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西文化的交融与交锋

2005年5月22日，一向对中国报道比较吝啬的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配以隶书中文标题发表了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
作者说，“公元1000年，坐落在黄河岸边的古城开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文章用汉语标题《辉煌如过眼烟云》是为了说明汉语是许多美国人将来要学习的语言，而“繁华如梦”的哲理也是美国人需要了解的。”
“在我看来，公元前2000年之前世界上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公元前1500年之前，也许是埃及的底比斯。公元前1000年，很难说哪个城市有绝对优势，不过很多人会认为是黎巴嫩的西顿。公元前500年是波斯的波斯波利斯；公元一年是罗马；公元500年前后也许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到了公元2500年，上述这些城市可能一个都不再能挨上边儿。”
“今天的开封肮脏贫穷，连个省会也不是，地位无足轻重，所以连机场都没有。这种破落相更让我们看清楚了财富聚散的无常。11世纪的开封是宋朝的首都，人口超过100万，而当时伦敦的人口只有15,000左右。” 克里斯托夫告诉美国人，从开封衰落的历史里，纽约能学到些什么呢？
“教训之一是保持科技活力，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古代中国繁荣的原因之一，是采取促进经济增长，促进贸易往来的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如铁铧犁、印刷术、纸币等方面的技术革新。等到后来中国重农轻商，它的个人所得便不再增长了，一停就停了六百年。教训之二是要避免狂妄自大。当时的中国认为无需向外国学习——中国的衰败也就从此开始了。”
他说，“从这两方面看，我都为美国捏一把汗。美国目前经济管理懈怠，无法解决农业补助或长期预算赤字问题。技术虽然领先，但公立中小学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水平只能算作二流。美国人对外国缺乏兴趣，而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斗志再次走向了世界的前沿。”“如果我们在经济繁荣的桂冠下流连不前，即使像纽约这样伟大的城市，也总有一天会堕落为哈得逊河上的开封。”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几个信息：
其一、说明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既是需要引以为鉴的反面教员，又是需要认真学习的潜在对手；
其二、说明中国出现了西方媒体似乎不情愿看到的进步，他们心态矛盾，对中国政治持相当的批评态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却普遍看好；
其三、说明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发展已经开始了仔细的分析和应对。
透过这些信息，我们感到中西文化之间矛盾、对立的情绪和看法：交流与交锋、肯定与排斥、欣赏与警觉、自信与不安等等，从而构成了中西文化交往中的困境。
一、 多重文化困境
1、 中西文化的脉络
在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德国又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诞生了。他年轻时得了一种怪病，终身行动不便，却因此获得了大量学习思考的时间。熟读史书后，他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大约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世界的版图上，各种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和思想家。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先知，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等，这些智者独立发展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成为人类的轴心。他们的基本思想和理念，至今依然是人类的准则。他们突破和超越原始文化的方向，决定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形态。
中西文化的差异也在这一时期显现出来，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轴。而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脉。两种文化此消彼长，各自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
中西方的历史学家对古文明的判断不一样。上个月我在欧洲访问时，在土耳其听到一些有趣的观点。有人说，现在我们所说的四大文明古国是和西方文明不能比的，这四大文明古国是西方古文明之外的文明古国，是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欧洲文明之外的四大文明。这个观点我听得很新鲜，以前咱们说的四大文明是绝对的四大文明，不是相对四大文明。
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发生了资本主义革命，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成为世界霸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的第四年(1644年)，中国东北部一支游牧民族的有生力量，越过长城，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中国的版图也急剧扩张，由明王朝时期的300多万平方公里扩张到1300万平方公里。但是，不要以为中国正在与资本主义一起壮大。中国的扩张与资本主义扩张有着本质的区别。
西方，是快速兴起的工业化浪潮，一夜巨富的梦想驱使列强狂热地向东方输出商品，争夺原料基地，攻势咄咄逼人。中国，从表面上看也很强盛，实际上，清王朝传承的是儒学的文化传统，扩张土地是“天子守在四夷”思想的延续，是为了中央王朝的安全，其总体战略思想是以进为退的守势。
