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选之子——“琅琊王”司马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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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话来说，司马金龙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他有一个做将军的爹，还有一个做公主的妈，有这种特殊的身份加持，他顺理成章的接了老爸的班——袭爵琅琊王。对于一个天生要做“王”的男人，他的颜值自然也比较重要，只是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他的相关画像了。
拥有汉族和鲜卑族皇室贵族血统，这位不折不扣的“混血”王子，他的两任妻子，则分别是北魏武威公主钦文姬辰和西凉国皇室沮渠氏。
司马氏北奔示意图
司马金龙的成长受到了江左贵族文化和塞北鲜卑游牧文明的双重影响，可以说是东晋、北魏文化融合的天选之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公元5世纪前后，南北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位“北魏琅琊王”的墓和随葬品正是这一时代最好的缩影：既有丰富多彩、具有游牧民族生活意趣的精美器具，又有来自江南的瑰宝，规模宏大的墓室、浩浩荡荡的仪仗俑和细腻的石刻作品，尽显这位天选之子的荣耀和他传奇辉煌的一生。
从东晋到北魏 两座千年古城的交融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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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于南京博物院特展馆2楼8展厅“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展揭开帷幕。展览由南京博物院策展、主办，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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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淮河畔的南京，到雁门关外的大同，“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通过对江苏出土的东晋文物、山西出土的北魏平城时代文物的对比展示与阐释，揭示了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以及艺术风格下，两个不同民族间的碰撞和交流，再现出东亚两个重要城市平城——建康间互动的画面。
本次展览按时间脉络，通过三个篇章解读琅琊王家族及司马金龙的一生。第一章讲述琅琊王的家族，以文物营造一幅南方士族贵族的生活图卷，让帝王州、金粉地建康士族的华贵跃然眼前；第二章选取鲜卑特有的游牧民族器具，呈现塞北民族的奔放与豪迈；第三章展示司马金龙家族的光辉，通过墓中出土的精品文物，遥想琅琊王族的尊贵。
本期【带你看展览】以策展人左骏先生的策展思路为主线走进“琅琊王”的世界。
王的家族
左骏说：“我们想通过司马金龙，先讲他的‘前世’，也就是司马金龙的父亲和祖辈生活的地方，是在南方，在东晋。所以这就形成了第一章节‘王的家族’。 第一章节中，又分为士人的‘风度’和‘雅集’两个小部分，架构出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魏晋风流，当然博物馆的陈列是以文物及文物之间的组合来呈现。”
狮子模印拼砌砖画 南齐 南京博物院藏
狮子模印拼砌砖画（局部）
狮子原产于西亚和非洲，后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人民普遍认为这种袭来的猛兽具有辟邪的神性，所以用石头雕刻巨大的狮子，矗立在重要宫殿或陵墓的入口处。展出的两具狮子砖画左右对置，画面中的狮首向入口，呈现出向前迈足的动作。
张镇墓志 东晋 南京博物院藏
张镇出自著名的吴郡土著大族张氏，事迹见于《晋书》和《世说新语》。自曹魏推行薄葬与禁碑起，汉代以来树碑于地面墓前的做法逐渐转变为埋于地下，墓志由此出现。其墓志采用中原风格，无疑是受到晋室南渡带来的中原礼制的影响。这件出土的墓志代表了吴郡张氏对南渡司马政权的支持。
陶牛车 南朝 南京博物院藏
