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孔子与《易》学(3)

四、 《周易》名称的含义和由来
尽管孔子把晚年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改写《易》的工作中，以致于：“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且“韦编三绝”，但岁月无情，上天并没有给予孔子足够的时间来完美完成这项壮举。
为此，孔子多次发出哀叹道：“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
显然，在孔子再也写不动的时候，孔子对于自己的工作在不是很不满意，他觉得，目下的成果离他的预期目标还是远了一些，还未“彬彬”。
一句话，孔子认为自己所能做的工作，只能算是半拉子工程，距离“完备”、“完美”的目标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而要走完这段距离，实现其“完备”、“完美”的目标，至少还需要数年的工夫。
我们现在按孔子的初衷——弘扬德义——来审视《周易》，也就是孔子费尽晚年心血撰写的新《易》，的确还真的是不够完美，这足见孔子是一个很实诚的人，一生都没有说过虚言。
首先，上经30卦、下经34卦这种不对称的结构就令孔子很不满意，这是他认为不“彬彬”的地方之一。
其次，按现有的卦序，用上经阐释天道，用下经阐释人伦，的确还有不少牵强之处。
其三，彖语、系象、文言还不能做到每卦每爻都有，特别是文言缺口最大。
其四，对于新《易》的卦爻解说（即说卦），恐怕孔子还有许多的心得和要领要对弟子们说，因为从帛书《易》后面所记载的孔子言论来看，还不能做到每卦每爻都解释到。
尽管如此，孔子的弟子们还是认为自己老师的创举很伟大，也基本完备、比较完美了，所以，最后也还是把孔子未竟的大作命名为《周易》。
这里的“周”，取的是周全、完备、完美的意思。这就是传世本《周易》名称的含义和由来。
五、 孔子对《易》学发展的功与过
孔子完成了《春秋》之后，曾感慨道：“‘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所以预想到后世之人会以《春秋》知其品格，也会有人因为《春秋》而怪罪于他，是因为他知道，他表面上虽然使用了“曲笔”为尊者讳，但他同时也相信一定会有人识得其笔下之深意。
果然，司马迁作《史记》时便借“董生”的话“揭露”孔子的良苦用心：“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当孔子在编写后人所谓的《周易》时也曾叹道：“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易•要》）。孔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心，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帛书《易•要》）
事实上，孔子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这两千多年来，人们非但没有怀疑他当初作《周易》的动机和后果，反而随着他成为“圣人”而把《周易》奉为儒家的群经之首。
确实，如果不是孔子创作《周易》，后世几乎没有几个人能见识到《易》。因为，《易》乃是巫祝们的专用书，而巫祝们出于职业习惯，是不会把《易》传播于世的。
须知，在孔子之前，典籍、典章、诗歌等的整理和传承基本上没人去做，大体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自然状态。巫祝和史官虽然是文化人，但他们是不会去管这些事的。
巫祝只管利用他们口口相传的技术为皇家获取天机提供技术服务，并把卜筮的结果记录在案，给皇家的决策提供依据，至于这些卜筮结果的整理和传承他（她）们是不去管的。也就是说，每一次卜筮，只要结果出来并记录下来，他（她）们的工作就算完成、结束了。这就象我们现在的医生（不包括医学院的教师），他们只管看病和写医案，每一次看完病写好医案他们的事就算完了，至于医案他们是不会去整理的，整理医案那是搞医学的人的事。
史官与巫祝也差不多，他们只负责忠实地记录历史事件，同时，把事件录下来之后，他们也不会花时间去将他们记录的档案整理成书的。
所以，包括《周易》在内的五经能最终传播于世，孔子及弟子乃至后世的儒家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对于五经，不管孔子及其弟子是修也好，订也好，删、作也罢，能够有部分传承下来总比被历史长河淹没好。
因此，能使《易》以《周易》的形式流播于世，这应该是孔子于易学发展的首要功劳。
此外，在孔子之前，《易》不但掌握的人很少，其功用也非常有限，除了用于卜筮之外，几乎不再起着任何效用。而经孔子改写之后，《易》终于走出“闺阁”，为士人乃至寻常百姓所知悉、研读，特别是《易传》诞生之后，《周易》更是如虎添翼，很快成为了“三玄”之首，与《老子》、《庄子》一起，共同摧生了极具东方特色的“玄学”文化。这，则是孔子于易学发展的第二大功劳。
孔子在晚年潜心研《易》及撰写《周易》的过程中，其自身的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很大的升华。我们注意到，在孔子所作的序、彖语、系象、文言里，已不再重提“复礼”之事，甚至在所有的彖语、系象、文言只提到了两个礼字。
