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部《疯狂的石头》，以300万元人民币的成本斩获22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成为影坛内外议论不息的话题，给国产小成本电影树立了标杆，也使导演宁浩一举成名；今年贺岁档，宁浩又带来了《疯狂的赛车》，到记者发稿时为止，这部投资1100万元的电影，只差一步，票房便可突破1亿元人民币。
有人说，这部宁浩的新作，是中国喜剧的新经典。
电影开场后，就没有让观众喘口气的地方，不是笑得累人，就是想得累人。7个编剧把多条故事线索穿插叙述，再加上凌厉的剪辑，摇晃的镜头，幽默的对白，还有戏中人那些让人捧腹不已的傻事，你沉睡已久的笑神经，会突然醒来，让你没心没肺地在电影院里开心一个半小时。
而且看一遍恐怕也是看不够的，你可以再看一遍。不用担心，你可以在一遍又一遍的观看中，寻找到不同的乐趣。
我对批评意见虚心接受
记者：《疯狂的赛车》写残了7个编剧，有人说情节复杂，有人说情节臃肿，有人说看得挺累的，您怎么对待这种说法？
宁浩：接受批评，继续改进呗。（大笑）下次写简单点，观众爱看啥就写啥，如果观众觉得有点罗嗦，就写少点，不给大家看那么多。我比较关心观众的反应，也会看网上骂我的文章。要弄清楚他们的道理在哪里，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剔除。
我明白为什么会给大家这种感觉：信息量过大；然后我再类比：其实还有很多电影比这部信息量还大，为什么那些电影没显得臃肿？哦，它们是单线叙事——复线叙事会导致观众不停在“挪座位”，不停地调整视点，调整的过程就会比较累，投入感不强，不像单线叙事，观众只要跟着一个故事一个人物走。观众有这样的感受，我就要研究造成这个感受的原因，就像医生和病人，病人说头晕，并不知道因为什么，可医生得检查、分析头晕是怎么造成的，症结在哪里。结论：今后如果还需要更多的观众，更大的市场，那太多故事交织的这种办法，需要暂时放一放。比如现在正在弄的这部公路片《无人区》，就不再这样了。
记者：《疯狂的赛车》目标观众是不是以年轻人为主？
宁浩：年龄在艺术范畴里是没有绝对界限的，而且还有一条，别以为后来的就比以前的人强！（大笑）比如，中国人在情感的传承上，像诗歌，就是不断退步的，一直退化到现在。
我非常尊重冯小刚
记者：虽然《非诚勿扰》票房比《疯狂的赛车》高，可是有人说：《疯狂的赛车》出现证明冯小刚过时了。不过，冯小刚也在广州参加了《疯狂的赛车》宣传，还力挺您和您的电影，为什么？
宁浩：我和冯小刚导演是一起去广州帮中影集团做一个活动。冯小刚导演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导演，他对我也特别好，挺关照我的。
其实市场是公平的，冯小刚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为中国电影市场做贡献。冯小刚导演也说过，他每次拍电影都拧巴：到底是证实一下个人能力，还是考虑一下市场？每次他都选择了市场，选择了为人民拍电影。这种状态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非常值得尊敬的。
记者：也不光是冯小刚，现在有一批中老年的导演都很欣赏您并且对您寄予挺高的期望吧？
宁浩：愧不敢当！我觉得我们的观众不要马上就站起来立杆子，拉阵营，现在我们中国多代电影人都在共同努力，而国产电影的发展环境还比较恶劣，要想办法在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研究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影，大家都不容易，别在这时候搞内讧了，拉帮结派，我觉得不好。
拍电影得会算账
记者：为什么您头两部影片《香火》和《绿草地》都很细腻、很人文，后来的《疯狂的石头》却非常商业化、类型化？是因为那两部电影把自己和朋友的钱都搭进去了，您痛定思痛后的决定吗？
宁浩：不是，《疯狂的石头》是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我早就想做这样的，可是当时的资金和条件下，我只能选择这两部。拿那么少的钱，去做商业片，不是找死吗？（大笑）商业片还是需要一些钱来支撑的，我只能等到机会成熟了才做。
记者：以您的才华，应该能够拍出既有文化含量也能卖座的电影吧？