19世纪末，西方文化的强行进入，使中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痛苦的外侮。中国的有识之士发现，曾经让国人引为自豪的传统文化并不能把这个国家带上强盛之路。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输家总是羡慕赢家手中的法宝。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其国体政体完全模仿美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中国人与传统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可惜，这些企图改造中国文化的举动都失败了。这些经历，造成了一种特别尴尬的现实：中国人无论是面对西方文化还是自己的传统文化，都呈现出极其复杂和矛盾的心态。这也迫使我们思考，中西文化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们复兴的路径到底在哪里？
2、 中西文化的差异
我们复兴的道路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讲到复兴的道路？我在马来西亚做过一次演讲，特别强调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就是文明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这两个观点是说，一、我们本身所讲是文明的崛起；
二、要用文明的方法崛起，而不是用其它的方式。
西方文化的核心：实证科学，宗教精神，以个体自由为重心，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民主制度。特点是外向、超越、富有挑战性。
中华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刚健有为的进取观，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崇礼重德的伦理观。特点是相对内敛、温和、沉稳。
西方文化是强势的，气质阳刚，有较强的排他性。中国文化是柔性的，内涵阴柔，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华文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和容忍度。但是，由于近代史上的巨大屈辱，民族自尊强烈而敏感，一旦与西方发生碰撞和误解，更容易将问题归咎于对方的傲慢或恶意。
西方文化是超越浪漫。讲究绝对超越功利的善，具有对思想本身进行考察的兴趣和爱好。中国儒学是入世的学问，缺少非实用的标准。儒家的思想家一般都是实践家，他们提出某种思想或者宣扬某种道德是为着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
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著名格言是“美德即知识”。在中国儒学思想家那里，道德的隐含命题却是“道德即权力”。
西方文化传统中，道德始终高居于政治之上。儒学把“仁”看成是统治的基础，要求统治者本着“忠恕”之道、“爱人”之心来施行统治。其理想建立在人对人的统治基础上。
在西方的传世经典中，从《罗兰之歌》到《神曲》，东方一直被书写为一种异质而不善的形象，成为西方的对立面。在中国的语言里，西方人长相怪异、野蛮，是“鬼子”、“夷人”、“洋人”，对西方也有传统的偏见与反感。
总之，中西文化分属两种不同的体系，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两种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中国人认为两种文化只有性质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中国认为西方文化是有益的思想，并加以学习借鉴。但是，西方一些学者将儒学视为落后传统和变革道路上的障碍，认为中国只有向西方靠拢才有出路。
3．相互理解的困境
理解是信息被成功转达的感觉。如果人们没有相同的生活体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互理解。
一位美国学者向人讲述中国儒学的精神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说其意思是“你右边的人有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不要把它传给你左边的人，你左边的人有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不要把它传给你右边的人”。这样一解释，这句成语里的精妙之意荡然无存。我相信，在我们理解英语国家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时，这样的问题也会很多。
因此，也许中西文化可以很充分地相互了解，却永远不可能真正地相互理解。所以我相信我们在翻译那些英语作品的时候，肯定也有失色、失水准的情况，特别是在诗歌方面，外国人翻译不了我们的唐诗，中国人也翻译不了莎士比亚。
我觉得，理解的困境大约有三种：
a)人际关系困境(个体主义与儒学)
个体主义：个体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美国人说，我们坚信个体主义的尊严。任何损害我们为自己思考，按自己的标准判断是非，由自己做出决定、按自己意愿进行生活的权利的事情，都是不道德的，亵渎神圣的。
儒学：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学讲究仁、义、礼、智、信。讲究伦礼、道德。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成为一个有着相互义务，相互依存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个人不太会计较给予什么，接受什么，或者说是一种充满高尚情感的自愿奉献。而在西方，责任和义务往往被看作是对个人自主或行为自由的。
1)儒学中的人际关系是特殊关系，习惯于把发生相互关系的人依据亲密程度、地位、场合分成三六九等。而西方人认为，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原则有悖于个体主义价值观和公平、平等的神圣原则。
2)儒学的人际关系是互补的，相互有义务的，同时也是温暖的，持久的，负有责任的。一个人总是欠别人的情，别人反过来也欠你的情。
我们就有鲜明的例子，凤凰卫视的员工一部分来自大陆，一部分来自香港或者在海外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去饭店吃饭，在付费方式上就体现出来不同。大陆去的同事一定是今天你请明天我请，大家轮流坐庄。但是香港的同事不管吃多少钱的饭都是AA制，每个人按份子出钱。
3)儒学讲“义”，看不起那种以精打细算和协约为基础的纯商业交易。私人关系与公共关系往往搅在一起，即使双方交往的目的是为了做生意，也要搞得像交朋友一样，努力淡化私人情谊和公共关系的区别，私人情谊深了，公共关系就好了。美国人一般不会利用个人关系去实现某一愿望，一是为了避免裙带之嫌，二是把私人空间与公共事业截然分开，以保证个体的高度自立。
b)价值观困境
1)相同的文化忠诚
