大众艺术思潮与实践，其性质和中国画的大众化不同。他们主张取消“艺术”与“非艺术”，“艺术家”与“非艺术家”的区别，但结果大众还是大众，艺术家还是少数人在做。中国画的大众化，既不是为了打破艺术的畛域，也不是为了让大众都当艺术家，而是让这种高雅艺术走进千家万户，成为生活方式与内容，使大众从中收受修身养性的益处。

大众掌握传统中国画的程度有深有浅，艺术水平有高有低。只要以修身养性为目的，都能起到相同的功能作用。即使画得优秀了，可以跻身画家之列，只要他本人不因为成名成家了就忘却根本，保健功能依然发挥作用。特别是修身的功能，对那些名利熏心者并不嫌弃，照样起作用。

为此，我认为传统中国画不但对中国人的生命有益，也可以惠及世界。但是传统中国画的对外传播，困难很多很大，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文化综合性。如果仅仅是使用水墨和宣纸，那传播起来很容易，但意义就不大了。最难传播的是贯穿在画里画外的精神性因素，也就是能够起到养性作用的功能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先从修身功能传播起，让传统中国画那些对生理健康有利的笔墨规则，作用于外国友人。

要作好这一步并不困难。对于有兴趣学习中国画的外国人，刚开始领会笔墨规则会有些别扭，因为西画没有执笔和用笔的特别讲究。然而当他们懂得规则的重要性后，他们会掌握得比许多中国人好。这犹如老外学汉语，要么说得不准，要么说得比普通中国人还标准一样。我本人有过给外国友人教中国画的经历，对此深有体会，也深表乐观。西方人保健意识比中国人强，所以近年来学习太极拳等中国传统健身运动者越来越多。相信他们在得知传统中国画也有健身功能后，也会感到兴趣。这种保健方式特别适合于老年人。而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和已经进入老龄社会，需要各种适合他们的保健方式。传播中国画，学画中国画，实在恰逢其时。

等到外国友人在中国画中浸淫久了，对中国画及中国文化有了更多了解，能够触及精神性部分，养性功能就可能发挥作用。这必须配合更大范围和深度的文化传播与宣传，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有益于人生的智能哲理，也灌输给外国人，才能真正起作用。

比如说，古希腊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生最大幸福不是别的，而是身体健康，心灵平静。可是身体健康比较容易达成，心灵平静却很难做到。其中最大障碍是无法抵御身外之物的诱惑。为此，我们的老子才主张“不见(同“现”)可欲，使民心不乱”。但是“不见”只是一种被动的和消极的做法。积极的办法是主动抵制诱惑，清心寡欲。而抵制诱惑清心寡欲需要自我修养。通过修养，能够认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的道理，理解“见紊抱朴，少私寡欲”的好处，就能达成心灵平静。而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学画中国画，并在画中有意识地寄寓这些思想以自我陶冶升华，则效果会比单纯读书受教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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