宁浩：我不敢这么说，每一部电影都不一样，能做好这个，不一定能做好下一个，那些敢说“我能做好这种电影，也能做好那种电影”的人，我觉得都在吹牛。当然了，如果你非得拍一个大文艺片，还非得要票房跟《变形金刚》一样，那不可能，因为普适层面不一样，永远是深入的没有浅出的普适性强，电影确实有相对大众和相对小众的区别。怎么叫商业？比如一个文艺片，本身不商业，你做出了一定的水准，那应该就可以赚钱了。（说来说去，是看编导的才华？）不是，是看他会不会算账！（大笑）你要算清楚文艺片的市场有多大，算多少钱之内拿得下来。
海外市场能捡就捡，捡不着不眼红
记者：这两部电影的海外发行怎样？想往国外卖吗？有的人拍中小电影就为在海外拿奖，这条路怎么样？
宁浩：法国电影大师吕克·贝松买了《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他也来谈了，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我对海外市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搂草打兔子”——能捡着就捡着，捡不着也别眼红，本来就属于外块。去海外拿奖什么的，它赚不了钱不就是白扯吗？光吹牛在国外如何如何，谁挣着钱了？挣着了早就换车换房了，我没看见。（大笑）什么是当前最重要的责任，我觉得还是服务于本土的文化市场。
记者：这次《疯狂的赛车》用了很多台湾地区的演员，是准备往台湾卖片吗？他们给电影带来什么？
宁浩：没想过往台湾卖。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合适的角色嘛！（笑）我本来就喜欢高捷、九孔、戎祥，我也喜欢台湾的娱乐节目，我觉得他们的娱乐精神很牛。
拍电影靠学习，不学才可耻呢
记者：您最想拍的是什么样的电影？
宁浩：拍完《无人区》这种公路片，想拍一个科幻片。我以前写过一个《七宗梦》，讲的是一个时空穿梭的故事。
记者：这听起来又像是聪明人拍的电影，天马行空，纯粹通过想象力来构建一个空间。
宁浩：是，我们都是习惯看过去嘛。我们都是儒家文化的“受害者”，老是看过去，不太看未来。我希望我的电影都是为未来拍的，我觉得关注未来比关注过去有意义多了。
记者：要拍好公路片，需要做哪些工作？
宁浩：做好公路片研究、学习工作，（都学习了哪些，研究了哪些？）这个太多了，汽车的、火车的、飞机的，都研究了。我觉得学习特别重要，多看，多研究分析。
记者：有人说您模仿英国导演盖里奇的痕迹挺重的。
宁浩：我跟你说，比盖里奇多的多，他们就看过盖里奇，这种电影也不是盖里奇的发明，他也是跟别人学的。这事没什么新鲜的，不学才可耻呢。不会你还不学？电影都是学来的。类型片是，艺术片也是，我们现在连楼房都是跟国外学来的。
我是个俗人，不是“少年成功人士”
记者：您的性格是怎么样的？适合拍喜剧吗？
宁浩：适合拍喜剧，因为我不爱笑。（大笑）我其实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性格。其实我比较闷，不爱逗，有时候他们都怕我，因为我经常不说话。
记者：您出身山西的钢铁工人家庭，好像给人“草根”的感觉，在不同的学校念过中专、大专、本科，做过很多职业，这些影响了您电影的风格吗？您跟老一辈电影导演有什么不同？你们的电影有什么不同？
宁浩：应该有影响吧，每个人的经历都对他的价值观、方法论产生影响。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中国人，父亲是最先下海的一批工人。“草根”这词吧，全中国30年前、改革开放以前不都是“草根”嘛！我不“草根”，也不是文艺青年，只不过是有些文艺情怀的普通人。我也跟《霸王别姬》的编剧、香港的李碧华聊过：什么时候也能合作一下，我也拍一个更有情怀一点的电影。
记者：您爱说“我的电影要为人民服务”。
宁浩：我这是向冯老师学习的，永远立足于这个出发点才是正确的，就是你是为谁而干这件事。电影实际上是一个最世俗的艺术，那你就为最世俗、最广大的人们服务，那就对了。这事也特别适合像我这么世俗的人来干，我就是一个俗人，七情六欲、所有人的毛病我都有，所有人的优点、基本的小善良我也都有。
记者：拍《疯狂的石头》的时候您28岁，现在刚30多点，有人管您叫“少年成功人士”，您怎么想？
宁浩：多少28岁的人都干过多少大事了！毛泽东28岁都已经在党里担任重要工作了。（大笑）这跟年龄没太大关系。28岁不代表不成熟，28岁是一个挺大了的年龄。