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话：“要格外谨慎地处理敏感信息和严格审查有害国家安全的信息，本报与国家利益和社区利益生死攸关……”这段文字如果不作介绍，我们可能还会以为是中国内地某家报社的规定。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使美国公民的自身利益与国家紧紧相连，导致了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这一点，与中国人是相同的，中国人的爱国狂热有时能达到偏激的程度。相同的文化忠诚，不同的文化取向，导致相互负面地看待对方。
2) 不同的国家利益观
美国现行的国家利益观有如下六点：
(1) 维护全球贸易、金融、能源供应和环保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2) 与可能变成战略敌人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一种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并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保持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存在，保持美国的基本体制和价值观不受侵犯。
(3) 以先发制人战略取代遏制和威慑战略，在可预见的未来始终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地位，积极促进全球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4) 保证美国盟国的生存，防止周边出现敌对或失败国家。
(5) 防止美国本土和驻外美军遭到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袭击和打击。
(6) 凭借超强国家实力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全面改造世界格局。
美国的现实政策就是让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世纪，创造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的国家战略则是建设和谐社会；坚持改革开放；通过经济和政治的途径解决国家安全问题；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发展国防力量；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没有利益、没有必要同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展开正面对抗。
中国学者何英分析了中美国家利益观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的差异。美国的国家利益观的出发点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哲学基础之上，认为世界秩序就是一个利益对抗和利益冲突的过程，主张以先发制人和主动出击清除挑战和潜在的威胁。呈现的态势是一种放大的“个人利益”。中国强调“人之初，性本善”，主张以和致利，反对以争得利。
最近朝核问题争议很大，到底是用极端的手段包括外交制裁来修理或者铲除北韩政权，还是用现在比较理解的方式来制约它，使它回到谈判桌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俄罗斯与美国采取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两种文化冲突非常明显。前几天我们《总编辑时间》的吕宁思讲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关于阳光和北风如何对待穿大皮袄人的故事。阳光和北风打赌，北风说我一定能把大皮袄吹掉，北风呼呼地吹，但是这个人的大皮袄越裹越紧；而阳光用它的温暖使他不得不脱掉皮袄。这个例子是当时西德用比较怀柔的政策向东德示好时所用的。在处理国家矛盾、国家利益和外交冲突时，中国往往会采取阳光政策。这也是不同文化在处理外交事务上表现出的两种方法。
c)媒体力量困境
2006年第16期的《凤凰周刊》上刊登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最近提出的一个观点：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权力，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传染性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影响文化交流的媒体力量困境。
信息时代，是媒体与政治相互交织和影响的时代，媒体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可是，中国出口的电视机，绝大多数成为播放西方新闻和影视作品的接收工具。相比之下，美国媒体向中国传播信息占有绝对优势，这种信息传播几乎是单向的。在中国的国际新闻中，美国享有头号的位置，其次是日本、欧洲等。在美国的国际新闻节目中，排序大致为：欧洲、中东、日本、俄国，中国大概可以列在第五或第六位以后。
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这一趋势在20多年里没有变化。
这一媒体困境是非常严峻的，当然它的形成有我们自身的原因。我举一个香港的例子 ，香港本土的电视台只有两个，一个是香港无线，一个是香港亚视。香港无线是一家独大，都通吃了，跟许多艺员（四大天王等）都签了约，艺员不许在别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香港电视节目业的发展。一家独大，做什么是什么，做什么标准是什么标准，到现在香港无线只有4个频道。美国的电视业为什么发展那么迅速？美国很早就有规定，任何一个电视台自制的节目量不能超过12%，其它的88%要从社会上采集。这在相当程度上扶植了媒体制作业的发展，同时它保证了流动与变化，保证了多种观点的并存。现在香港立法会提出，香港这种电视管理方法如果持续下去，所谓“东方好莱坞”的地位想都不要想。
美国的文化产业是仅次于航空和汽车的第三大支柱产业，欧洲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则占其GDP的三分之一，而中国文化产业的产值仅占GDP的2.15%(2004年)。2004年，中国图书进出口版权逆差对欧美达到100：1。2005年对美版权交易逆差达4000：25。今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根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1000多种图书成为对外推荐书目，国外出版机构购买时将得到翻译费资助。在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输出版权1096项，引入891项，显示国际出版业对中国图书市场有所期望。但版权输出和引进之间的逆差短期内不可能改变。2005年中国输入版权9382项，输出版权仅1434项。
