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国学的高不成低不就(3)

国学教育应自上而下“血脉贯通”
回顾起来，早年的清华国学院，自有它相当凑巧的成功奥秘。我在最近出版的《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的弁言中曾经总结过：“而今距离那个神话般的年月，已经过去了八十余载，就连他们那些同样传为佳话的门人，也已悉归道山。不过，到这时反而看得更清了：尽管在国学院的众多门生中，同样不乏一代宗师，而且其总体学术阵容，更是令人啧啧称奇；然而，如果从格局与气象来看，仍然不能不承认：居然导师还是导师，门生还是门生。”
到底为什么会在当年老师与学生之间，造成这种像是先天形成的巨大反差？其一，恰恰因为当时的清华还未成为大学。而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位主心骨，更是干脆从未上过西式的大学，所以天然就传染不上后者的种种弊端。由此，在他们日常的教育功课中，也就隐藏着早期国学院之所以成功的奥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无意之间，他们也是沿用了最适于教育中国文化的方式，来言传身教这种文化，而这种作为楷模的力量，势必会让其弟子们终身持守，不稍懈怠。而接下来，却又有相反相成的其二，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们，却又从未故步自封过，从未把中国文化看成静态的死物。恰恰相反，他们在当时简直是无一例外，都属于最了解西学的中国学人；而一旦得到了这种世界性的框架，再回头来反观本土学术文化，眼光终究是大不一样了，于是故国传统在他们那里，就反而显得既值得坚守，又充满灵动和弹性。
一旦上述两方面的诱因加在一起，也只有等它们加在一起，才有可能催生出哪怕是短暂的成功。所以，早期清华国学院偶然享有的这个“寸劲”，就这样启示了我们：一方面，必须打下本国文化的童子功，另一方面，又必须敞开世界文化的大格局。只有当这两者真正叠加起来时，才有可能迎着当代生活的挑战，去期待新一代的、足以创造出新的规范的国学大师。
也正因如此，我最近才再三强调：理顺知识生产体系，最是我们的国脉所系。而具体落实到“国学”这个特殊方面，我们的教育体系则更需要自上而下地去达到“血脉贯通”：一方面奠定师资基础，培养大批足以为今后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打下学术功底的启蒙教师；另一方面又采取切实可行的激发手段，让国学研究摆脱这种低水平的自我重复，使之勇敢地面对当代生活和世界学术，从而让“中国性”在国学和汉学的对话中流动起来。对于前一种可能性，我们正以最大耐力在等候；而对于后一种发展，我们自当竭力和持续地推动。
无论成败利钝，我们都须先想清楚，这样才能把早期清华国学院曾经短暂但却侥幸的“寸劲”复制成文化生产上的健康常态，而所谓“四大导师”所代表的昔日辉煌，才真正是可以预期的，我们故国的本有文明，也才有可能复兴为足以跟其他伟大文明对话的、至少可以说是同样伟大的世界性文明。（作者：刘东 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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