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关于多种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

主持人：学校举行了杜维明博士荣誉博士的授予仪式，同时聆听了杜教授的精彩的演讲。今天下午是一场专场的报告会。在报告会之前我宣布我们山东大学昨天刚下达的一个文件《关于成立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的文件》。山东大学文件，山大文字2004年112号关于成立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的通知。各有关单位，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聘任杜维明教授为中心名誉主任，山东大学2004年9月29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杜维明教授祝贺。在座很多听众当中今天上午都已经出席过了，另外今天上午王校长已经对杜教授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我就不多介绍了。今天下午，杜教授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多种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杜教授给我们作报告。
    杜维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觉得很荣幸有这个难得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工作。这个是近现代北京文化高峰会议提出的流程。文化当然是多元多样，然后种族，语言、文学和哲学都是五彩缤纷，有多种元素综合而成。中国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以来，绵绵五千年，虽然有分有合，但是一个脉络斑斑可考的连续体。民国时代，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发源于黄河特别是渭河流域，逐渐向外辐射，像个同心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同化成为小农经济家族社会的权威政治。以这些为特色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后裔，秦朝统一以来，古代汉语即成为稳定不变的语言体系。我近年来，从宗教、考古、人类、民族、历史、语言和哲学各方面的探讨，根据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最新的成绩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起源。我们对前面的总体印象需要有比较大幅度的修正，历史连绵不断这是可以肯定的，同心圆一根而发的印象受到了质疑。取而代之的是几大块区域文化通过冲突、竞争和交流才逐渐凝聚而为中国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的所谓两组玉器和青铜时代的冶铜技术的多元倾向，充分显示在神州大地那时候已经成为非常错综复杂的景象。所以考古学家我的同事张光植先生在他最后一版《关于中国古代关于中国文明的历史》，就基本上修正了他以前一根而发的印象。具有中国特色的龙的符号，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身如蛇、头如虎、角如羊、鳞如鱼、爪如鹰，在天上，地下，水中能够运行自如，然后贯穿了金木水火土五行，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而且变化无穷的龙可能最容易体现，能够体现这种多元综合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使得我们理解到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是通过交流，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潮的碰撞而发展出来的。因此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学习文化，向各种不同的资源，不同的潮流进行学习，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通过佛教的传入向印度文化学习，因为向印度文化学习，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没有印度文化的佛教在中国所起的积极的作用，很难可以想象宋明儒学的发展。有些学者认为在17世纪中开始中国开始没落了。从世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就是康熙、雍正、乾隆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不论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和政治清明的各种指标来判断，还是最先进的国家。当然所谓国家，民族或者主权这些观念一直到19世纪才刚刚为大家所运用。如果用一个时间的名词，中国的综合国力，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前还是很令人惊讶，如果从贸易一方面来看，中国的贸易在鸦片战争之前可能是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和今天美国的情况相比相当，可是虽然大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期还是不能低估，因为妄自尊大，对西方完全毫无所知，西方经过了启蒙的洗礼，正是工业革命大行其道的时候。梁启超所谓“以动力横决天下” 为时代。那么清朝闭关自守，俨然一副，不屑于蛮夷之邦打交道的那种傲慢，结果经不住船坚炮烈的冲击，在数十年，便从所谓的天朝礼仪大国沦为孙中山先生深恶痛绝的褫职冥币，和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集中力量从西方学习，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兰学”，及荷兰，然后向英国，向法国，向德国的情况构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日本学习文明，因为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突出，而中国自居老大，结果两三代就真正的没落了。