牛车，也称为“犊车”。魏晋的士人，沉浸于探究玄学以及享受慢节奏的闲适生活。他们相信老子驾牛出关的传说，坐牛车出行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牛车看起来沉着稳 健，具有一定的仪式感;它行进速度缓慢，对士人来说是 一种享受。牛车也常被士人用来比赛。模仿墓主生前座驾的陶牛车，常被放置在墓室内靠近墓门的地方，仿佛依旧随时准备载君云游。
持盾彩绘陶俑 东晋 南京博物院藏
陶俑在古代雕塑艺术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开始将泥捏的人体、动物等一起放入炉中与陶器一起烧制。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殉人制度的衰落，陶俑替代了殉人陪葬。
陶凭几 东晋 南京博物院藏
凭几是为满足人在盘坐或跪坐时双臂有所扶靠、腰部有所依托的需求而诞生的日用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抱腰式三足漆木凭几，几面呈扁圆弧形，以三个兽形或蹄形足为支撑，高20—50厘米。墓葬中通常随葬同样形态的陶质凭几。
兽面纹瓦当 东晋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陶水管 东晋 南京博物院藏
“颜綝”六面铜印 东晋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三国两晋时期，随着软体文书载体（纸、纺织品等）的普遍使用，印章的用法也从打印封泥逐渐转变为直接钤印。新型私印特别是多面印的流行，反映了当时个性解放的潮流，也表明了印章用法的改变和使用范围的扩大。这一时期出土的众多六面印，印文篆书呈现出字体竖长横短、布局上紧下松的样式。这种风格的篆书，被研究者形象地称为“悬针篆”。
西晋开始推行一种新的礼仪性佩剑制度，即所谓佩用“班剑”。真正意义上的班剑，是一种以木制作、刻饰花纹的礼仪用剑。实际上，班剑已经失去防卫用途，仅具有礼仪用途。
展出的女性头饰
展出的饰品
金刚石金指环 东晋永昌二年（322）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三国两晋南北朝唯一所见使用现代矿物学意义上贵重宝石矿料的饰物，上面镶嵌着的是一颗具有原始结晶体形态的金刚石。它在当时西域的波斯、中南半岛上的“海南诸国”都有产出，中国关于金刚石的早期记载则明确表明它们来自天竺。指环金质，呈扁圆形，素面无纹，直径2.2厘米。指环上焊接方形斗，长、宽各4毫米。镶嵌在斗内的金刚石为半个八面体，直径1.5毫米。这枚戒指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为我国目前已发现最早的钻石戒指。
铜制品 东晋 南京博物院藏
麈尾玉柄 战国 南京博物院藏
从造型结构来看，玉质兽首是战国玉带钩的构件之一。此件玉兽首出自东晋墓葬中，称得上是‘旧物利用’。它在东晋的用途，从前后设计的榫卯结构推测，应是为了更好地与其他物体连接，应该是麈尾扇的末端。东汉晚期出现一种将兽毛插入半圆形的手持小扇，做工十分精美，进入魏晋这种小扇逐渐与使用者脱俗的风格气质挂钩，成为名流雅器。
微型银鼎 东晋 南京博物总馆藏
在东汉末年的武梁祠与《宋书 ·符瑞志》曾有图文互为对应的“神鼎”，与展出的这件作品相似。这种鼎应该是用来装经过切割的云母备料，东晋名仕好神悟道，喜服丹药的证据。
铜弩机 东晋 南京博物院藏
两汉、魏晋时期盛行在逝者头部放置弩机随葬。这种从弩臂上拆卸下以后，用于陪葬的弩机已经脱离了实用器的范围。因弩机属于“兵”又主“射杀”，所以当时人们会认为弩机有辟邪的作用。
持节左天人模印砖画 南齐 南京博物院藏
该幅飞天是《羽人戏龙图》的一部分，是前室东壁大龙上方画幅最大的飞天，砖侧内面刻“左天人”编号，“天人” 应是当时的称谓。天人左手持带幡节杖，右手姿势如持说法手印，褒衣博带，周身披帛，头部巾帕随风飘舞，三枚天莲花跟随其后。画面中运用大量长线条，描绘翻飞舞动的场景，使画面整体动感十足。
《十七帖》（册页） 清 拓本
《十七帖》（册页）局部
《十七帖》（册页）局部
《十七帖》多为王羲之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此贴书法体势雄健，气象超迈。这套册页不仅是王羲之最著名的草书作品，也是难得一见的草书精品，被书法界称为“今草极则”。
《佛说卅七品经》经卷 东晋十六国 南京博物院藏
纵24.5厘米，横205厘米
《佛说卅七品经》经卷
该经卷是5世纪上半叶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写本，卷轴装。所书文字捺笔很重，隶意很浓，承汉简之遗韵，处于隶书、楷书的过渡阶段。根据近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遗书调查，世存《佛说卅七品经》仅此一份。
