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国学热”之我见

近日，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北京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第2期“领导干部学国学”专题培训班在北京市委党校顺利结束。这次国学专题班邀请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市委党校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分别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佛教文化、审美文化、建筑文化、中医养生文化等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向北京市部分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详细的讲授，深受学员的好评。很多学员认为，“把握国学思想精髓，对于提升国学修养和领导智慧有很大的帮助”。大家纷纷表示希望能够延长培训时间，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领导干部对待国学的热情可见一斑。
　　领导干部对于国学的热情只是当前中国社会“国学热”的一个片段和缩影。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由政府、知识界和民间三重力量推动的“国学热”就已经在神州大地广泛出现并不断升温。从政府在海外成立百余所孔子学院，到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到各大媒体借助现代传媒不断推出“学术超男”和“学术超女”，国学类讲座和图书不断成为新宠，再到民间各种祭孔、读经活动的广泛开展，无不体现出国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及其对民众的广泛吸引力。
　　事实上，关于国学讨论的热潮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次讨论是在晚清。晚清时期，在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下，我国以农耕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暴露出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保守、封闭和迟钝的特征。随着清王朝在西方文化的隆隆炮火中轰然倒塌，传统文化作为传统社会的价值核心和意义支撑逐渐丧失了对传统社会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其意义和价值伴随着“亡国灭种”的威胁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一批长期深受传统文化浸淫、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国粹派人士出于对西学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忧思，提出“国学”的概念以对抗“西学”，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特征的坚守来实现“保国保种”、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时代诉求。
　　据考察，“国学”概念最早提出于20世纪初。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中就已经开始使用“国学”一词了。1905年，邓实、刘师培等人在上海创建“国学保存会”，并创办《国粹学报》。在1906年的《国学讲习记》中，邓实指出：“国学者何? 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其后，章炳麟于1906年秋在日本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并把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都纳入授课内容。对什么是国学和为什么要讲习国学，章炳麟在他主编的《民报》第七号所载《国学讲习会序》中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侍国学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可见，邓实、章炳麟等人都是从中国固有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国学的，并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支柱。所以，胡适提出的国学乃“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大体概括了国学的内涵，即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化的总称。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把晚清时期国学和西学的争论推到了极端。五四时期，蔡元培曾感叹说：“主张保持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文化没有价值。这是两个极端的主张。”按照不同的文化主张，中国社会内部分化为激进派、保守派两大派别。两大派别尽管对于国学和西学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定位各执一端，但是对于急于冲决罗网、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热血沸腾的中国人来说，激进派的文化主张似乎更有变革社会的说服力，于是整个社会基本确立了“要重建中国新文化，必须要彻底地批判和清算传统文化”的认识。虽然五四后期国学的讨论逐渐平息，然而五四时期确立的这个认识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第二次“文化热”。这次文化热的主流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思想，基本上仍以否定传统文化，崇尚西化为特征。
　　和五四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否定传统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文化热”不同，当前“国学热”主要以肯定传统文化为基本基调。“国学热”的这个特点契合了当代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的新特点，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首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等观点的提出，中国人终于打破五四以来一直在灵魂深处存在的“事事不如人”（胡适语）的文化自卑心理，找回近代以来失落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中国人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其次，是对西方社会发展的反思。西方社会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异化现象，不仅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缓和，反而愈演愈烈。为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试图从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中寻求西方社会危机的破解之道。这也更加激发了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热情。再次，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人文精神失落的矫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平等、民主、进取、创新、竞争等观念逐步取代特权意识、人身依附观念、“等靠要”观念，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也不断呈现出来，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产生和泛滥，腐败现象的滋生、信仰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等，整个社会出现了普遍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精神家园的荒漠化倾向。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对这些负面效应能起到一定的矫正作用。这也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对国学“另眼相看”。
　　由此看来，“国学热”的兴起是一件好事。它体现了中国人对百年来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文化反思以及对文化传统断裂的痛心，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存在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魅力。著名哲人黑格尔曾经说过：“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确实如此，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国家的精神家园，它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蕴含着它走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所以，今天“国学热”的再度兴起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只是少数人主观炒作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内在包含的文化诉求。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国学既包括精华也包括糟粕，对于当前国学热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必须予以理性的审视。我们固然反对简单地把“国学”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反对有些人以“国学复兴”为借口，大搞封建迷信、民间宗教、神仙方术，甚至主张“言古言”、“服古服”、“行古礼”，我们更反对“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天人合一是拯救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过分夸大传统文化普世性的东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和做法。这些都不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庸俗化和形式化。
　　当然，身处当今全球文化交融和激荡的时代，要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也要培育一种开放的文化自觉意识，从传统中汲取前行的精神动力，并结合社会实践不断地进行新创造，在了解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和其他文化之间沟通、交流、整合。只有坚持不断沟通、交流和整合，我们才能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获得对自己文化的新的理解和反思，才能充分吸收其他文化发展的先进成果，才能为自己的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才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激发出传统文化的潜在生命力和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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