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教授还道出了此前很多公众不熟知的常识——“他(黄蛉)在这个甲骨文方面还不是非常的突出。他只是认识一些甲骨文,好像是几百个吧。我们找一个中学生,培养他一两个月,他基本上就可以认识上千个甲骨文了。”这段话的潜台词在于,“甲骨文考生”本身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景,舆论和公众该如何面对?难道这样的常识,当时的报道者一点都不知道?进一步说,这样的常识,四川大学是在装做不知还是有意无意迎合了舆论对“教育佳话”的期待?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甲骨文考生”本人,并非是科学的态度,相反,很有可能为下次的“甲骨文考生”诞生提供了诱因。
当我们理性地放弃对所谓“教育佳话”的期望,当舆论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谓的“怪才”顶礼膜拜,当我们的大学不再在舆论的狂热和公众的浮躁中迷失方向,或许,才能回归到事情本身。
“甲骨文考生”身上附着的社会情绪,更值得关注。
朱四倍(河南信阳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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