谈到本次展展出的这批作品时，左骏表示：“本次展览我们展出了院藏的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写本，这完全是当时人的手迹，之前这这些作品都从来没有展出过。关于当时的书法，我觉得要分两个层次讨论。像漆画上的书法，不可能写草书、行书，古人在做比较庄重的东西，比如墓志时，一定用的是当时通行的、大家都认识的字迹，而不是像王羲之这样个性化的字。像屏风上的书法，字体结构比较规矩的，显然就是通行的正体字，从其中不易分辨南北的特点。”
树下高士模印拼砌砖画 南齐
宽240厘米，高75厘米
顺砖长34.4厘米，宽14.5厘米，高5厘米
竖砖长34.4厘米，宽14.5厘米，高5厘米
1968年江苏丹阳胡桥宝山吴家村南齐帝陵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树下高士模印拼砌砖画 局部
“树下高士”所表现的内容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大型模印拼砌砖画的一部分。画面人物按自带榜题分别是魏晋时期的三位高士王戎、山司徒（山涛）、阮咸，以及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图中描绘他们各自休憩于林间树下，或拥琴而抚，或怀奏阮咸，或凝神思考的隐逸生活场景。由于这幅砖画位于丹阳吴家村南齐帝陵后室的东壁上，墓葬年代较南京西善桥大墓为晚，故而画面中榜题与人物对应出现了偏差。
王的时代
“第二章讲‘王的时代’，也就是司马金龙的鲜卑文化的时代。司马金龙的父亲奔北，娶了鲜卑公主，生下了混血的司马金龙。所以他一直生活在北魏，位居高官，受到北魏上层鲜卑族的信任。”到这这个部分，策展人左骏先生这样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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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陶镇墓兽
彩绘陶镇墓兽（人面）
北魏平城地区的镇墓兽是太武帝统一河西地区后，受新兴的丧葬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人面镇墓兽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象征人、兽二者结合的神物。它们一般被放置在墓门附近，用于镇守墓室。
彩绘陶畜生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大同地区发现了大量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陶畜生作品。如猪的鬃毛高耸，獠牙外露造型与圈养猪大不相同，这应该反映的是鲜卑族的狩猎生活习惯。陶狗体型均匀，大耳下垂。
游猎出行彩绘陶俑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宴乐杂耍壁画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
宴乐杂耍壁画 局部
宴乐杂耍壁画 局部
该件壁画中，圆脸的墓主头戴黑色帽子，衣服为白色交领袍。身后左右各有一名仕女，左侧跪着一个头戴白色风帽的使者，这名使者双手拢在胸前，十分虔诚。画中，帷幕的左侧立着准备出行的队伍，侍者们站成一排，健硕的马匹也被牵着，整装待发。帷幕右侧是宴乐的场景，有杂耍、乐队、表演等。壁画再现了墓主人生前出行、宴乐的场景。
彩陶伎乐陶俑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
这组作品中，三个女性乐官的动作分别为吹、弹、拨，应该对应着笛类及琴、筝等乐器。北魏定都平城后，礼乐制度有了较大发展，除墓葬中随葬的伎乐俑外，石窟寺内也有大量伎乐演奏和舞蹈形象的陶俑被发现，生动反映了平城时期乐舞生平的景象。
釉陶骆驼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骆驼走进北方普通民众的生活，骆驼的形象在北魏时期的壁画中也十分常见。骆驼成为当时饲养兴盛、使用频繁的运输工具。
童子葡萄纹鎏金银高足杯 山西博物院藏
萨珊波斯帝国（5世纪）
口径9.6厘米，足径5.4厘米，高11.5厘米
童子葡萄纹鎏金银高足杯杯体装饰题材与希腊文化酒神节风俗有关，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化传入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地区。高足杯这种器型则具有东罗马容器的特征，可见它是受来自中亚和罗马的文化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一件器具。“很多学者都对它做过研究，现在公认是四到五世纪萨珊波斯纯进口的器具。从其上采葡萄纹和欢乐饮酒的图像来分析，可能是萨珊波斯东部行省的器物。它可能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到当时北魏的首都平城。”左骏补充道。
