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_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国家-资产阶级-欧洲

　　　　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mdash

　　

　　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是当今最著名和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著述等身，领域宽广，他最具知名度的理论应当是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他的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Public Sphere,1962)、《交往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1981)、《哲学的现代性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Modernity ,1992)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Between Facts and Norms,1992)等。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哈贝马斯论述公共领域最主要的著作，也是他的第一部出版物，1961年德语出版，直到1989年才出版英译本。自德语出版之后，哈贝马斯由于兴趣转移，并未过多专门论述过公共领域问题。直到英译本出版时，他才在英译本序言中对该书及其中的理论做出一些说明，而英译本出版，正是“东欧剧变”之时，英语世界也是从那时起，才掀起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讨论热潮。1999年哈贝马斯访华，时值中国学界热衷于对该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哈贝马斯撰文《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解释了他关于该问题的一些看法。

　　公共领域问题，被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5—1975)当做一个重要问题提出并加以讨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问题，在关于公共领域是由公私领域之设定、是由意见所形成，以及对社会领域的划分等问题上，都受到阿伦特的影响。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在历史—社会学范畴中对之进行了梳理，但又不止于此。他之所以想突破历史清理的范围，就在于他想通过这种历史清理，建构出一个理想型的公共领域。而这个理想型的公共领域是他用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所以，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公共领域”首先是作为一个历史上的现实类型出现的。具体而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历史中的。这一现实类型的公共领域，用哈贝马斯的例子来看，就是历史上出现的商会、咖啡厅、出版社、报纸和杂志等发表公众意见的场所。在这些场所中，诸如商人、作家、艺术家等，公开讨论与社会生活和公众利益有关的问题。他在答复中国学界的文章中，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社交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从引文可以看到，公共讨论的话题由文学和艺术批评逐渐转向了政治。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一种公共领域所产生出的公共舆论，为资产阶级代议制议会提供了基础。这里的公共舆论所指向的是关乎公共利益的部分，公民通过理性的公开运用而进行批判，形成国家意志。这种理性的批判涉及的批判主体，正是由文学批判所发展出来的政治批判主体。当然，哈贝马斯还强调了能够进行这种批判的人还需要具备资产阶级的财产保障。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随着哈贝马斯所谓的“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进程(第171页)，也就是说，当垄断资本开始出现并扩大范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日趋融合。这一过程就表现在，市场扩大、资本扩张，甚至资本垄断。越来越多的工人依赖于企业或组织，企业壮大，逐渐成为维护国家力量的组成部分，国家制定经济发展策略。到了后来就是指(福利)国家的权能逐渐扩大，原本社会劳动的私人领域逐渐失去私人自治的特征。再加上先前提到的批判主体，从文学公共领域消失，变成了文化消费领域。“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第187页)继之而起的是消费和公共关系之表演的出现，也就是大众报刊、电台和电视等出现，它们开始操控公众舆论，这导致之前的批判原则转变成了被操控的整合原则，媒体变成了政治权角逐的工具和广告的媒介，而不再是作为公众用以获取有关政治事务的媒介。这造成的结果，从整体的趋势上看，简言之就是公私领域的分明转变成了国家—社会的一体化，而这一切都可以总结为是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朝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变。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第一代的批判理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所带来的最显著的结果，就在于公共领域(公共性)不再具有批判功能了，人们不再论辩，而只是认同。

　　不过，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复兴之可能性仍持有客观态度。他认为在“宪政爱国主义”的保证之下，欧洲有可能超越普通民族国家而建立一个欧洲民族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欧洲公民社会、建立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以及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政治文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仍然发挥着作用。

　　作者简介：

　　张钟萄(1990—)男，四川人。文学学士、哲学硕士，现在在浙大大学攻读博士。关注领域为康德哲学、伦理学和艺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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