所以在西方文明之外，国际化和本土化结合的和处理的比较好的是日本的经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日本后来因为军国主义的兴起，那么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160年来东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以向西方学习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定义。往前看，我们可以向西方学习的地方还很多。武汉大学的肖杰夫先生一直强调西方启蒙精神，我们还继续发展的西方启蒙精神。李泽厚先生非常担忧从五四以来的知识精英因为有种痛切的救亡图存的痛切感而忽视了启蒙所代表的内涵和价值，而感到非常的忧虑。大家知道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以前提出的新启蒙。我自己也认为就启蒙西方的启蒙elatiman,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价值理念，作为一种心态，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史发展到今天最强势的意识心态。一种理念。这很容易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和启蒙代表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今天在世界上极有影响力的价值领域或者是利益领域像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还有这些制度后面所根据的基本理念，比如说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法制和个人的尊严都和西方的启蒙有密切的关系。从西化到现代化，也就是从地域的观念发展成时间的观念。从地域的观念看，就是有一些扎根于西欧和美国的特殊的价值，特殊的制度，通过时间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的制度普及世界。这些正在扩展，这些价值，比如象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中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以个人为尊严，为核心价值，它基本上不仅是一个利益领域，同时也是一个深刻的价值领域，就以市场经济为例，如果没有诚信，没有法制，没有契约的观念，没有真正的信誉，公开度，透明度和信赖度，市场经济是没有办法真正综合发展。所以要完成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经济，这些价值必须能够落实。所以如何使得社会变得更合法化，合理化，更有透明度很重要。民主政治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有密切的关系。严复就曾经提到，“应该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个体用的观念，就是自由是民主的核心价值。当然这要落实到言论的自由、集会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出版的自由等等各种不同的自由。因为全球化，从西化、现代化到全球化个人的选择越来越大，因此个人的需要表达自己的意愿乃至充分发展自己的潜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一个民主制度如何能够使得各种不同的自由的价值有能够充分的展示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验。当然民主并不就是选举文化，同时民主也是公共理性能不能充分展现的观点，意思就是说，只有公共的空间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公共理性，公共的探讨，能够把这个国家的事情有一定的透明度，人民有一定的知情权，这就是民主不可或缺的条件。公民社会的出现，或者市民社会的出现，表示说社会的力量，社会的动力不仅是在经济，还要在其他各种不同的领域。毫无疑问，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全球化的过程中，多元多样是成为大家必需接受的现象和条件。当然我们希望市场经济能够调动经济的积极，也就是调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是我们也希望一个社会不要成为一个市场社会，市场经济是非常好的，如果市场社会形成了社会的主力，主要的力量，那这种情况有很多，为预期的不良后果有很多，市民社会的出现，它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相对政府而独立的媒体、学术、企业、职业团体乃至宗教、社会组织等非政府的组织、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比如说，关于生态环保，关于消费者权益，关于弱势群体，关于妇女平权各种运动都出现了，使得社会变得非常蓬勃，但同时每一个相对独立团体又可以有深刻政治含义，就是整个社会各种动力调动起来，相对独立，同时互相配套，互相联系，开展出一个公共的领域，即使没有选举文化，民主健康发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当然，美国的社会是要突出自由，有的时候对平等照顾不够。在这样发展的趋势之下，如何能够真正的继续不断的把源自西方的朴实价值融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之中成为知识界的重大考验。这也是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大家都认为必须如此。五四以来很多的知识分子认为能够使得中国救亡图存，能够西化现代化，一个先决的条件是反传统，当时一个形象的说法也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就是打倒孔家店。在今天来看，当时的一些知识精英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他们那时候的观点和看法对我们还有很大的启发，而且那个工作可能还有继续。