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这多数人遗忘、少数人钦慕、一小撮人取笑的旧所谓“国学”,何以又复起于今?我白首搔短,也想不出个答案,只能说真理果然在少数人一边了。其实我初闻京城上庠里争言国学时,原想这或是一本科的教育课程,如美国大学的“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西方传统”(Western Heritage)或“西方文化传统”(Western Intellectual Heritage)等,目的是让年轻的学生,了解今之习惯、行为、思想、政治、制度、法律、文化等,是从哪儿来,又该朝哪儿去。但由寄下的网页看,却又不然。比如清华国学院成立的主题发言中,有这么一段:“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优长,凸显中国学者的历史理解、问题意识和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和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密切沟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我们期望,正是在这样的场域里,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的范围中,才能不仅谓之“预流”,而且将能够成为“主流”。
那么,国学并不是本科生课程,而是高等的研究。而且:一、研究范围:中国历史文化;二、研究者资格:中国人;三、研究方法: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四、研究目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研究成为世界学术的“主流”。
这些个讲法,横竖看都是有趣的。比如“一”,凡学术自设研究的范围,应明确、具体。葫芦瓢太大,只能做摆设。你真拿去舀水,就或举不起来,或一举瓢自己破了。故“中国历史文化”云云,似只应见于文化当局的规划书;用于学科范围的描述,乃学术的大不知体。再如“二”,凡学术,应求问题的真假,与解决的好坏。研究者的资格,也应据此而定。审国籍,问族属,未知是边防站,还是研究所。再看“三”,“突出主体性”云云,又尤不知何谓。是研究者爱中国文化,应甚于外国的?则我真想不出有什么人,在红尘十丈的今天,无棍棒于前,无缧绁于后,就甘守古学,之老靡他,——然而却不爱自己研究的文化!那是说对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都要佩服,都要信从?但我又记得老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句话,是新国学大师们不大说起的,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信念,或又本康德而来。盖康德以为,人应奉为“主体”的,乃是作为能力的“自由之思想”(freedom of mind),或“纯粹之理性”。与思想对待的物质世界,或思想之外的文化传统,都只是理性的对象而已,不是“主体”。故“突出主体性”云云,与老国学的精神,似不能两合,——也与任何学术的原则不两合。这样的词,只应见于×部大臣的训喻。至于“四”,则“主流”云云,亦不知所谓。是国人的“国学”,还比不上外国的“中国学”?那今所谓国学家们,就该自掴其嘴。起新局子,拉大旗子,不过多糟蹋人民的币而已。若云国学本身已够好,唯苦于不如洋学在世界上有势力、有霸权,那我只能说这讲话的人,该去做文化部长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了。
要之这个“国学”,似不如它标榜的那样,是学术,或研究。由寄下的其他国学家的言论看,说得阔些,这是张西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说得穷一点,又不过章太炎“国学”之工具一面的“麻砂本”(a corrupt version),即让所谓的“国学”,成为中国的文化之身份。作为七荤八素的现代人,我对西铭先生的话,素不能解,因此无话。至于后者,我则没什么不高兴的,——尽管我个人焦心的,是如何给自己先弄个“人的身份”。有人愿关心我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那自然也好。“庖人羞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是国学里原有的。“七不堪”“二不可”地使性子,乃小儒的脾气。“自荐鸾刀”,不拒腥膻,方见通儒之为通儒。但我所不解的是,“国学”既名“国”学,就该着眼于“国”:想中国文化的真问题,谋问题的真解决。倘对待心太盛,眼睛紧瞅着外头,一心念念于“自己”“优长”“挺立”“确立地位”“世界性”“预流”“主流”,即一味专注于彼我之不同,必欲以“主体”示异于人,那么国学对外面的文化,就终少不了有意的反抗,无意的迎合,与欣然的认同。这种“场域”中生长的国学,杀到底来,也不过洋人“冲击”的又一场“反应”。所谓“中国文化身份”,亦不过“洋人身份”的“麻砂本”。
赐书不过三行,渎览已过四纸,“小叩大发”,一笑。至于寄下的另一网文说,今所谓国学,不过高尚其名,以博利益。比如这国学的名头,就比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的厉害。哄国家立项目,同行换帖子,富豪做门生,殊易易耳。但我于此道为隔教,未知其是,亦不知其非,就不多啰唆了。
作者:缪哲
关键字: 内容标签:国学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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