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专访严歌苓我们这一代的青春还远远没有被写透

关于严歌苓，话题总是绕不开影视与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深有研究的谢有顺说，严歌苓“可能是我们中国当代作家当中，和影视界结缘最深的一位”。但谢有顺同时也强调，“今天大家来到这里，要重新来认识一位作为小说家的严歌苓。其实电影电视拍得再好，我觉得，都比不上她的小说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4月21日，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2017年度小说家”称号授予严歌苓。在授奖辞中，重点提到严歌苓在《芳华》小说中的艺术表现。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面对面专访到严歌苓，探寻她在《芳华》写作背后的想法。严歌苓亲切大气，跳芭蕾舞训练出来的范儿，经岁月的沉淀仍释放在她的一举一动中。  

　　上世纪70年代，12岁的严歌苓考入西南某军区歌舞团，成了一名跳芭蕾的文艺兵。和《芳华》中的姑娘们一样，她用舞蹈在集体中绽放自己的青春。但青春总要散场，个体总要单独面对各自的命运。严歌苓的命运是：阅读与写作。  

　　严歌苓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床畔》《归来》《芳华》……很多读者都注意到，严歌苓不光写得多，而且能写的题材彼此间差别很大，莫言曾经评价，严歌苓是“真懂小说技术”。  

　　关于《芳华》的热点话题  

　　“在《芳华》中，完成对自己青春透彻的反思和批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芳华》电影版拍得过于强调美，而对人性的反思力度不够。作为《芳华》小说的作者，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严歌苓：电影拍得特别优美，而对战争的影像呈现，比文字更显得真实、残酷。电影的优势就在于，文字需要描摹很多的地方，可能都不及电影用一个特写、一个眼神的镜头，给你的震撼更大。所以我也是一个电影迷。但是，小说也有电影所不能更深触及的，比如说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永远和电影是各自都有它自己的领地。电影版《芳华》更加侧重小说中青春如歌如诗的这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文学不是一个大众娱乐，而电影有它为大众提供娱乐的性质。我们不应该要求电影承担文学所承担的使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比起其他作品，《芳华》这部小说好像格外引发你自己的真实情感。  

　　严歌苓：小说中的刘峰和何小曼，的确是以我青春年少时在部队文工团接触的两个战友为原型，他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一直想写他们，事实上也写过他们。他们分别被我写进不同的作品里。但是，对他们所遭遇的被排斥，总感觉认识没有深刻，忏悔也没有那么彻底。所以我总感觉一直没有写透他们。直到四年前，冯小刚找到我，说要一起讲文工团的故事。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两个人物写在一起。而且，我自己也到这个年龄了，对自己当时的行为，对我所处的集体当年的行为，认识足够深刻了。我也不害怕触痛自己。我就在想，当青春期的一群人集结在一起，由于荷尔蒙，以及各种各样的元素，他们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所以在《芳华》这部小说里，我完成了自己对自己青春透彻的反思和批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芳华》电影热映后，掀起一阵怀旧情怀。甚至还有读者去曾经的军区大院外，去感受旧时代的空气，试图寻找一些往日的痕迹。作为一个作家，当你用文学将那段生命经验、感悟表达出来以后，形成艺术形式之后，是不是内心就放下了？  

　　严歌苓：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在青春成长时期，经历了很多大事件的发生。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成功还是失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很独特。我想，以后再也不会有像我们这样的青春了。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值得更多的书写和表达。但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被写透过，被表达得远远不够。我总觉得，要更多地写出来，让更多的当代年轻人知道和了解，这样我们当初才不白经历一场。  

　　关于写作的切身感悟  

　　“成为名人会感到自己被异化，感受就会不准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作家分很多种类型。有的作家，生活与创作分得很开，但有的作家需要生活很戏剧化，需要刺激才可以保持创作的状态。你如何在现实生活安稳的状态下，保持艺术的敏感度？  

　　严歌苓：首先，我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不会在一个国家住很久。所以，我的生活状态一直处于一种“不入流”的特点。也就是，我永远不属于一个社会主流，而是一个清醒冷静的旁观者。当一个人处于一个社会或国度里是一个少数人的状态，肯定就容易敏感。比如说，德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非洲人的地理人文文化情感表达方式有什么特点啊……如此种种就可以永远使人处在不断的好奇状态。我的确需要这种漂泊或者自我放逐的一种生活，来保持我的敏感。  

　　其次，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社会默默无闻的一员，让自己保有平常心。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挺有成就的作家。比如说，当我和我的外交官丈夫一起生活，我会跟其他外交官的妻子一起去发现哪里有菜可以买回来研究，参加她们组织的一些小型读书会。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普通妻子，普通母亲的一种感情和状态，我都有。但同时，我对于她们，是外来人。我永远都是吉普赛人的生活，我参与生活，但我又是我自己，我以我的文字，以我的写作为国度。所以我感觉就是，无论我生活在哪里，都无所谓。我的国土就在我心里。我永远都是一种非常自信又很宁静平常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逐渐成了一个名人，很多人来找我，我就会感到自己被异化。而我深深知道，一个人被异化以后，感受是不准确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青春总是令人记忆深刻的。您12岁来到四川当兵，度过难忘的青春岁月。这段经历，对您意味着什么？  

　　严歌苓：人往往最能记住那种让你吃过苦头的地方。我和我的战友为什么之所以会有一生的情感，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吃过苦。回想我在四川当兵时，跟战友一起进藏演出，高原雪地，冻得脚指头都快掉了，冻得很多女孩子哭。一起经历过这种难忘的体验，所以我们这种战友情一直很深，一直到今天还在维持。其实也不用特别维持，我们战友之间，哪怕很多年不打电话，一打电话就立马说对方的昵称，心灵马上零距离。这是生命的朋友。  

　　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生命的朋友，有时候都超过了骨肉亲情。比如说我有一个哥哥，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哥哥一起，经历在雪山路上抛锚，然后撅根树枝做筷子，捡来一点树枝，点燃取暖，把雪烧化以后喝那个热水。但我的战友就跟我一起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有时候我的哥哥未必像我的战友，她们更加理解我、包容我。因为我跟她们在一起朝夕相处八年，同甘共苦。这种感情肯定是比任何一种感情都更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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