所谓消除封建遗毒，重振，重新地塑造国民信仰，特别是鲁迅的观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这个，我感觉到整个发展的大的趋势非常健康。唯一的我觉得遗憾的是当时的这一批需要，极力要反对封建遗毒，清除封建遗毒这些知识精英把这个工作看得轻松了一点，看得乐观了一点。那时候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如果要完成这个工作，我必须要有勇气把传统象包袱一样丢掉。这个看法是过分乐观，传统的阴暗面，就是所谓的封建遗毒，渗透到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血液，骨髓之中，很难象包袱一样丢掉。如果我们对他调查不全面，我们很难消除心灵积习中间的一些消极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象包袱一样丢掉，如果要真正给传统的积习，比如说走后门了，裙带关系了，所谓朋党的关系，各种不健康的人际关系，以及没有面对理性，对法治，对人权，做充分的体认，这些影响我们，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充分的发展自己的人格，突出个人的独立性，对于人的尊严，对于其他应该充分发挥的现在价值，没有良好的土壤，能够让他生根，能够发芽，能够接环境。也想很多学者，比如博阳所谓的“家港文化”很那难使得亲密。这种观点本身我觉得是健康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民族心灵之间的积习能够消除，这个工作是非常艰巨的，不能象包袱一丢了事。但是还有一个侧面，就是五四的当时一些杰出的学者没有注意到，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这个传统文化中间，深刻在传统文化在他们中间非常积极和消极的因素，因此他们是在传统文化之中来讨论这个课题。他们没有估计到另外一个侧面，就说真正的要把鲁迅说的国民性的阴暗面要能够消除掉，不能够只是象包袱一样丢掉，或者像偶像一样把它打倒。要有更深刻，更全面的心态来面对他，就说除非我们能继承传统的核心价值，把这些核心价值当作源头活水那它才能够开发出来，真正能够变化旗帜，脱胎换骨。假如我对传统，对他的阴暗面照顾不够，对他深刻的价值体认不够，以粗暴的方式来像偶像一样来打击传统或者以过分乐观幼稚的方式象包袱一样把他丢掉。结果，丢没有丢掉。打没有打倒，真正深刻的，健康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挥而很多阴暗面很多积习继续的泛滥存在。这是我们的困境，这个困境已经经过好几代，所以现在面对的重大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建立文化的主体性，这是北京大学娄玉烈先生。我认为呢，要建立文化的主体性，这个比中国文化为本的观念要比较深刻一些，因为主体性他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它是发展的，不是停滞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那么这种主体性的建立应该是有批判性的，我们有反省的能力，批判我们能够建立的主体性和传统最核心的价值能够联系起来又和西方最重要的精神资源进行对话，在这个背景下面，对于我们文化里面所起的，特别因为儒家的传统的阴暗面来进行一种清除的工作。最起码的要求，必须要化解，献珍之情，就是媚外、仇外的心理，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心态来面向世界，接纳全球各地物资和非物资的资源，成为壮大我们民族必须有的一些基本资源，也就是说要发展出一种反馈的系统feedback system。反馈的系统是增强我们的批判能力。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在过去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吧，因为我在198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住了一年，和77，78，79这三届文革以后进入大学的结下不解之缘。我们常常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刚才提到华东师大的王元化，中山大学的冯达文，武汉大学的葛启用，北大象康一届、陈来，都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如何建立一种群体的批判的文化认同，自我意识，它是开放的，它是动态的，它是发展的，应该成为一种就知识界来说成为一种为文化中国的共同创造的文化事业。所谓文化中国这中间的范围比较大，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而组成的社会，这是第一个意义世界。在海外各地的华人社会，包括美国，欧洲，乃至非洲，这些都属于第二种意义世界。在有和中国既无血缘有无婚姻关系的，因为和文化结缘，和中国文化结缘，很多的外籍人士也参加这个文化认同的塑造。这才是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文化认同，向世界所散布的文化信息。这是一个主动的自觉地向外学习同时强化自己的认同，即有深刻、有创造性地认同，又有向外面学习的气魄和胸襟。西化和现代化是可以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提供条件的。我从事的工作，也就是儒学所进一步发展的工作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所进行的。我们就以儒学的创新为例，儒家传统从曲阜地方文化，山东地方文化变成中原的文化，从中原的文化变成东亚的文化，从东亚的文化面向世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自我创新，加强自我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开放的心迹吸收各种不同的资源。早期道家的，墨家的，以后是法家的，阴阳家的，经过佛教文化的洗礼，从这个元代开始，伊斯兰教进入中国文化，从明代开始基督教的文明进入中国文化，从三教到五教，不仅是儒释道还加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个都是重要的精神资源。