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在资本主义之火的深处——_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廉价自然_让我们谈谈天气-生态环境-奴隶制-劳动力-种族

我认为人们在思考身体、血肉和能量时，有必要回溯那个被种族化、奴隶化的躯体是如何形成的。她/他的肉体被烙下奴役的印记;她/他的能量驱动着资本原始积累;被种族化的传统奴隶制下的奴隶沦为资本并催生了资本主义;她/他们的劳作迎合了欧洲的品味以及他们对糖、咖啡和烟草无止境的需求，并且和“廉价自然”(cheap nature)[1]相连。他们的存在萦绕着现代欧洲，而他们的地位却昭示着他们被排除在普世主义之外。这已经是老生常谈，可是当我们在思考人类如何改变环境的时候，却常常忽略了这一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作为社会关系是自然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们标志着人类、植物、知识、实践和动物作为连接大陆的商品以工业级别开启了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1500万非洲人被运往美洲、加勒比海和印度洋的欧洲殖民地，还有800万到100万在他们通往带着镣铐生活的路途中死去——他们是资本主义的腐殖土;他们的身体成为培育欧洲殖民土壤的有机元素;他们的劳作使资本主义之火得以在全世界燃烧、吞噬一切。在此，我提议从作为火和燃料、与泥土交融的身体出发，反思“被处以火刑的人类”。因此，我将回溯环境的种族化政治，以及黑奴身体的角色和地位。西方概念中将自然视为“廉价”与“廉价”、种族化、可任意处理的全球劳动力之间存在何种联系?“资本主义系统的组织者把黑人劳动力挪用为不变资本”[2]，这与自然作为不变资本的概念又有什么关联?需要何种方法论，站在历史继承的角度——包括奴隶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资本义——书写地球历史?那些被迫成为“廉价”商品的人们，他们的身体在战争、俘虏和奴役中变成了可更新的物品;那些被生产的、可随意处置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变成了物质;如何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们如何从那些被塑造成自然物品的人们的文献中，书写关于“自然”的历史?这要从资本世的到来说起。社会学家杰森·摩尔表示，资本世始于16世纪，比蒸汽机的发明早200年。这一时期充满了历史意味：“新世界的发现”带来了鲜血、钢铁和火焰的暴力;奴隶贸易出现;欧洲列强分割殖民地;流动、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债务劳动力形成了全球性的规模。自然、气候变化、地球和身体都是通过社会关系创造的，深受殖民主义的母体——奴隶制的影响。艾亚尔·威茨曼(Eyal Weizman)认为，即便是气候“也将不再一成不变。近年加速的气候变化不仅仅是工业化无心造成的后果。殖民势力一直以来把它作为一项工程，以持续行动的方式精心策划。”[3] 如果说奴隶贸易、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种族化、可随意处置的身体的影响时常被边缘化，历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多科表示，那是因为“殖民主义的主要问题似乎并不是它的直接生态后果，而是它所造成的长期影响。这种影响在几个世纪以后的现代技术时代才完全显现，远在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4]

[1] “廉价自然”的概念，见：Jason Moore, “The End of Cheap Natur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bout “The”Environment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http://www.jasonwmoore.com/uploads/Moore__The_end_of_cheap_nature__2014.pdf

[2] Cedric Robinson, 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 1983), 307

[3] http://www.publicseminar.org/2015/11/climate-colonialism/

[4] Joachim Randkau, Power and Nature: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53

萨米·巴洛奇

1号连接，卡瓦马城(2012)

图片由艺术家及Imane Farès画廊(巴黎)惠允

萨米·巴洛奇

邦福拉被淹没的露天矿区 #1 (2010/2012)

图片由艺术家及Imane Farès画廊(巴黎)惠允

展览从摄影集中选择了五幅作品，画面中壮阔的风景、被淹没的露天矿坑和蚂蚁般的工人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加丹加地区的矿区科卢韦齐。

从2009年至2011年，萨米·巴洛奇记录了这些矿区中对铜和钴的手工开采状况。一张工人住所的照片与一张郊区房屋和游泳池的海报并置，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在这个反乌托邦式的现实中找到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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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然母体不仅在身体的内部和外部运作。它穿透我们的身体，包括具体的思想。在人类历史尤其是现代历史中，奴隶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权力和财富的非线性不平等关系中生产，和自然捆绑成一体。我在童年时代就见证过这种“数百年后才显现的风景”，以及自然和身体的交融。我成长于印度洋上的热带岛屿留尼旺，它在17世纪成为了法国殖民地，如今是法国的海外省。由于成长在一个共产主义、反殖民和女权主义的家庭，我了解到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塑造了环境——所谓“自然”是“人类”所无法操控的，比如火山、飓风和风。我通过阅读习得了对空间的认识，它告诉我城市在哪里建造，穷人在哪里生活，大片的甘蔗田为何成为了旅游景观，河流、山脉、火山和海滩怎样深嵌入殖民和后殖民经济中。我研究了科学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学习疾病、海洋学、火山学的学生等等)、工程师、士兵、商人(贩奴者、奴隶主、银行家、跨国首席执行官)的综合作用，他们把“自然”变成驯服和管教的对象，作为廉价、取之不尽且可更新的、迎合“人类”享受的资源。随着旅游业兴起，它还成为了被用以享受的事物。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全球反革命：权利被侵蚀，在此之下的非种族性政治每天都潜藏着更多险恶的阴影，新型殖民地化，以及剥夺财产的新政治。以此为前提，我感到在我们眼下的全球反革命中，有必要理解气候变化在当下谈判中的利害关系。

