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国学：中国学术文化的家园（1）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由此引发的关于“国学”的讨论至今不衰。民国初年，研究“国学”、“整理国故”曾经风行一时。上世纪90年代，亦有少数学者呼吁研究和复兴国学，但历时未久，影响有限。近年的“国学热”却具有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其意义与上世纪局限于学术范围的“国学”活动颇有不同，需要加以切实的反思。 


    一 


    在中国古代，“国学”这一名称本指国家的一种高级教育机构，如《周礼·春官·乐师》曰：“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学小舞。”今人所用之“国学”概念，起于清末民初，乃对西学而言，其所指实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统称。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国学’在我们的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又：“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见刘梦溪主编，第703、704页）当时所谓“国学”与“国故学”，其所指内容大体相同，为中国传统学术、历史文化之总称。 


    民初学者提出“国学”和“国故学”，虽包含抗衡西学之意，但其所采之研究模式和方法，却反倒是奉西学为圭臬。当时学者对“国学”和“国故学”这一概念的含混和模糊性颇感不满，他们采取现代西方学术的学科分类，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整理和研究，构成了当时学者研究“国学”、“整理国故”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进路，并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西方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分科化研究的开端。（参见卢毅）循此以进，经历近百年的过程，一个以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为模式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的现代转型已近乎完成。 


    那么，时下兴起的“国学热”，学界之重提“国学”，其意义究竟何在？ 


    西方现代学术是一种分科之学，其根本的指向是理论、知识、信息、技术的生产与传播。上世纪初以来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实亦表现为一个逐渐走向西方之分科化、知识化和学院化的过程。这一转型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使中国学术有可能在现代层面和语境中达成与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当然，经由这种分科化和知识化转型的中国学术，其内容和对象仍可与传统学术或“国学”相重叠。比如，在我们今天的学科体系中，关于历史上的所谓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艺术、中国音乐、中国宗教学、中国政治学等等，皆未出前述“国学”或“国故学”的范围。但是，由于这一新的分科化所遵循的分类原则、思想框架、解释模式及其精神指向大体是由外铄而来，非本之中国传统学术自身，因而，这一转型同时亦使中国学术发生了性质上的嬗变。清末民初学者皆熏陶浸润于传统而成，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已陶铸为其内在的学养和人格，故其依西方模式之分科研究，洵不失中国传统学术之个性。但在近百年以后的今天，中国传统学术大体上已演变成为学院专家所操弄的知识和专业，因而，“国学”所包括的对象和材料虽俱在，然其作为中国学术文化之精神的独特性内涵，却已隐而不彰。 


    应该看到，近年兴起的“国学热”，与上一世纪学者所提倡的“国学”，其文化和学术背景已有很大的不同。民初学者之提倡“国学”，乃激于西学之霸权与挑战而起。上世纪90年代，一批学者呼吁研究和复兴国学，其影响所及实仅限于少数学院学者之间。总的来说，上世纪学者所倡“国学”，其性质既不出“挑战－回应”模式，其范围亦限于学院学术领域，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一个民族的复兴有其因缘时会。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总体国力逐渐由弱转强，国人的文化意识和思潮也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带有根本意义的转变。近年来，我国民间传统学术和自由讲学之风悄然兴起，各种民间的传统学术组织、活动普遍兴起并日趋活跃。这种民间学术以其贴近民众社会生活以及自由思考、自由讲学的自由精神，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民间学术和自由讲学之风在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它在间断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再度兴起，标志着中国社会精神生活之历史记忆开始复苏，国民的民族文化之自信力、文化认同和主体意识已逐渐觉醒。 


     与此相应，中国学术亦开始寻求自身的文化个性和独特性，力求返本开新，以达成其文化主体性的现代重构。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有学者对依据西方历史经验所制订的社会科学法则的普适性意义提出质疑，强调中国古史的研究已足以从它本身来拟定新的社会科学法则。（参见张光直）世纪之交兴起的各人文学科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之风，亦大大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方法论自觉。近年有关史学方法、儒学宗教性、中国哲学合法性等问题的讨论，亦表现了这一点。强调中国学术思想研究应形成其自身特有的表述、研究、诠释方式，已成为中国学术界一个强势的声音。 
最近的“国学热”，即应此潮流而起。今人所寄望于“国学”者，正在于由之而重建中国学术文化之个性或独特性，以为中华文化之复兴奠定学术和精神的基础。 