儒家主动自觉的经过一个西化过程有很大的错觉，认为儒家所代表的是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对外是有排斥性的，这个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和儒学能不能有创新现代儒学发展的趋势大不相同。日本一位学者杜边浩，他提出一个观点针对日本的儒学，说明治维新以后真正能够向西方学习而且把西方的精华带到日本，大半都是第一流的儒者。正因为它是第一流的儒者所以它可以以开放的心情把其他的资源引进。中国的情况也许不是完全相同，也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譬如，康有为是保皇党但他非常欣赏那些美国的民主，对华盛顿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没有自己的私心不愿意做皇帝，是发展的三代惨荡之风。梁启超所讨论这个民主共和观念。以之间毕带着感情把西方最重要的价值带进来，很多我们今天所用的名词，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很多名词和梁启超通过日文他的翻译成中文有很大的关系。谭嗣同他所讨论的人学，也就是如何把儒家仁爱的人的观念和西方很多杰出的价值配合起来。象张金曼所在五四时代第一代人儒家，新儒家的学者是突出宪法主义。他是国民党时代宪法国家的宪法制作的过程中起的最主要的作用，主动地，自觉地向西方学习，西化使得儒家的传统文化能够更丰富。到了49以后，多半在台湾和香港活动的一些思想家，比如方东敏，他的科学哲学人生基本上是从希腊的哲学，还不仅是当代西方的精神，希腊的哲学带进资源来重新对儒学进行诠释。藤金义为先生讲的人文精神之重建是以这个德国的理想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思想来各异，来充实儒家传统里面一些基本价值。毛中山先生，他是我的老师他的努力就是研究康德，怎么样把康德的哲学作为儒家思想进行全面的理解和重建的重要的西方资源。徐富宽先生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儒家，怎么是通过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来发展儒家传统。以为这个原因，所以现在在政治上面所说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的儒家多多少少都有密切的关系。我的一位同事也是现在在美国社会学方面的比较建树的学者。我跟他有很相同的地方。他说在经济方面，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特别突出分配的公平，分配的合理性，但是在政治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我要突出人权，突出自由，但在文化上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因为我要承继我自己的文化传统，他所谓的文化传统，是犹太文化，他是重要的犹太思想家。我所要承继的传统是儒家文化。所以我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政治的自由主义，和经济的社会主义，还可以有其他不同排列组合。那么这样说来如何把西方的这些价值能够和儒学能够进行结合。这些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结合使得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也不仅如此也有儒学和马克思的思想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如何配合，如何结合。现在我们觉得最好的例子之一，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先生，冯际先生的自会说，特别突出化理论为方法和化德性为方法。如果用最简单的描述，就是怎么样把儒家传统里面的修身哲学和个人心性如何发展，如何完成人格，如何完成自己的道德理想一些价值和马克思实践哲学配合起来。他发展出一套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念。这套理念中间有非常深刻的儒家价值，同时他也通过马克思的实践主义的价值对儒家传统进行了一些新的一些改造。其实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文革时候基本上都摧毁了。文革以后再80年代开始重新在塑造他这个传统，重新回忆，重新撰写。1980年第一次在上海通过北京师范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和他进行了对话。以后和他联系。我最具的遗憾的是1989年我邀请他到夏威夷参加东西哲学家的学术会议，他也同意了，而且也准备成行了，因为特殊的原因，他没有能够来。后来我再回来看过他两次。在80岁的时候突然过世了。可是他的努力，把马克思的思想和传统中国的哲学特别儒家的思想配合起来，这个工作，我想将来在学术界越来越会认可他的贡献。象张代言先生，也是北大教授，从唯物论来了解儒家的传统，他有他一定的贡献，这晚年的工作基本上建立儒家的价值观，他从来没有放弃它他是一个唯物论者。有很多地方，我和他之间的沟通，在有些地方不能完全达成协议，可是他在对价值观的这个方面非常突出的见解，他反正发表任何一篇论文，对我讲起来都是很有启发的。另外象汤一届先生也是希望从中国的诠释的传统，中国解释学的传统能和西方的现代文明能够进行结合，他当然他的重点不一定就是儒家，也许是道家，也许是未经玄学。所以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我刚刚讲过西方的核心价值我们必须学习，如果儒家没有经过西化的过程也不可能成为现代文明中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潮流。但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儒家自己内部的核心价值，像仁义礼智信五常一般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价值，这是亚洲价值。我认为这不仅是中国的价值，亚洲的价值，也是朴实的价值。朴实的价值根源于中国，根源于亚洲，不能说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理性这是朴实价值，而仁义礼智信是亚洲价值，地方价值。