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反传统情绪与双重的无知（3）

儒家也是普适价值 

　　过去一百年知识分子对西方、对传统的肤浅、扭曲理解，导致了严重后果。比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知识分子一直主张“全盘西化”。这一主张正是以上述肤浅而扭曲的认知为基础的：中国完全是专制的、不文明的，西方则是民主的、文明的。张耀杰下面一句话就是在重复这个意思： 


　　“与中国传统社会以天道天意天命天理，以及等同于天道天意天命天理的天地君亲师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为本体本位不同；西方社会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是另一种已经被全球化的人类共同体所普遍认同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 


　　这种大而化之的中西文化对比之论，在过去一百年中曾以各种形态轮流登场。我好奇的是，这个“西方社会”是谁？是意大利、法国、德国，还是英国、美国？是基督教信仰，还是后现代哲学？是法国革命，还是英格兰光荣革命？是法国启蒙运动，还是苏格兰道德哲学？是现代法西斯主义，还是英格兰的宪政传统？热衷于中西对比的人们完全不理会西方的这种丰富性、复杂性与内在冲突。 


　　而按照知识分子提供的上述对比结论，完全可以说，中国与西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种，他们的生活与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是黑暗的，西方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光明的。因此，现代中国人要想有前途，就必须弃暗投明，全盘西化。 


　　我好奇的是，一直生活在另外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中的中国人，何以会突然认同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很多人会说，西方人用几千年时间为整个世界创造了一套普适价值。既然它是普适的，中国人当然会接受。但是，假定中国人是另外一个人种，没有普遍主义的心灵，何以能够分辨西方意义上的黑暗与光明？中西对比者陷入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一套价值，如果只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生成，且只存在于现代西方，在其他地方没有任何迹象，那我敢肯定，它根本不可能是普适的。而晚清以来中国人认可并追求宪政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中国人此前必然在追求普适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中国人的精神也是普遍的，并曾在普适的制度中生存过。只不过，这些价值和制度的成熟程度，或与现代西方有所不同而已。 


　　我所做的知识上的工作，就是重建中国历史，重新发现儒家，以揭示儒家所塑造的中国人的精神与传统中国的诸多制度，实际上具有普遍性。据此可以说，现代中国人之学习西方，并非在模仿一种对自己而言全然陌生、异质的制度，而是在内生地发展自己的文明。现代中国人学习西方，乃是以他人之水，浇灌自己的大地，以加快自身文明内生演化的节奏。 


　　也就是说，我绝不反对学习西方，但我相信，现代中国的优良治理秩序之生成，惟有通过“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过程渐进地完成。作为此一过程的行动主体，中国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理当同时在两方面深思明辨：一方面，深入理解传统，尤其是儒家，因为这构成了我们起步的现实：“中体”。另一方面，深入地理解西方，以完整地理解现代优良治理秩序之生成过程及其制度架构和运转逻辑。 


　　但是，过去一百年间，台面最为活跃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这样的耐心，对现代、对西方，他们囫囵吞枣，只有一些肤浅而扭曲的常识。对西方、传统的双重无知所促成的众多文化批判，包括国民性批判，看起来慷慨激昂，听起来义正词严，实则没有任何知识与思想意义，而只有文化上的破坏作用，以及政治上的误导效果。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又规模巨大的共同体，在这里构建现代优良治理秩序，乃是一件高度复杂的事业，那么，以周人那种戒慎恐惧的心态，对中体、西学深思熟虑，就是惟一正当的态度。秉此心态，人们或会以温情与敬意面对传统，也会对西方复杂的价值和制度进行理性辨析，而作出明智抉择。如此会通中西，中国文明才有可能走上自新之路。 


      （来源： 经济观察报，201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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