要重新书写关于环境的历史，就要同时推翻环境历史的末日观点——人类导致生态自杀，和乐观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相信科学家和工程师。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在1991年出版的关于复活节岛的《世界的绿色历史》(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体现了典型的末日观点。这本书一炮而红，它提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关于世界环境历史的解释模式。庞廷认为，复活节岛民选择了生态自杀(ecological suicide)。环境历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多科(Joachim Radkau)已经澄清，这是19世纪秘鲁奴隶贩发起的一场谋杀，而非自杀。这同时也解释了复活节岛的环境为什么遭到破坏。尽管如此，末日观点确实讲了一个好故事。它立足于对人性的消极理解，跟基督教叙事中人的堕落相连，认为权力在其中并没有施加影响。而另一方面，积极的观点根植于对进步的深信不疑。两种观点都引发了近来关于“危机”的修辞，它来自于人性，或进步的线性发展中的意外失误——这已经成为环境历史的主调。然而，两者都忽略了自然如何变得廉价，成为“超出人类范围之外的生物系统和地质分配的赏金，以及最终的损耗”，成为“现代世界系统中由权力、积累和自然关系创造、并在随后被阐明的历史环境。”[5] 非洲奴隶在欧洲法律中是一件跟骡子、耕犁和橱柜一样被列入殖民登记的家具，被视为和“自然”一样，用之不竭。确实，正如历史学家所展示的那样，种植园经济依赖于非洲人身体的稳定供应，而不是劳动力在当地的“再生产”。用以服务“欧洲人”的、无穷尽的自然，这一概念与种族化、奴役化的身体取之不尽的观点是一致的。

[5] Jason Moore, “The End of Cheap Natur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佩德罗·内韦斯·马克斯

《增长的极限之替代性的时间表 》(2016)

影片剧照

图片由艺术家及Umberto di Marino画廊(那不勒斯)惠允

佩德罗·内韦斯·马克斯

《增长的极限》(2013)

影片剧照

图片由艺术家及Umberto diMarino画廊(那不勒斯)惠允

1972年，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受罗马全球智库俱乐部委托和大众基金会的资助，发表了一份关于人类环境及其未来的报告。这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经济和人口增长的模拟分析。马克斯将广泛的“环境”框架(包括它们的预测、建模和呈现方式)作为思考当前生态和经济危机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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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迅速回溯最近关于环境的三个意识形态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出现了保育工作跨国网络;20世纪70年代左右出现了西方主导的环境保护主义热潮，此后迅速发展;最后，环境问题在冷战结束后被提上全球议程，促成了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近期在巴黎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探讨，大会的议事工作正是在2015年11月巴黎袭击之后展开。第二个时刻值得注意。1970年代见证了去殖民化时代的结束、第一次石油危机、化学工业与军队之间的联盟(战争杀虫剂和绿色革命)、越南战争、非洲的代理战争、南美洲的独裁统治、帝国主义对中东的干预以及第三世界计划生育国际方案的高潮。最后一点揭示了很多问题。19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开始发起一场侵略性的意识形态运动，坚称全球安全与和平有赖于第三世界的低出生率。在劳动、安全和移民国际机构出席的世界人口大会上，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了真相：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被指责为这些国家贫穷、欠发达以及混乱的罪魁祸首，她们的生育正在威胁和平与安全。确实，被种族化的妇女需要不断生育给未来提供廉价劳动力，就像奴隶制和殖民时期一样。但是，他们的生育率需要受到国家或国际机构的控制，这样全球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才会稳固。即便如此，这些妇女还是会被指责导致贫穷和引发问题。她们的生育率是恐怖主义的潜在来源。换句话说，随着资本主义开始担忧廉价劳动力的终结，地球的健康开始跟非白人妇女的生育率扯上联系。1970年代初期，在控制出生率计划的加强下，欧美国家开始颁布了关于清洁空气、清洁水源和自然保护的条例。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畅销全球。同年，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并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大会推动了新的进展，即“廉价自然”看似终结，由此多个国家在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协助下转向了工程自然。这对廉价自然与廉价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让我就以树的基因设计为例来阐明。2016年1月8日，我了解到俄勒冈州一家法院对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树”处以5350万美元的罚款，处罚他们的“欺诈手段”，并要求其赔偿对工人的造成损害。我研究了“基因树”真正在做的事情。“基因树”总部在美国，是树木基因改造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和开发者。公司把自己呈现为一家“传统和下一代种植树的全球领先供应商”。他们的工程师专注于开发桉树和松树，都是对造纸业不可或缺的植物。“基因树”的网站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并给出解答：“什么能让森林产生利润?先进的科技，无法比拟的价值”;“什么能让一棵树有价值?旺盛的生长，最大的价值”;“什么能造就一颗超强的种子?卓越的培育，出色的成果。”[6]“基因树” 的竞争对手是以色列的生物技术公司“未来基因”，他们研发了一项独特的技术加速树木生长，同样针对桉树。如今，“未来基因”下属巴西种植集团Suzano，每天种植50万公顷的桉树，与中国、泰国和南非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两家竞争公司涉及的行业(林业和造纸业)每年创造4000亿美元的利润。桉树以入侵性著称，会导致水源干涸、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流失。一旦他们被增强改造，这些效应就会升级。松树种植园覆盖几百万亩土地。研究树木基因的目的，是为了打造更高产的全球种植林。