这都是普世价值，来自不同的根源，可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因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和地方价值在最近160年来，甚至最近两三百年来大半是来自西方。西方的历史学的理论，哲学的理论，民主的理论，现代化的理论，科学理论，各方面都变成普世化。大半的地方的知识和普世意义都来自西方但这不是表示一定如此。面向21世纪很明显有一些地方知识而有普世价值来自非西方。对儒学能努力进一步发展，也就是希望山东的地方知识，中国的地方知识，东亚的地方知识也有普世的价值。这个是应该可以互相配合的。我早上也提到在公元2001年联合国规定为，就是联合国的大会决定是文明对话年，在文明对话年的时候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来讨论文明对话的核心价值。这个中间就通过各种不同的核心价值，西方的核心价值，中国的核心价值，伊斯兰的核心价值，印度的核心价值，佛教的核心价值各种不同的核心价值经过对话，经过碰撞来突出普世价值的肯定性。我早上也提到两个儒家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素道和“己欲利，已欲己人达而达人”的人道，大家认为是建构普世价值的基础。当然在基督教，在佛教。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伊斯兰教公益和多很多的价值都可以在这个背景下面发挥积极的作用。1948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不过三年德国的哲学家亚斯博士就提出了轴心文明的理念。所谓轴心文明就是公元前6世纪到1000年，在世界各地方出现的几个大的文明，在南亚就是印度教和佛教，在中国就是儒家和道家，然后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再有是在中东犹太哲学，犹太的宗教传统，后来发展成基督教的传统和伊斯兰教的传统。这几大的文明经过了一两千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的中期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还是非常大。当时他提出来有四个对人类文明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苏格拉迪代表希腊哲学，然后释迦摩尼，孔子和耶稣。当然我们现在的参照系还要扩大。我想默罕默德也要算其中之一，我们很多中国的学者认为老子庄子这些都是重要的塑造人类文明的大思想家。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分开，讲我们现在我们所碰到的困境，如果把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分开来考虑，庞布先生谈过很多了，就在我们的文化传统的积淀之中我们整个文化中国的知识界，这个文化传统之间的积淀，西方的价值，经过西化经过现代化引进的西方价值那个积淀的比较厚，不一定最深刻，但是比较厚。传统的价值，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儒家传统的价值是比较薄。如果讲得比较悲观一点呢，就是遥远的回想。他还潜存着，做的时候还受我们的影响，但主动自觉地我们没有一套语言，国际性的语言来证成说明这套价值不仅是中国的，不仅是亚洲的，也是世界的。很多人说这是失郁，那个语言被丢掉了，得了失郁症。这个文化传统中间的传统文化资源太薄弱，和西方现当前的思想家包括对西方批评最激烈的，比如说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各种不同的思想家，我接触的很多。这个情况正好相反。西方的思想家和一般的教授，不管它他是怎么样的反对西方，他这个文化积淀中间，从希腊，从博拉图、亚历士多德中世纪一直到现代，那之中的资源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几乎不会找到一个像样的思想家对重要的创建西方文明的人物一无所知，不可能。那我们现代的情况，包括要向西方进行文明对话，我们在我们身影里面的积淀，这个传统文化的资源太薄了。怎么能够开发这些传统文化的资源，建立一些基础的教育，使得这些价值成为我们进行对话的资源，这是非常严峻的，但是非常困难的课程。这需要有一个是横向的对话，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大家互相勉励，要把传统文化的资源丰富我们现在的文化传统。这工作是非常艰巨的，我们叫百年树人，十年树木，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可能有一些新的苗头。除了这以外，还要进行一种纵向的对话。所谓纵向的对话，就是指和古人作朋友，能不能上有千古。所有西方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人和日本现代所流行的叫做会读，都了解。所谓会读大家在一起读书，通过会读对于西方重要的文明逐渐进入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美国，比如说，从小学的时候甚至在幼儿园对基督教的圣经，圣经的故事也罢，圣经的理念也罢，耶稣的生活也罢逐渐逐渐的进入他的生命之中。我相信我们对于耶稣基督他的出世，他的上十字架，这两个形象，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很少人对孔子的“事无忧而至，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三个过程有什么理解深刻反思的问题。怎么样和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当然杜甫，李白，欧阳修，苏东坡，或者司马光，司马迁这些人物做朋友怎么能够可能？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考虑的课题。