    二 


    民初以来反对“国学”者，常以“学术无国界”为根据。此说似是而实非。凡一文化系统，皆有相应之学术为其头脑和理性的部分。文化非千人一面，必具其独特之个性，但文化又因有学术作为其理性的部分而各具自身普适性或普遍性的价值。当今世界，虽流行一“全球化”的趋势，但在文化的意义上，与此“全球化”紧密伴随的，却是一个“本土化”的潮流。盖文化之普适性与普遍性，非一抽象同质性的“同”，而是一差异互通之“通”。孔子“和而不同”之说，虽是讨论君子人格，但拿它来理解文化和学术之普适性或普遍性的意义，实最为的当。每一文化，皆有这“通”性为其内在的基础和原创性的本原。由此“通”性，其能够跨越“国界”而与其他异质的文化相沟通，并能够据此而“认出自己”。这个“认出自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认同和主体性建构；这个跨越“国界”，就是文化和学术的超越性与普遍性。这是文化和学术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已使我们面临一个强势趋“同”的生存境域。这不仅表现在物的标准化生产领域，同时亦渗透于人的存在的各个方面。年轻人要成为学院标准化专业教育（如标准化的试题、涂卡答卷、电脑判卷等）培养出的标准化专门人才，才能够较好地立足于现实社会；当代信息化的“高速公路”高速地生产流俗和时尚，亦常使人来不及形成自己具有个体意义的第一人称判断。这个“同”的境域，经常屏蔽了“我”的出场，使人的存在处于一种平面和平均化的状态。所以，人需要从这种平均化状态中抽身出来，回到自己的“家”。中国古人特别强调“知止”。何谓“知止”？《礼记·大学》曰：“《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此言鸟雀尚知以山林为家，选择合宜之处而栖“止”；比之鸟雀，人更应知道“回家”，知其所“止”。这个“知止”，就是要建立其自我的认同和存在的家园。人在这个所“止”的“家”中，不再是一个单面的、平均化了的“人”，而是处于动态人伦关系网络中心的具有整体生命意义的“自我”。这个“家”的概念，并不排拒专业、专家乃至生存的共在性，而是一个能够在不同层次上转化此共在性为自我之内涵的赋义（赋予意义和价值）基础。 


    就文化间的关系而言，今日所谓“全球化”，亦表现为一种基于西方话语霸权的文化间的趋“同”性。但与此相对，也衍生出了抵御或消解这种趋“同”性的种种方式 —— 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甚至于恐怖主义那种极端的方式。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复兴，并不与这个“全球化”的进程相矛盾，但却要求我们必须知其所止，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自我认同的赋义基础，由此而转化这“全球性”为一真正的文化敞开性。当此之时，“国学”理应承担起这个责任，成为中国文化本原性的赋义基础或“学术之家”。 


    一种文化系统必有其核心的价值理念。人所面对的世界，可以与他人的世界相关涉、相切合、相重叠而具有共在性，但亦因其内在的文化理念之根源性赋义而具有自身特殊的意义。职此之故，人虽面对一个与他人共通的世界，但这世界同时又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具有独特生存意蕴的世界。这样，人的生存世界乃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具有深度的而非平均化的，有意义和意趣的而非索然无味的。人在他的生命中内在地将这个核心的价值理念挺立起来，才能自作主宰，转世而不为世转，由此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且亦向他者敞开的世界。在中国文化中，寄托和凝聚此核心的价值理念并作为其原初赋义基础者，乃传统学术，即今所谓“国学”，而非宗教。 


    钱穆先生晚年出版有《中国学术通义》与《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两书，其对中国学术或“国学”自身独特性意义的强调和阐述，对我们理解近年兴起的“国学热”及“国学”本身的意义，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其《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钱穆，2001年，第1页）其《中国学术通义·序》亦说：“中国学术必有其独特性，亦如中国传统文化之有其独特性，两者相关，不可分割……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偏重在人文精神一面，中国学术亦然。近人率多认文史哲诸科谓是属于人文方面，其实中国学术之有关此诸科者，其内涵精神亦复有其独特性。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同上，1975年，第4页）这里的“中国学术”，亦即钱先生所谓“国学”或“中国旧学”（同上，第3-5页）。在这两段话中，钱先生拈出一个“通”字来提揭中国传统学术或“国学”之精神，并由此来展示其独特性的内涵，极精当而又颇有深义。下面，我们引申其义，以对近年“国学热”的意义作进一步的探讨。 


    按我们的理解，文化是一个活的整体，学术则是其理性的部分，故学术皆有其区分。学术既有其不同部门的区分，亦皆有其内在贯通的精神。有此“通”的精神奠基，学术乃具有其活的文化和精神生命。因此，说西方学术“重分别”，并不是说西方学术没有内在的“通”性，而是说其所重乃在于“分”。以尚“通”为中国学术之精神，亦并非说中国没有自身的学术分类，而是说其所重却在于“通”。这一点，对理解“国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起，对学术便作出了与现代大体一致的学科分类。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思想，倡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信仰的二分。这一方面使宗教信仰与政治、学术分途，成为社会和个体内在精神生活之事，构成一独立的宗教系统；另一方面，在现代西方的学院体制下，各门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界限更为严格，学术益趋于知识化和工具化。西方学术文化之原初的赋义基础和“通”的精神，由之而存诸宗教。学者以其宗教关怀、人格教养和生活体验贯注其学术的精神，见诸其学术的系统。植根于此文化价值的原初的赋义和“通”的精神，其学术之“分”乃得以整合，具有原创性的活力。而这种“通”（宗教）与“分”的各司其职，既是西方学术的“重分别”之结果，亦很典型地表现了西方学术之“重分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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