[6] http://www.arborgen.com/

在这一话语体系下，绿色资本主义和生物科技行业正提供着极其诱人的解决方案;他们并不采用末日话语或者危机话语，而是一个在无人机、卫星和新的财产与贸易国际法协助之下、由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创造的绿色可持续未来。这与廉价劳动力之间有什么联系?正如杰森·摩尔所论述的那样，如果“廉价劳动力的终结”表明资本主义的廉价劳动力策略已经山穷水尽，那么它“用极少金钱和能量使得人类与超出人类范围之外的自然为它工作的过程”[7]，以及是“资本主义累积的长波”就会受到挑战。不过，我们所预见的廉价自然的终结驱使事物向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转变，它要求工程师和科学家生产一种新型的廉价自然。虽然工作已经不需要人类完成，但是廉价劳动力没有因为生物工程而失去存在的空间，并且看不到尽头。当人们终结了对大自然无酬工作的构想，他们开始在技术上寻求答案。挪用自然和挪用劳动力之间的联系，确实能为反权力提供土壤，因为从17世纪荷兰的统治到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8]，它都是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并且，这种劳动是无酬的。由权力生产的、脆弱的种族化生命，以及涌现的城墙、营地和加固的财富堡垒，暴露了普罗米修斯理想(Promethean ideal)和社会组织困境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普罗米修斯理想相信(男性)力量能够通过技术和暴力克服由自然或者人类反抗设下的障碍，并且巩固控制和监督。根据欧洲现代性的观点，社会组织需要回答什么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然而，自下而上的运动和与日俱增的反权威叙述正在对权力发起挑战。

[7] Jason Moore, “The End of CheapNatur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8] Jason Moore, 2010; 2012

哲学家伊莎贝尔·斯坦格斯(Isabelle Stengers)写道，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法国进入持续紧急状态之际，人们正在目睹一种永久的紧急状态，一次以撒切尔格言“别无选择”为基础的独裁主义的人民管理。斯坦格斯批评了这种悲观的政策以及无能为力的想法，她警告道，“道德科学”或者“负责任的科学”并不能成为解决之道，因为它无法让科学家直面一些难题，尤其是关于权力的难题。她认为，我们需要“对或然性持怀疑态度”，与可能性站在同一战线。这不是在打赌什么能在最后关头拯救我们(地理工程学给出的承诺)，而是坚守脆弱和多样化的尝试，打赌有那么一个世界，无需迎合绿色资本主义所提出的方案。要想思考“身体、意识甚至‘人’的概念可持续性”[9]，内在地需要深入资本主义的火焰。对资本主义火热内部“耐力和创造力”的重新思考，揭示了结构性损耗的机制，这些机制利用物质和身体，从廉价自然和种族化、性别化的廉价劳动力中攫取波动的价值，从而组织起全球经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转变自身角色，成为“促进地球上层建筑新陈代谢的积极参与者”。通过对可能性的怀疑，我们提出了重新思考的可能性，思考如何改变我们作为“促进地球上层建筑代谢的积极参与者”的角色。

[9] 《自然的元素》这一系列出版物所收录文章即意对此进行思考

弗朗索瓦丝·维尔热(Françoise Vergès)现担任法国人文之家世界研究学院“全球南方”(“Global South(s),” Collège d’études mondiales)的主席。她写作涉猎广泛，主题包括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回忆、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埃梅·塞萨尔(Aimé Césaire)、克里奥尔化进程和博物馆。在学院里，维尔热每年与艺术家、行动者和学者组织两次研讨会，邀请与会者就地举办一个集体展览。她还组织了关于“后种族”、资本主义和奴隶制、艺术实践和电影的研讨会、讲习班或座谈会。她曾与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如艾萨克·朱利安(Isaac Julien)、因卡·修尼巴尔(Yinka Shonibare)、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等合作，担任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项目顾问，并组织了2012巴黎三年展的项目《卢浮宫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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