记者：有人采访您以后，评价您“很清醒、很努力、不抱怨”，知道一切的规则和底线，然后不抱怨环境，还能用积极的心态去努力，这个评价您认同吗？
宁浩：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呗！哦，还不光是这样，意思是比较世故、比较狡猾吗？这就是我们山西人的特点。（大笑）我从小经历的挫折教育比较多，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采访札记
采访宁浩是通过电话，而且他当时正在开车，还一度不得不挂断记者的电话，用他的手机打电话问路。但是这不影响他思维敏捷，妙语连珠，40多分钟里，记者时常随着他的话、他的笑，也在电话边哈哈大笑——确实延续了我看《疯狂的赛车》时的愉快心情——只希望交通警察不会因此发现宁浩违反交规，去罚他的款。
一打通电话，还没等记者问，宁浩乐呵呵地首先就从孩子说起：他双喜临门，前几天刚添了一个儿子。不过他又说，“男孩女孩无所谓，关键要是真男孩，真女孩。”
也明白了为什么宁浩在记者圈里有特别好的口碑。“70后”的宁浩，确实和老一辈电影人不同，他不“端着”，也不“隔着”，记者似乎从没有在采访时除了提问以外，有过这么多的插话。也许因为曾经干过记者，他特别知道记者提问的意图，说自己的观点能开玩笑一般深入浅出、风趣幽默，而且比你期待的还多。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达，负面的东西正面地理解。一个才华横溢继续埋头努力的人，一个声誉鹊起依然谦逊礼貌的人，一个少年成名而清醒冷静的人，他不火谁火？未来的他，难以预期；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疯狂的赛车》故事梗概
耿浩是一名自行车赛车手，在一次比赛中获得了银牌，但被不法商人李法拉骗去拍广告，误喝饮料，遭终身禁赛，过着贫贱生活，而后师傅含恨而死，“疯狂”的故事由此展开。两位朴实的西北大汉，本想赚钱结婚，却被一对各怀鬼胎的夫妇买凶杀人，又由杀手阴差阳错变成了贼，最后又成了毒品贩子；来大陆和泰国毒贩进行毒品交易的台湾黑帮四人组，糊里糊涂地砸了交易、赔了性命，而泰国毒贩则莫名其妙冻死在冷藏车里；一对年轻警察，想要办案立功，不断追逐着被认为是凶手的耿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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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
有人说，这部宁浩的新作，是中国喜剧的新经典。
电影开场后，就没有让观众喘口气的地方，不是笑得累人，就是想得累人。7个编剧把多条故事线索穿插叙述，再加上凌厉的剪辑，摇晃的镜头，幽默的对白，还有戏中人那些让人捧腹不已的傻事，你沉睡已久的笑神经，会突然醒来，让你没心没肺地在电影院里开心一个半小时。
而且看一遍恐怕也是看不够的，你可以再看一遍。不用担心，你可以在一遍又一遍的观看中，寻找到不同的乐趣。
我对批评意见虚心接受
记者：《疯狂的赛车》写残了7个编剧，有人说情节复杂，有人说情节臃肿，有人说看得挺累的，您怎么对待这种说法？
宁浩：接受批评，继续改进呗。（大笑）下次写简单点，观众爱看啥就写啥，如果观众觉得有点罗嗦，就写少点，不给大家看那么多。我比较关心观众的反应，也会看网上骂我的文章。要弄清楚他们的道理在哪里，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剔除。
我明白为什么会给大家这种感觉：信息量过大；然后我再类比：其实还有很多电影比这部信息量还大，为什么那些电影没显得臃肿？哦，它们是单线叙事——复线叙事会导致观众不停在“挪座位”，不停地调整视点，调整的过程就会比较累，投入感不强，不像单线叙事，观众只要跟着一个故事一个人物走。观众有这样的感受，我就要研究造成这个感受的原因，就像医生和病人，病人说头晕，并不知道因为什么，可医生得检查、分析头晕是怎么造成的，症结在哪里。结论：今后如果还需要更多的观众，更大的市场，那太多故事交织的这种办法，需要暂时放一放。比如现在正在弄的这部公路片《无人区》，就不再这样了。
记者：《疯狂的赛车》目标观众是不是以年轻人为主？
宁浩：年龄在艺术范畴里是没有绝对界限的，而且还有一条，别以为后来的就比以前的人强！（大笑）比如，中国人在情感的传承上，像诗歌，就是不断退步的，一直退化到现在。
我非常尊重冯小刚