美国时代华纳2004年第四季度的销售额为111.2亿美元，是中国当年所有报纸广告收入、发行收入总额300亿人民币的3倍多。
崇拜强者的心理暗示夸大了强者的优势，也强化了强者自身的盲目自信。在中国，会讲英语被视为是个人素质高的表现，上网浏览来自西方的新闻成了一些人的时尚。美国的8000万网民绝大多数不懂汉语，中国的一亿网民多数能粗通英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少而又少。几年前，一位中国学者到美国介绍中国高等教育，一位教授提问说，为什么中国只有一份报纸？李志民说，中国现在有2000多份报纸，美国人认为他在讲天书。事实上，截止到2005年7月，中国共出版报纸1926种，平均每千人拥有量达到76份，其中北京、上海等大都会城市，千人已经达到了276份，相当于美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世界上衡量社会和地区文化状况的一个基本指标。
力量的不对等导致交流难以进行。使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问题上经常处于不利地位。
二、 交锋成为主线
1．变与不变
美国国家历史档案馆里珍藏着在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100部历史文献，其中包括《独立宣言》、《联邦宪法》等，但这百部文献中也有因观念问题做出的错误决策，如美国国会制定的《1882年排华法案》。华人是当时美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法律上被排斥加入美国国籍的一个种族。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在《美国的中国形象》中认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几百年里，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大致有以下的顺序：
(1)崇敬时期（18世纪）
(2)蔑视时期（1840—1905年）
(3)仁慈时期（1905—1937年）
(4)钦佩时期（1937—1944年）
(5)幻灭时期（1944—1949年）
(6)敌视时期（1949— 至今）
观察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交往史，我们发现了虽然中美文化之间有过浪漫与温情，但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冲突与交锋。哈罗德·伊萨克斯曾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当记者，与鲁迅、宋庆龄有过密切接触，对中美文化的冲突印象深刻。他说：“在西方与中国接触的漫长历史中，我们只认中国的两副面孔——高度文明或残忍荒蛮——不断变换，这两副面孔分别在不同时期进入或淡出人们的脑际。但它们从不会彼此取代，而是相互依存。”
伊萨克斯的书写于20世纪50年代，此后多次再版而不需要修改，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并无大的改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2006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说，大约75年前，美国常常透过两副变形眼镜看中国，这两副眼镜都是20世纪30年代流行文化的产物。一副是居高临下的镜片，可以跟赛珍珠1931年的小说《大地》以及1937年改编的电影联系起来；另一副是妖魔化的镜片，可以跟1932年的恐怖电影《傅满洲的面具》（一部被视作丑化华人的影片）联系起来。
1979年以后，中美结束军事上的敌对状态，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前那种美国文化的单向撞击，包括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围剿，变成了相对平等的正面较量。中国人也得以不带有色眼镜观察认识美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文化真正意义上的碰撞始于改革开放。此时，中国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印象基本是正面的，而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基本是负面的。呈现在西方公众面前的依然是一个独裁落后、恃强凌弱、没有民主法制、扩充军备、威胁地区安全的中国。这种冲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权问题。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出于当时“联华制苏”的战略利益，美国没有就“人权问题”同中国正面交锋。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决策层已有中美关系分歧大于共同点的看法。1989年2月，老布什访问中国，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中提出“人权问题”，并私自邀请“持不同政见者”出席总统告别宴会，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许多中国人不理解，西方为什么天天给我们上人权文化课？有人指出，除了国家利益，还有文化的不同。美国人认为关心中国人权是他们的义务，而中国人认为美国的人权外交只是争夺权力的手段。对人权的指责，美国政府美国媒体参与，美国的老百姓也参与。
二是经济问题衍生的文化冲突。美国常以经济手段压中国就范，比如曾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相联系。美国财长斯诺对此深有体会。近年来，中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升与不升、升多升少的问题上反复争执，这既是经济战，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心理战。斯诺无奈地说，“美国施加的压力越大，中国抵制的理由就越多。美国政界的呼声越高，中国官员就越发充耳不闻。如果美国开始以大棒政策代替口头威胁，中国就会用自己的大棍进行还击。凡是看过李小龙(Bruce Lee)或成龙(Jackie Chan)主演的影片的人都知道，棍术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武术的一部分。”