　　启蒙的价值，像自由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儒家传统里面突出的关于公益，义的价值也同样重要，怎么样自由的理念和公益的理念能够进行对话。理性是突出的价值但怎么样让理性和同情和慈悲和恻隐之情和义情怎么才能配合。人权，权力的观念，right很重要是哲学的观念，法制的观念很重要但是礼仪，文明礼貌的观念。那么我们了解很多非常重要的美好的观念，美好的价值，他有矛盾冲突，比如自由和平等有冲突。自由扩大了以后不平等的前景就出现了，强迫要大家平等，自由度不够生产力就调动不起来，社会的活力就调动不起来。我们需要有效益，如果我们效益太注重了，那么社会的整合就会受到刺激，我们太注重社会的和谐，效益就不一定能够出现。还有各种不同的价值，好的和坏的是纠缠一起，也就说传统文化他的阴暗面和他光明的一面常常纠缠在一起。有些最好的价值，如果落实到现实的权力关系网络之中，也可以体现出非常凶狠的一面。上帝的观念就可能被十字军东征所代表的一种强制的，掠夺的精神所代替。任何好的价值都可能被污染，我们怎么样子能保持我们的清醒，通过一种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来进行对传统资源的开放。儒家传统，特别是体现一种涵盖性的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早上也提到了，他这四个侧面，就是自我、社会、自然和天道配合起来成为一种比较宽广的人文。怎么样是个人的身形灵神，就是身体，如果古代汉语所谓的身体较体质于身，叫体质，叫身体，真知、灵觉和神灵由个人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自我。那身和心配合的问题，个人的人格发展和整合的问题。个人和社会如何能够进行健康的互动，而社会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包括，家庭，族群乃至国家，人类的全体逐渐向外扩展。如何使得人类和自然能够保持持久的和谐，如何使得人性和天道能够相辅相成。所以在《易经》上面有非常突出的观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是坤，君子如何能够厚德载物”。这些观念事实上不仅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它是一个人类宇宙，天人合一，人类宇宙的观点能够开发出一种新的宇宙认同，而且也是新的人生观，能够打破由西方启蒙所带来的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强烈的人类工具理解，或者有宰制性的个人主义。今天早上我也提到了。儒家传统里面所和而不同的观念，和求同存异的观念，大同的观念，不一定用日本人所说的大和。大同和大和是可以配合起来的，这些观念，现在看起来不仅是在中国，在东亚，乃至在世界都觉得这些价值他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它可以有新的说服力和新的创造力。所以有些学者觉得非常兴奋，就说是21世纪应该是太平洋的世纪，不是大西洋的世纪，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21世纪是东亚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觉得大家有所警觉，最好加以严厉的批判，为什么不健康呢，因为它是不符合中国文化进程。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宰制性的文化。他确实和而不同，以开放的心灵行各种不同的价值学习，才能使他康壮起来。我们因为有一种非常狭隘的自大的观点，即使在清代，在康熙，乾隆，雍正的盛世结果因为对西方的新的价值体认不够，结果造成那么大的混乱，受到那么大的苦难，当然我们不应该再重新来提倡这种观点。我觉得我们至少要超越2134的思考模式。什么叫2134呢？就在冷战以前，认为这个世界上是分成两大阵容，社会主义的阵容和资本主义的阵容，这个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没有人在谈这个问题。但是有些人说资本主义彻底胜利，我觉得也很难说。资本主义如果说，美国的资本主义，因为早期他接受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他的资本主义的生命才会发展下去，如果美国早期走的资本主义没有经过罗斯福的新政，把这个社会福利和减少因为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矛盾冲突那些措施，不加进改，美国也很难有继续去发展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象中国，象越南还有北朝鲜和俄国、东欧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资本主义本身是不是要经过不同的转换和自我的创新才能发展，所以那个模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极分化的模式几经基本上过去了。另外呢，就是说，超级大国的模式，这个所谓超级大国的模式是一枝独秀的，美国人单项主义，各方面都体现了，现在只有一种模式。这个局面的也很快会过去。不可能任何一个国家再强再有势力能够以宰制的心态对付世界，不可能，因为现在的多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所也在国内有一批学者提倡叫做三足鼎立，最好的情况就是以欧盟，北美和东亚，东亚以中国为主，也许和日本合作，就是三级鼎立。有一个学者说，你看两级的分化和以及都不太稳定，如果三极就像中国的鼎，那就稳了。后来又有一位学者说，我有一个建议最好是四极，因为桌子更稳。说到除了你这个东亚、欧盟和北美以外还有印度分这样四极。我的感觉这样，俄罗斯就等你们发展，它不再起来，俄罗斯有油，现在油价在上彪，俄罗斯有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要经过非常困难的改革过程，出现了很多问题。可是因为他有油，只要世界的油价增加一块钱，一桶油增加一块钱，俄罗斯就有540亿美元的收入。而现在增加5，增加10，增加非常快，俄罗斯起来我相信指日可待。他又非常丰富的文学传统，非常丰富的哲学传统，非常健康而有非常有影响力的知识传统，你以为他就拿时机发展而不努力。拉美，拉丁美洲，以西班牙语系为主的拉丁美洲。现在美国，一般说来英文是强势，世界将来就是英文宰制，但美国现在担心呢，加利佛尼亚州市美国最大的州，也是最富的州，再过十几二十年呢，西班牙语是第一语言，英文是第二语言。那么美国再往前发展的时候，从人种来看大概50年以后，大概少数民族就是西班牙亚裔加起来可能比美国的白人人数要多。那么这个情况的改变使得美国基本上有所变化。另外除了拉丁美洲以外，伊斯兰的世界后者澳洲甚至非洲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都可能要发展。所以应该跳出两元的分化，一枝独秀，三足鼎立，四极。要以多元开放的参照系能够扩大。从五四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总是向富强来寻找智慧，反之比我们富比我们强的国家都可以给我们提供资源，以前是西欧，美国再加上日本。比我们贫穷，比我们落后这些世界，我们不闻不问。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说经济上面有所发展，在政治制度上有所开放。那要传达的文化信息，不能够只以富强作为唯一的标准，应该把参照系扩大。我的结论是这样，我们也要重视非西方的非东亚的文明，比如说我们应该重视印度文明，为什么要重视印度文明，有三个理由：印度呢是五十年的民主国，因为它是一个民主，所以它有它一些特色，特别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参照，印度有两亿中产阶级，因有两亿中产阶级，所以他的经济在过去十五年，每年是以百分之六的成长在发展，那么，从软件来看，象Bangalore的软件成为世界软件中心，世界的硅谷就是在印度的Bangalore