记者：虽然《非诚勿扰》票房比《疯狂的赛车》高，可是有人说：《疯狂的赛车》出现证明冯小刚过时了。不过，冯小刚也在广州参加了《疯狂的赛车》宣传，还力挺您和您的电影，为什么？
宁浩：我和冯小刚导演是一起去广州帮中影集团做一个活动。冯小刚导演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导演，他对我也特别好，挺关照我的。
其实市场是公平的，冯小刚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为中国电影市场做贡献。冯小刚导演也说过，他每次拍电影都拧巴：到底是证实一下个人能力，还是考虑一下市场？每次他都选择了市场，选择了为人民拍电影。这种状态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非常值得尊敬的。
记者：也不光是冯小刚，现在有一批中老年的导演都很欣赏您并且对您寄予挺高的期望吧？
宁浩：愧不敢当！我觉得我们的观众不要马上就站起来立杆子，拉阵营，现在我们中国多代电影人都在共同努力，而国产电影的发展环境还比较恶劣，要想办法在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研究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影，大家都不容易，别在这时候搞内讧了，拉帮结派，我觉得不好。
拍电影得会算账
记者：为什么您头两部影片《香火》和《绿草地》都很细腻、很人文，后来的《疯狂的石头》却非常商业化、类型化？是因为那两部电影把自己和朋友的钱都搭进去了，您痛定思痛后的决定吗？
宁浩：不是，《疯狂的石头》是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我早就想做这样的，可是当时的资金和条件下，我只能选择这两部。拿那么少的钱，去做商业片，不是找死吗？（大笑）商业片还是需要一些钱来支撑的，我只能等到机会成熟了才做。
记者：以您的才华，应该能够拍出既有文化含量也能卖座的电影吧？
宁浩：我不敢这么说，每一部电影都不一样，能做好这个，不一定能做好下一个，那些敢说“我能做好这种电影，也能做好那种电影”的人，我觉得都在吹牛。当然了，如果你非得拍一个大文艺片，还非得要票房跟《变形金刚》一样，那不可能，因为普适层面不一样，永远是深入的没有浅出的普适性强，电影确实有相对大众和相对小众的区别。怎么叫商业？比如一个文艺片，本身不商业，你做出了一定的水准，那应该就可以赚钱了。（说来说去，是看编导的才华？）不是，是看他会不会算账！（大笑）你要算清楚文艺片的市场有多大，算多少钱之内拿得下来。
海外市场能捡就捡，捡不着不眼红
记者：这两部电影的海外发行怎样？想往国外卖吗？有的人拍中小电影就为在海外拿奖，这条路怎么样？
宁浩：法国电影大师吕克·贝松买了《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他也来谈了，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我对海外市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搂草打兔子”——能捡着就捡着，捡不着也别眼红，本来就属于外块。去海外拿奖什么的，它赚不了钱不就是白扯吗？光吹牛在国外如何如何，谁挣着钱了？挣着了早就换车换房了，我没看见。（大笑）什么是当前最重要的责任，我觉得还是服务于本土的文化市场。
记者：这次《疯狂的赛车》用了很多台湾地区的演员，是准备往台湾卖片吗？他们给电影带来什么？
宁浩：没想过往台湾卖。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合适的角色嘛！（笑）我本来就喜欢高捷、九孔、戎祥，我也喜欢台湾的娱乐节目，我觉得他们的娱乐精神很牛。
拍电影靠学习，不学才可耻呢
记者：您最想拍的是什么样的电影？
宁浩：拍完《无人区》这种公路片，想拍一个科幻片。我以前写过一个《七宗梦》，讲的是一个时空穿梭的故事。
记者：这听起来又像是聪明人拍的电影，天马行空，纯粹通过想象力来构建一个空间。
宁浩：是，我们都是习惯看过去嘛。我们都是儒家文化的“受害者”，老是看过去，不太看未来。我希望我的电影都是为未来拍的，我觉得关注未来比关注过去有意义多了。
记者：要拍好公路片，需要做哪些工作？
宁浩：做好公路片研究、学习工作，（都学习了哪些，研究了哪些？）这个太多了，汽车的、火车的、飞机的，都研究了。我觉得学习特别重要，多看，多研究分析。
