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道理
一个晚上,我和一帮朋友谈起了孔子。一个朋友说,“在山东,为了一个仁字,多少人献出了生命。为了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山东人的行为准则。在山东,这种人还特别多,从张治中、焦裕禄到孔繁森,都是。”另一个朋友说:“我们的文化里就没有个体灵魂的观念,没有一个抽象的人格。从仁字的结构上分析,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中国人个体的精神状态,必须在别人身上完成,所以不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在那个晚上,我失眠了。
我仿佛看到了孔老夫子笑盈盈地向我走来。他身后有一个巨大的“仁”字,慢慢扩展,覆盖整个天空。我不明白,他老人家一生就像被装在一个黑色的容器里,密不透风,一般人也许早窒息而亡。他为什么能从容面对呢?也许,因为在他追求“礼”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内心寻找到一个“仁”字,它是可以从内心发光的,能照亮孔子的一生,乃至照亮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
在周游列国的14个年头里,他曾和很多小人物打交道,备受凌辱,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有6个小人物给他以极大的刺激。这六个人里,第一个出场的是河南新郑一带的人——“郑人”,他对子贡形容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接着碰到“有荷蒉而过门者”,听孔子敲磬就听出了他的全部心思。后来,他遇到3个莫名其妙的怪人——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他们都对孔子大加讥笑。还有楚国那位狂放不羁的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的马车旁,孔子下车想要同他谈谈,他却赶快避开,使得孔子没办法和他说话。
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到鲁国,表面上,孔子过着优越的生活,鲁哀公和季康子经常向他询问政要大事。孔子仍然向他们讲述“礼”,然而这个“礼”已经有了一个主宰者——“仁”。
从“礼”到“仁”,孔子的思想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孔子步入社会之初,名声日隆,在于他对周代礼乐的精深造诣。随着他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他在推行“礼”的政治主张时到处碰壁,不得不进一步考虑“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这个时期,他越来越多地提到“仁”,议论“仁”与“礼”之间的关系。进入“知命”之年后,孔子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佳境。
有人作过这样一个统计,在《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次数最多,达109次;而“礼”只出现了75次,表明了孔子对仁的重视。当“仁”与“礼”发生冲突时,孔子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实现了对周礼的一个重大突破。
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在孔子身上,我分明看到了两条明晰的线条:一条是从蚩尤、少昊、舜到殷商一脉相承的东夷“仁”文化,另一条是诞生于西周、被周公之子伯禽完整带到鲁地的“礼”文化。儒家的产生是商周东西两大文化汇合的成果。从此,山东人有了精神之魂。(郝桂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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