    再来，因为它有两亿的中产阶级，中间有几千万是能够运用纯粹的英文，因为他讲的英文我们不一定听得懂，但是它是用纯熟的英文，是完全国际化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印度所走的这条路，是对他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强烈的尊重，而且认为文化的成绩传统文化的成绩是他们的终极关怀。甘地的现象大家都熟悉，即使尼和卢他非常西化，但尼和卢说过“假如印度的精神文明和西方文明有冲突的话，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绝对是认同我们印度的精神文明。”因为这个原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知道，印度的音乐，他的舞蹈，他的艺术，他的哲学，文化根是非常非常深的。最近我到印度，到印度去过好几次，最近去一次一个关于人类的文明对话的讨论会，他的能源部部长邀请了印度的音乐家演出，演出的音乐家，如果用日本的话来讲是国家才是国宝，演奏的音乐家呢演奏完呢坐的是首席，其他的部长，其他的外交官，其他的大使，都坐在下面，你想想看，对艺术家的尊重，或者是对文学家对音乐家对舞蹈家的尊重，可以体现它的文明的传达的很简单的信息，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核心价值，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一个朴素价值，朴就是我们的地方价值，我们要以不亢不卑的心态把我们的这一些核心价值和世界其他地方来分享，同时呢各种不同的其他的核心价值的声音，在我们的心态中在我们的文化中间起积极的作用，丰富我们对人类文明的理解，这中间就需要对话，所以文明对话已经成为我们要认识的文化，务必要认识的世界。我们要尊重各种不同的文明，更重要的尊重自己文明中的少数民族的文明，因为有五十六个少数民族，我们对我们这些民族所体现的文明价值，我们了解了多少，另外，因为尊重，我们才能够把它当作我们的参照，进入我们的领域之中，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参照，我们才能进行相互学习，在这个心态下，不走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走虚无主义，一方面不朝外不媚外，另一方面对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有充分的体认充分的认可，但是这个主体性是开放的也是在很多地方在继续不断地通过自我批判的能力使它能够壮大，使它能够丰富。谢谢！
    主持人：刚才呢杜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讲演，我们又一次呢进入仅有的大学的精彩。时间还有十分钟，把这十分钟的时间呢留给在座的各位教师和同学呢接力，下面呢可以提问。
    杜维明：我有一个要求啊，就是可以大家尽快提，最后给我三分钟时间，这样的话我可以对大家对我的看法……
    提问：关于文明对话的基础是什么。还有这个问题，你刚才在讲演之中提到儒家文化。那么你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就仅仅是儒家文化吗？或者中华民族文化就是一个完整的版图。怎么去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呢？
    主持人：下面请杜教授回答以下这个问题。
    杜维明：当然我不能一一回答，最后我想要很明确地说，我从来没有认为中国的文化就是儒家的文化。这是非常大的偏见。我认为中国文化的资源非常丰富，除了儒家文化以外还有很多的道家，佛教各方面的文化，同时民间的文化非常丰富。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文化的观念，不管怎么扩大，也无法完全包括儒家传统。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越来越小，但文化全球化多元多样，所以各种不同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厉害，所以全球化并不是导致一种生命共同体的出现，全球化也是导致各个不同层次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非常困难，正因为这种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对话成为必要，象我的同事是讲文明冲突，但他的中文版也很明确。正因为忧虑文明冲突，所以要特别要强调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为什么文明对话的重要性是那么的严重，就是亚斯博士他那是他提出的轴心文明，那个各大的文明之间呢没有真正的互动交流，但是进入第二种轴心文明，就是所有的文明都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各种不同的交流，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要继承传统，继承不是就为了继承而继承，不是为了对我们祖先的崇拜，是要从他们那边吸取一种智慧。这个智慧使得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繁荣长远继续的发展下去。所以从这方面看起来，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从儒学的角度来看这中间有复杂的关系大小传统在有些的地方不很符合中国的情况。儒家的传统如果不能再人人利用之间，在民间发挥它的作用，只是在学院，只是在精英方面，那儒家传统基本上是被僵化了，被职业化了。