磨花玻璃碗 萨珊波斯帝国（5世纪） 山西博物院藏
口径10.3厘米，腹径11.4厘米，高7.5厘米
“它是也是典型的萨珊波斯的玻璃器。”左骏说。磨花玻璃碗圆鼓的碗形有别于修长的罗马玻璃器。工匠在吹制出玻璃器皿冷却后，还会继续用砣具在器表琢磨出各类几何纹饰。这种复杂的二次人工磨花类似于宝石切割工艺，利用光线的折射，表现玻璃的剔透感。中国人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及“琉璃碗”、“琉璃钟”和“琉璃杯”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摩羯海水纹八曲银长杯
摩羯海水纹八曲银长杯为5世纪中叶至末叶的波斯萨珊王朝的饮酒器，产自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地区。这件酒器共有八曲口，类似海水的浪花。每曲在口沿处又各拐一小弯，旋绕成云朵形。它在5世纪北魏平城的出现证明，当时的中亚与中国之间文化、经济等交流活跃。
王的荣耀
展厅最后则展出琅琊康王司马金龙墓葬出土的主要文物。策展人表示：“第三章是‘王的荣光’，通过墓葬出土的精品来呈现北魏琅琊王司马氏的尊贵。司马金龙墓墓室保存情况尚可，但因早年被盗，里面的东西比较散乱，特别是金银器可能被盗走很多，现在主要出土物以釉陶器、石器石刻和木漆屏风的残片为主。”
列女古贤漆画屏风板及构件 北魏
1号漆画屏风板长82厘米，宽20厘米，厚2.5厘米
2号漆画屏风板长82厘米，宽20厘米，厚2.5厘米
边框构件残长42厘米，宽6.5厘米，厚4厘米
1965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1—2号漆画屏风板）
大同市博物馆藏（边框构件）
列女古贤漆画屏风板及构件 （局部）
列女古贤漆画屏风板及构件 （局部）
列女古贤漆画屏风板及构件 （局部）
策展人左骏这样介绍这件作品：“漆木屏风，绘画风格与传说的顾恺之线条如‘春蚕吐丝，绵绵不绝’的风格很像，应该是参考了类似于顾恺之的粉本，体现了当时时代流行的风貌。虽然对于这件漆木屏风争议很大，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南方来的粉本，在北方制作，也有一些觉得就是这件屏风板的主体就是从南方带过来的，上面一些零星的构建是因为使用中的残损在北方配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主体画作上的人物汉服装束与司马金龙生活的鲜卑的太和年间的服饰是不同的。其他的生活俑多穿鲜卑服，但屏风上绝大部分人都是褒衣博带的汉服，其中有很多故事可以解读了。 ”
青瓷唾壶
这件青瓷唾壶口部有较多残损，表面它曾经被使用。尺寸规格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体量最大的青瓷唾壶制品，显示了其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左骏表示：“这件青瓷唾壶明显是南方传去的器物，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件唾壶可能是司马楚之（司马金龙之父）从南方带到北方的。因为这件器物等级比较高，质地好，而且壶口有陈旧性损伤，说明它是一件实用器，而不是为了随葬购置的，它应该有使用与流传的过程。”
元显儁墓志 北魏 南京博物院藏
“元显儁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石灰石质，通高35厘米。上面为志盖，用阴线刻满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的龟甲纹样，龟甲中央阴刻正书“魏故处士元君墓志”八个字，下面镌刻着正文。
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4月14日。本次展览通过对琅琊王司马金龙为线索的相关文物的展示，让观众近距离了解到“琅琊王”的一生及民族文化融合的早期历史，在复杂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背景下，理出一条清晰而明确的线索。
（参考文献：文博山西《司马金龙：离家一千五百年后的回乡之旅》、张丽《 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研究》、考古《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部分图片来自网络.鸣谢：部分材料由南京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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