三是文化内核的较量。首先，美国文化的内核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美国主义的代名词。如土地私有就是美国西部开发时期最有吸引力的口号。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以个人为目标是非常渺小的，“公”是社会的基石。随着美国文化的涌入，中国人意识中一直受到压抑的“私欲”调动了起来，并在法律、政策和情理中找到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虽然这种“私”的目的仍然具有小农经济社会的显著特征，带有暴发户的倾向。其次，中国人的价值观开始向个体得失倾斜。以财富为度量单位的西方价值观与以奉献大小为尺度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第三，重视个体权利的西方文化与重义务的中华文化的冲撞，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个体应该具有某些权利。但是，他们对美国文化中个人权利的含义还不够了解，导致了对美国文化的盲目向往。
四是文化产品的涌入。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美国的电影文化、电视文化、电子产品文化、文学作品都成为中国同行羡慕、模仿的对象，也在大众之中风行一时。
还有因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不同而不断交替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无数事实说明，中美文化的碰撞正在向纵深发展，其激烈的程度、影响的深远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作为文化界和媒体界的人士感受到我们在文化和媒体之间的交锋和冲突尽管不是硝烟弥漫，但是我们认为一点也不亚于在军事上在外交上的交锋。从目前的形势看，美国文化的优势比较明显。其一是经济实力相差甚远。强大经济实力为美国文化可信性的基石。其二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断层。五四以来，中国人几乎一直在批判自己的文化。其三是现阶段的中国文化没有产生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
因此，美国在与中国的文化交往中至今三个不变：一是优势地位没有变；二是妖魔化的变形眼镜没有变；三是摇摆不定的矛盾心态难以改变。虽然中美在反恐、反对核扩散等多个领域有共同利益和合作，但多数观察家认为，中美关系十分复杂。从长期、全局来看，既非敌人又非伙伴；从短期、局部来看，敌对与合作并存。中国目标是发展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统一的中国。美国则致力于将自由与民主的理想散播到全世界，同时保持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中国目前的政治系统直接与美国的理想冲突。虽然中国一直希望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但美国看待中国晴天版与阴天版模式在近100年内并无变化。
2．天使想象和天真猜测
德国文化人类学家马勒茨克说，要想让文化交流出现积极的成果，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
——交往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交往是深入的。
——双方争取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或在更高的层次上双方具有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
由于中国的负面形象已经被西方文化观念所决定，中西方的经济实力相差甚远，文化交流的三个起码的条件目前都还无法完全满足。但是，在中国知识界、传媒界，把西方想象成制度先进、民主自由、悲天悯人的天使者，大有人在。有学者指出：把西方想象成天使是一种民族悲情情结的表现。这种情结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至今在中国思想界仍有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知识精英们对于他们所崇拜的西方的无知。这种将西方天使化的思想应用在国际战略上是十分危险的。
天使想象的另一面是天真猜测。在想象中把其它大国的矛盾扩大化、不可调和化，梦想从中渔利。美欧、美日、欧日或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亲兄弟，明算账的矛盾，是一条船上舵手与水手的矛盾。一旦有了风浪，他们会同舟共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显示，中国才是他们的头号假想敌。一厢情愿或把自己晋级的希望寄托在对国际关系的无知上，是不可取的。
3．美国媒体“蓝队”的攻防战
中国军队在军事演习中分为红蓝双方。红方代表自己，蓝方代表敌对方。美国政界和媒体的保守势力沿用中国的这一军事术语，将自己归为“蓝队”。它没有领导人，也没有固定章程和办公地点，但政治能量和影响力不可低估。蓝队有着共同的使命：代表保守的政治势力向中国发难，其核心观点就是宣扬“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专制政权统治下一股崛起的力量”，要求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击。
(1) 强调实质是对抗
1999年，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开播时承认：“美国人信仰的某些东西——对新闻事件全面、客观和公正的报道，在新闻事业中太罕见了”。由于美国媒体蓝队的新闻标准是“美国利益至上”，所以中国文明复兴的步伐越快，“蓝队”的报道向公众强调的是：
a)这个国家在实体和符号意义上与美国差距甚大；
b)这个国家关乎美国贸易和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
C)这个国家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和最有潜力的国家。
中国是少数几个在以上方面都能对号入座的国家之一，因此成为“蓝队”发难的主要目标。
(2) 渲染中国威胁论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正是那种最容易被美国媒体不实报道和美国政治话语不当炒作的国家。“蓝队”从文明冲突论、利益冲突论、意识形态冲突论“三论”出发，把中国威胁论“炒作”了一波又一波。最具“实质性”的一波是2005年6、7月间，美国国防部和国会推出涉华报告，《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等对中国的军力发展及其威胁提出警告，他们跳出了简单的“指控”和意识形态纠缠，触及中国军力发展的深度分析，首次公开指出中国军力不仅对台湾，还对中国周边国家甚至美国构成威胁：
a)中国是对亚洲和美国的严重威胁。
b)中国窃取美国军事机密。
c)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是对美国经济的挑战。
d)中国航天技术动摇美国的科技中心地位。