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在198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住了一年，那时候问过自己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儒家的传统在中国有没有发展的前景，第二问题就是在中国有没有相对独立的有群体性，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我当时在中国有三个四个月的时间我的回答都是正确的。我觉得中国确实有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考验比其他很多地方更沉重，甚至我想起曾子所为的事不可不洪义，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以重呼，后以不以远呼？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管从事79或者89以后，不仅到处都有知识分子的声音，我以为从市民社会发展到公众知识分子已经出现。意思就是说这个社会走向多元在政府有公众知识分子，在学术界，在企业，在媒体，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团体都有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的公众知识分子。这个公众知识分子不是精英的提法，是比较平实的提法。而这些对于能够开发传统的资源，能够出具伦理的智慧，能够使得精英文化和一般的普世文化能够互相配合，可以作出非常好的成绩来。因为这个原因，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正常的情况是学术界的比较严肃的学术研究，能够为知识界创造一个宽松但是有非常谨严的氛围，知识氛围，知识界的价值和理念能够影响文化界，使得文化界的品位能够提高，也就是说出了流行歌以外，对于文学欣赏，对于艺术欣赏。实际的情况，在中国出现，在世界各地也出现，就是文化界的庸俗影响到知识界的浮躁，知识界的浮躁整个干扰了学术界的工作。这两个力量是一只在互相抗衡，虽然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一个重大任务如何通过对话逐渐的把知识界的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向更宽广的文化界，包括媒体，包括电影，包括流行歌曲都可以开发出来。比如说在国内非常流行的韩国的很多电视剧，跟韩国社会里面所出现的他的知识界，因为韩国受到儒家文化可能在世界上是最突出的。韩国的1000块钱是流传最广的币值，前面就是李退西，就是韩国的主席，就是桃香书院。那么它的文化中间就有些特色。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日本文化他有很多他的特色，或者美国文化。那么这个中间都有各种不同的品位，从流行歌曲到一些非常深刻的文学艺术，最好各种不同的品位都能够带进来，而不会说就被这个商业大潮所带来的庸俗的这个文化所代替。所谓的儒家文化要经过纽约，巴黎，东京回来，这是在80年代开始的时候的感触。就是如果一个健康的文明，他假如能够一直有源头活水，一直健康的发展下去，他不能使封闭的，他要经过各种不同文明的对话和文明的考验，儒家文明如果不能和美国的文明和欧洲的文明和现在发展出来京都的文明其他的东京的文明进行对话，那在中国在北京在济南在其他地方的发展，他的这个真正的宽广的而且内容非常坚实工作比较难做，假如他有各种不同的对话已经在各种不同的文明对话中间体现它的特殊性，而他的特殊性又有普适价值，那就更健康，是通过这样一个渠道，我认为在横向各种不同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宽广的各种不同的文明的载体都可以进行对话。比如现在大家感兴趣的任何一个精神文明发展两种语言，都应该是双语的，基督教文明有它基督教文明本身的语言，但是同是应该发展一种世界公民的语言，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语言，那么同时也有一种世界公民的语言，儒家传统因为是入世的，所以他一直有强烈的入世的精神所以它有世界公民的精神，但是他如果不和其他的精神文明进行对话，它的凡俗性越来越突出，他的精神价值会被检查。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这个文明对话可以为儒家传统创造比较坚实的基础。
    主持人：杜教授呢因为一个小时的演讲，简短的回答了大家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呢，杜教授今天下午演讲的题目呢不算新，但是呢对我们的教育的体制呢作用非常大，题目不算新，因为是鸦片战争以来，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关心的主题，是中国呢如何实现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来对待西方文化，如何来对待各地的文化，主题呢走的事这个主题，但是呢杜教授呢给我们，他的观点他的态度，尤其是杜教授在演讲当中所体现的胸怀，我想是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让我们深受教育的，杜先生是儒学的代表人物，为儒学在全世界各地奔走呼号，但是我们从杜教授的演讲当中，丝毫没有看出杜教授呢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对不对？传统的呢有黑暗有继承，对世界各地的文化呢都是敞开胸怀的，各平等地对待各种文化所有的学者都加入到宗教这一文化对话当中来，我想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一个当代真正的中国学人应有的，但遗憾的是我感觉我们有一些中国学人所没有，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学习杜教授的这样一种风范这样一种博大的胸怀，这是对我来讲最受教育的地方。非常遗憾呢，今天下午的时间非常短，因为演讲只有一个小时，提问的时间也很短，现在已经超过了时间，所以呢我们只好到此结束，现在呢请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杜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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