记者：有人说您模仿英国导演盖里奇的痕迹挺重的。
宁浩：我跟你说，比盖里奇多的多，他们就看过盖里奇，这种电影也不是盖里奇的发明，他也是跟别人学的。这事没什么新鲜的，不学才可耻呢。不会你还不学？电影都是学来的。类型片是，艺术片也是，我们现在连楼房都是跟国外学来的。
我是个俗人，不是“少年成功人士”
记者：您的性格是怎么样的？适合拍喜剧吗？
宁浩：适合拍喜剧，因为我不爱笑。（大笑）我其实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性格。其实我比较闷，不爱逗，有时候他们都怕我，因为我经常不说话。
记者：您出身山西的钢铁工人家庭，好像给人“草根”的感觉，在不同的学校念过中专、大专、本科，做过很多职业，这些影响了您电影的风格吗？您跟老一辈电影导演有什么不同？你们的电影有什么不同？
宁浩：应该有影响吧，每个人的经历都对他的价值观、方法论产生影响。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中国人，父亲是最先下海的一批工人。“草根”这词吧，全中国30年前、改革开放以前不都是“草根”嘛！我不“草根”，也不是文艺青年，只不过是有些文艺情怀的普通人。我也跟《霸王别姬》的编剧、香港的李碧华聊过：什么时候也能合作一下，我也拍一个更有情怀一点的电影。
记者：您爱说“我的电影要为人民服务”。
宁浩：我这是向冯老师学习的，永远立足于这个出发点才是正确的，就是你是为谁而干这件事。电影实际上是一个最世俗的艺术，那你就为最世俗、最广大的人们服务，那就对了。这事也特别适合像我这么世俗的人来干，我就是一个俗人，七情六欲、所有人的毛病我都有，所有人的优点、基本的小善良我也都有。
记者：拍《疯狂的石头》的时候您28岁，现在刚30多点，有人管您叫“少年成功人士”，您怎么想？
宁浩：多少28岁的人都干过多少大事了！毛泽东28岁都已经在党里担任重要工作了。（大笑）这跟年龄没太大关系。28岁不代表不成熟，28岁是一个挺大了的年龄。
记者：有人采访您以后，评价您“很清醒、很努力、不抱怨”，知道一切的规则和底线，然后不抱怨环境，还能用积极的心态去努力，这个评价您认同吗？
宁浩：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呗！哦，还不光是这样，意思是比较世故、比较狡猾吗？这就是我们山西人的特点。（大笑）我从小经历的挫折教育比较多，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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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通电话，还没等记者问，宁浩乐呵呵地首先就从孩子说起：他双喜临门，前几天刚添了一个儿子。不过他又说，“男孩女孩无所谓，关键要是真男孩，真女孩。”
也明白了为什么宁浩在记者圈里有特别好的口碑。“70后”的宁浩，确实和老一辈电影人不同，他不“端着”，也不“隔着”，记者似乎从没有在采访时除了提问以外，有过这么多的插话。也许因为曾经干过记者，他特别知道记者提问的意图，说自己的观点能开玩笑一般深入浅出、风趣幽默，而且比你期待的还多。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达，负面的东西正面地理解。一个才华横溢继续埋头努力的人，一个声誉鹊起依然谦逊礼貌的人，一个少年成名而清醒冷静的人，他不火谁火？未来的他，难以预期；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疯狂的赛车》故事梗概
耿浩是一名自行车赛车手，在一次比赛中获得了银牌，但被不法商人李法拉骗去拍广告，误喝饮料，遭终身禁赛，过着贫贱生活，而后师傅含恨而死，“疯狂”的故事由此展开。两位朴实的西北大汉，本想赚钱结婚，却被一对各怀鬼胎的夫妇买凶杀人，又由杀手阴差阳错变成了贼，最后又成了毒品贩子；来大陆和泰国毒贩进行毒品交易的台湾黑帮四人组，糊里糊涂地砸了交易、赔了性命，而泰国毒贩则莫名其妙冻死在冷藏车里；一对年轻警察，想要办案立功，不断追逐着被认为是凶手的耿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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