(3) 企图影响美国政策
蓝队目标似乎要说服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中国现政权是有史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最坏的政权，任何对中共稍显不彻底的强硬政策都是对专制的纵容，对中美经贸关系大加挞伐，公开否定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美国蓝队的骨干人物、美国安全政策中心负责人弗兰克·加夫尼说，“美中关系走向何方？坦率地说，是走向冲突。美国对华政策不够强硬，应提高警惕。”
4．交锋也是一种交流
没有交锋，就不知道对方的底线，拿不出真正有效的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交锋是一种对话的特殊方式。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博弈双方有时采取针锋相对战略，也是达成合作的方法。朝鲜战争中，中美双方最终选择了在板门店坐下来谈判。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和前苏联的关系降至冰点，但他们的共识却是马上在最高领导层建立了热线电话。中国如果没有刘翔，阿兰·约翰逊也许不会到上海参加田径黄金大奖赛，如果没有两人的同场竞技，从来没有观看田径比赛习惯的中国观众绝对不会把上海体育场围得水泄不通。对抗导致了多种交流。
费正清所说的：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必须对他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
三、 文化秩序重构
凤凰卫视的嘉宾主持人余秋雨先生近日撰文，讨论中国是否处于“文化孤立”之中的问题，题目是《21世纪不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他认为，“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不懂得崇尚文化差异而“幻想着文化形态上你死我活的冲突”等，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存在的障碍，导致“国际间对我们的文化话语，在整体上仍处于不乐于接受的状态”。余秋雨提议，“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
但是，马上就有学者提出反驳：当前中国文化交流之所以遭遇障碍，并不是因为“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等，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并未向外传播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把一些失去现实意义的传统经典反复向外推广，拿一些庸俗的、假冒的所谓“文化”去炫耀传播，没有体现出真正的独特性。其实，我理解，余先生讲得是一种大国心态和宽容态度，希望以国际座标为凭据，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在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之时，未来的世界座次怎样排？中国的座位摆在何处？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会取得认同？现在已经到了进行文化重构的时候。
1、确立文化自信，提高抗击打能力
所有的争论都因文化冲突而起。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但是，当一种弱势心态弥漫在中国知识精英心中的时候，我们如何承受冲突的压力？我们又从哪里去找到发展的动力呢? 难道我们的城市只有放弃原有韵味才能展示其现代化？难道年轻人的女友真的要改名为玛丽才能体味到爱情的甜蜜？应当承认，中国内地存在着一个文化断层：破四旧、打倒孔家店、文革十年浩劫，导致许多人对传统的隔膜和缺乏尊敬。年轻一代对传统的智慧和文明所知甚少。
中国文化界的当务之急，是真正的认识和廓清5000年的传统文化到底对今天的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以客观的、扬弃的立场和态度，看待中国文化的优劣？“中国文化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时时都在发展、创造、淘汰、更新的河流，让国际文化与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互动、互溶、互济的过程之中？”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文化最智慧的贡献是什么？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怎样体现？
我们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之日，就是中国文化自信力重回人心之时。
一是重温，二是重构。
重温。对西方的文化恐惧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凤凰卫视多年来一直在进行传统文化的“扫盲”工作。例如：佛指舍利赴台、赴港巡游供奉是中国大陆首次直播。对星云大师、净空法师多次进行采访，并邀请他们在电视节目中表达他们的理念。
凤凰还通过《文化大观园》、《纵横中国》、《寻找远去的家园》等节目，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易经、佛教、中医、甲骨文、京剧、龙凤文化、关公崇拜、徽商、晋商等中国文化的代表作，有的节目播出后，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论战，使观众在消除“陌生感”和“抗拒感”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重构。文化认同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回顾”过去，而是利用自身文明的成就创造新的价值观。凤凰卫视于2001年1月6日开播《世纪大讲堂》，是一档有着强烈文化抱负的节目，它请中外学者阐释独特思想，展示最新学术成果，期待为中华文化的重构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最近，这个节目做了《晚清人物系列》、《民国人物系列》、《国学系列》、《中国文化思维的误区》以及对西方国家、人物和学术成果的介绍，引起了新的关注。一位观众留言说，《中医的传统与出路》使我们震撼了！这种震撼在《世纪大讲堂》中已有过好几次了！早发现这是一档上好的节目，每个星期六都等着看呢！我们经常感到很饿，周围缺乏思想的美餐！请坚持下去。