在《周易》里，孔子不但不再提复礼这种倒行逆施之事，而且多次呼吁人们“与时偕行”，同时还大呼“革”、“豫”、“随”、“解”等十三卦“之时义大矣哉！”此时的孔子，与“知天命”之前的孔子已经判若两人，此时的孔子才是真正地进入了圣人的修行行列。或许正因为如此，孟子才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章句下》）
认识到事物当“与时偕行”，这，应该是孔子于易学发展的第三功劳吧。虽然他的后世徒孙们一再反其道而行之，但这却丝毫诋毁不了孔子的进步及其给后人的启迪。
虽然孔子于《易学》的发展功劳巨大，但他对《易》的系象与文言却让蕴藏于《易》中的许多中华文明的重要信息差点消失于历史长河。
比如，孔子对于“龙”的解释，孔子改“浸龙”为“潜龙”、改“键”为“乾”、改“巛”为“坤”……这都几乎让远古积存下来的、记载于《易》的许多比现在科学也并不逊色的科技文明信息消逝。这，可以算是孔子于中华易学发展的无心之过吧。
关于蕴藏于古《易》中的易学文明，青竹将另文阐释，此文就先到此结束吧。
孔子看到这种状况后，觉得太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实在不该这样自生自灭地流失，于是就在工作和教学之余默默地承担起了整理、研究巫祝和史官们留下的档案及皇家的典章制度、文化遗存并将它们疏理、编撰成册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从来。所以就有了如汉朝人所说的孔子修《诗》《书》、定《礼》《乐》、序《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作《春秋》的功绩，更有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礼赞。的确，如果没有孔子带头做这种事，先秦的文明将会流失大半。（孔安国《尚书序》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
出于对各种原始档案的尊重、自身的权力所限及儒家自身的思想和职业道德约束，孔子（可能还包括他的部分学生）在整理、研究这些档案时可以删减、去重和重新编排，但不可擅自增加和篡改，故孔子说他的工作是“述而不作”，这里的“作”指的是就是不增、不改。需要注意的是，孔子作《春秋》是把当时皇家的史官忠实记录的国家私密历史档案公之于众，出于合礼的需要而使用的“曲笔”是不属于改的范畴的。
这些琐碎而繁重的工作花去了孔子大半生的时光，虽然他觉得很值得，但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同时也想自己让自己的思想更加完美。晚年的孔子在检视他大半生所努力弘扬的思想观念时，忽然发现他的思想观念似乎缺少一个“根”，即他所弘扬的仁义道德虽然上承周公，但这毕竟是源自于人，久而久之就会有人发现其中的瑕疵，于是孔子决定要利用自己的晚年时光给自己的理论体系打一个重要的补丁——寻根。孔子以其无人可比的丰富见识和锐利的眼光，最终选定了能窥测天机的《易》作为他的理论基础。
《易》是巫祝们的饭碗，孔子虽然也会，但却不会去夺巫祝们的饭碗，因为他的目的是为自己的理论体系打补丁。孔子所做的工作，是把原来并不成章法或不符合他的思想卦符及其卦名重新按照他的意图排序（“序”），然后从巫祝们历年积累的大量的占卜记录中，精心挑选出与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相近的卜辞（“彖”），先翻译成大众能理解的语言并稍加润色（“文言”），之后再把这些“新”卜辞系在每一卦、每一爻下（“系辞”），借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样每一个干巴巴、冷冰冰的卦、爻就有了活生生的象征意义（“象”），最后再每一个卦或爻配为简要的解说（“说卦”），就可以构成一个浑然一体的“易学”体系了，而这个“易学”体系则作为孔子所有思想观念的根。
《易》在孔子整理之前的确是包括了巫祝们使用的预测之术，孔子也曾利用《易》中的预测之术进行过试验，帛书《周易•要》载：“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即孔子利用《易》之预测术进行占卜，其准确率高达70％。但孔子接着说：“《易》，我复（覆）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有）仁德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就清楚表明了孔子整理并重新编撰《易》的立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他与掌握《易》之预测术的巫祝是“同途而殊归”，即巫祝是利用《易》之术来盗取天机，而孔子则是借助《易》所蕴含的道德仁义来实施教化。因此，经孔子之手整理过的《易》——《周易》自然不会再保留巫祝所用的预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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