《世纪大讲堂〉的编导史雪颂表述了他对这个节目的看法。他说，央视的《百家讲坛》很红火，这对《世纪大讲堂》是一个不小的压力。《百家讲坛》如今的策略是：尽量把话题放低，追求情节性。这对于《世纪大讲堂》是件好事，因为高端话题一直是维系《世纪大讲堂》的核心卖点所在。我们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占据高端，把这个思想论坛做得更加纯粹，而不是相反。我觉得《百家讲坛》和凤凰的《世纪大讲堂》实际上是一种分工，它们在不同的领域为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2、争夺话语权，化忧国之心为效国之力
话语霸权实际上是实力霸权。
李敖在进行“神州文化之旅”时讲了一个掌故：司马光在接见后进的时候，先问你家里有没有钱。大家很奇怪，说国务总理级的人怎么见面问这么不上路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看不起钱，耻于谈钱，但钱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可以保证我们的竞争，维护我们的话语权。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著名的报告：《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交流与社会的现状和发展》。报告说，“不幸的是，在当今世界上，交流往往总是成为不平等伙伴之间的一种交换，于是就让比较强大的、比较富裕的、装备较好的一方占了优势”，“‘自由流通’只不过是‘单向流通’，它所依据的原则应当重新改写成保证‘自由和均衡流通’”。
但是，26年过去了，“自由和均衡流通”没有实现，话语权的垄断反而愈演愈烈。在中国新闻史上，凤凰卫视说过一句很响亮的话：“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一句话，十年功。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就是要去“做”，去付诸行动。
我们知道西方是靠新闻轰炸去影响甚至主导人们思想的。而新闻频道的运营非常昂贵。CNN在全球有4000员工，42个记者站。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CNN的花销是2500万美元；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CNN的花销超过3500万美元。其它几个西方主要电视台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花销都超过1000万美元，凤凰卫视少一点，也有300多万港币。也就是说，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大战，成本超过1亿美元。
凤凰资讯台是中国第一个横跨两岸三地的24小时新闻频道，2001年1月1日开播。2003年以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开通了，这对中国是件大好事，两个新闻频道同时以民间和国家的形式出现，使中国的资讯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资讯台开播两年来一直没有广告，为了发出华人的声音这个目标，我们一直咬牙坚持投入。几年里一共投入了数亿港币。这种执着的坚守，终于使我们成为全球华语电视台里第一个报道“911”事件和第一个报道伊拉克战争开始的电视台。举一个例子，陈晓楠在“911”爆炸发生7分钟后赶到办公室，她家住的离公司最近。她急急忙忙冲上演播台说：对不起，我没有化妆。因为她没有时间嘛，这句话后来成为电视界的名言。“911”报道，美国的世界媒体博物馆除了收集西方英语媒体的报道之外，只收集了两个英语以外的语言报道该事件的样品，一个是凤凰卫视的中文报道，另一个是半岛电视台的阿拉伯语报道。除了投入金钱，还要投入全部身心。被称为战地玫瑰的闾丘露薇在大战开始之前，关了手机，与摄像师一起涉险进入巴格达，极大地振奋了民族自信心。而且她对战争的把握与报道也有世界水准。她的作为得到了胡锦涛主席的充分肯定。
上个月，日本朝日通讯社的一位资深记者专程来采访我，我向他介绍了凤凰英语频道即将开播的消息。他在对我们企图把华人视角融入英语国家主流社会的努力表示祝贺的时候，也显出了一点吃惊，觉得我们的步伐确实比较快。
文化交流的自由和均衡流通是慢功细活，不能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能指望对手发善心，更不能急功近利，图一时热闹，而要像做新闻那样，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凤凰的全球记者站加上特约记者站已经有40多个。累计对世界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播时间约达到1691小时。2006年1至10月，凤凰卫视资讯台直播突发事件99次，直播的时间达到了161个小时。因为我们靠广告养活我们自己，我们的广告客户很多。“国窖1573”赞助突发事件报道，他们刚开始做这个广告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很好的回报，不知道有多少个突发事件能做报道，结果10月20号我在长城饭店见到他们厂长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们是逮着了。我说，你们是逮着了，对不起，明年广告费涨价，因为突发事件太多了。
3、 兼收并蓄，创造新文化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著作中一段不起眼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1985年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后说，虽然这个报告着重指出了中国经济上的各种弊病，但却证实了我的看法：中国100年来的革命，已于80年代完成。其间最大的一个收获，则是这个国家今后已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说明中国历史已开始与西洋文化汇合，免除了“主义”的混淆隔阂，使全民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而生存。说明中国过去以刑法作张本，以文士管制亿万农民的方式，终于被注重民法，以商业习惯、以律师、会计师、工程师为前导的管理方式所代替，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为了这个结果，中国上至国家首脑，下至黎民百姓，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交锋待续了100多年，显示着整体社会重新构造过程的艰辛。超越“主义”束缚，不再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是一种伟大的进步，发展才是硬道理。
曾有人问我：凤凰卫视何以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取得成功？我答：我们像指挥一个充满激情的摇滚乐队那样，让中西文化、两岸三地文化，一起随着音乐的节拍舞起来。凤凰的成功，是管理方式的成功。凤凰采取了许多西方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在决策、预算、财务、投资、法律等方面（也就是关于数目字方面），基本上是西方的管理方法。凤凰卫视的执行副总裁杨家强出身香港一个普通家庭，17岁时去英国读书，毕业于伯明翰大学，因为成绩优异而成为英国最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他加盟凤凰卫视后，严把财务关，像“庙里的韦驮”。管得有多严？举个例子，我经常讲用佛教的话说我们凤凰不能没有弥勒佛，就是说宽容大量，容天下所有的大事小事。但是也不能没有韦驮，韦驮搞管理啊，所以我说财务总监就是韦驮。比如我是凤凰卫视的董事局主席，也是香港亚视的董事局主席，但是如果我想在名片上印两个头衔，财务总监杨家强就说，那亚视也应该出一半钱印名片。
凤凰是香港上市公司，要按世界共同的游戏规则出牌。但是凤凰又有自己个性化的管理方式，就是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管理模式中间，找一条最能发挥能量的、最能展示身段的比较柔性的道路。
刚柔相济，人性管理；西方化的规矩，中国式的领导；严谨的计划，灵活的变通，是凤凰融合中西文化体会，也由此产生了一种“四不像”的新文化。没有大陆文化那种深厚的底蕴，没有大陆文化中那种诗人般的浪漫创造能力，凤凰卫视不行。但是，如果像香港那种按步就班、有板有眼的方式，也不行。我觉得的凤凰这种“四不像”的文化很好。
4、 搭建平台，让文化流动起来
在文化交流史上，高山总是阻隔文化，而河流则使文化交融。中国的媒体应该成为一个平等宽松的交流平台，让各色人等都能表达看法，让文化在流动、互动中更新和发展。
1998年5月底，中美两国的四位著名记者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关于“媒体与中国”的联合讲座。双方在新闻的客观性和倾向性等问题上各执一词，讲座很快演化成了一场思想冲突。美国记者称中国记者是“笼中鸟”，而中国记者则反讽美国记者为“井底之蛙”。最后，主持人不得不匆匆结束了这场强硬的对话。我认为，这恰恰是交流太少所致。而主办者也很难承受“吵架”带来的压力。而在凤凰的节目中，我们几乎是天天吵架，这就是《时事辩论会》。我们先后请过几十位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澳大利亚人、韩国人、日本人、香港人、台湾人到会辩论，出过900多个辩题。敏感时事，真实辩论，全部直播。有时辩手气得撕稿子，拿鞋敲桌子，节目结束后还继续脸红脖子粗地吵。比如中日辩论时，我们不回避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方辩手反复重申，参拜是为了反战。中方辩手则据理驳斥。会后并没有中国人由此认为参拜有理，反而有日本人骂该死的小泉。看过《中国是否要对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节目，一位日本观众写道：“(节目)有个学者的发言引起我注意：‘中国对日本总是在示弱。’ 啊！真的吗？日本人都认为日本政府在对中国示弱，没想到中国人（对中国政府）也是这样想的。日本的新闻当中，别人的抗议之类的东西完全不介绍。希望看到更多的这样中国国内的讨论。我真的感觉到，不了解对方的思维，无法取得任何进步。”
我们的《时事辩论会》被日本NHK买断版权，每天同声传译的费用比我们节目的成本还高。NHK一直转播我们的节目三年多，最近到期了。我说你们还转不转，他说还要转播，再签3年约。
《中日辩论会》的收视率：高桥政阳先生来信说，“在香港播出5天后的7月30日，朝日电视台《周日时政论坛》将《中日辩论会2006》缩编为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并邀请前首相辅佐官冈本行夫先生到演播厅，播出了30分钟的摘要版。这一栏目的收视率达到9.8%，此节目在当天所有栏目中高居第二。按收视率计算，1亿2000万日本人当中，有1000万以上收看了这次《中日辩论会》。此外，朝日新闻社经营的朝日新闻卫星台也两次播出了60分钟的摘要版。这意味着共有数千万日本观众收看了这一讨论会。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获得了超过去年的好评。我们认为，这次最大的收获，是日中两国国民都能够冷静地对待日中关系了。”
其实，凤凰卫视本身也是一个大的交流平台。作为一个非官方的电视台，为什么世界上200多个国家首脑和政要接受我们的访问？我认为，是平等交流的诚意打动了他们。这种诚意包括：1、不断地约请，把问题事先通报。2、以善意揭示真相，不刁难对方。3、完整表达对方的观点，不删改，不剪切。
2005年华盛顿时间11月8日下午，凤凰卫视记者莫乃倩专访了美国总统布什。为了这次访问，我在半年前就投入精力操刀策划，白宫有关人士协商，介绍凤凰卫视对美国新闻的关注和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表达承诺与诚意。布什原定给我们6分钟采访时间，采访时，他的侧后方有一个官员，用手势告知采访者还剩多少时间。
当采访时间还剩一分钟时，莫乃倩有些着急，想打断布什的话，多问几个问题。布什则委婉地说，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我还可以多回答一些你的问题。于是，他用三分多钟时间讲出了此次采访中最精彩的话：“我想中国和1975年相比，非常不一样。我在1975年去中国，是很愉快的经历。真的很棒。那是很有趣的经历。我对那个时候有几个印象，第一个，所有人都在骑自行车，看不到很多汽车，我也是骑自行车的人之一，我骑车转遍全北京，这是很奇妙的经历。第二，我仍然记得人们觉得我是多么地奇怪。那时人们对西方没有太多接触。突然间，他们看到一个美国人在他们之间骑自行车，他们感到很意外。第三，我注意到人们穿着非常统一，人们穿同一样式的衣服。这些都改变了。这意味着，现在有了市场，人们开始表达他们个人不同的需求……所以，这个国家从1975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展示出巨大的潜力，这就向美国人民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至关重要。”
我们要的就是这三分钟，这三分钟显示了凤凰卫视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已经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总之，由于观念、利益不同，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上，难以统一，只能存异；难分正误，只能接纳；冲突难免，只能化解；没有胜负，只能妥协。关键在于双方信息传递的真实流畅，利益关系的相互磨合。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和谐”，这种“和谐”其实就是自信。
愿我们能拥有更多的智慧，最终把中西文化的交锋变为交融。
作者：刘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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